四、 “资本”的批判：从道德、宗教到国家和法

国家在柏拉图和黑格尔那里被理解成一种最高的权威和不可违抗的实体。国家不仅是永恒的，而且如何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国家是每个公民的义务。柏拉图说：“当前我认为我们的首要任务乃是铸造出一个幸福国家的模型来，但不是支离破碎地铸造一个为了少数人幸福的国家，而是铸造一个整体的幸福国家。”^注94如何建造一个幸福国家，柏拉图有完整的方案，那就是培育全民的善，即以德治国。他认为，节制、勇敢、智慧和正义是四种能够使国家善的主要力量，而正义就是每个人在国家内做他自己分内的事。“我们说：当生意人、辅助者和护国者这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而不相互干扰时，便有了正义，从而也就使国家成为正义的国家了。”^注95正义国家是古希腊哲人的最高理想，而各尽其职、不干涉他人是实现国家正义立法的重典。除此而外，在柏拉图看来，以德治国的核心是国民对国王以及各级统治者的绝对虔诚和信任。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说：“如果一般人对统治者说谎，我们以为这就像一个病人对医生说谎，一个运动员不把身体的真实情况告诉教练，或一个水手欺骗舵手关于船只以及本人或其他水手的情况一样，是有罪的，甚至罪过更大。”^注95a保留、怀疑或自主，将是法中最大的罪和道德的恶。

柏拉图的智慧之思受到了黑格尔的极大推崇，而且后者还在现代意义上对其进行了深入阐发。黑格尔认为，现代国家的本质在于，普遍性是同特殊物的完全自由相结合的，私人福利必须回到整体目的，所以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利益必须集中于国家，“国家的力量在于它的普遍的最终目的和个人的特殊利益的统一，即个人对国家尽多少义务，同时也就享有多少权利”^注96。在他看来，市民社会应为国家做出奉献，而国家是个人、家庭和市民社会的根。

对此，《德意志意识形态》早已阐明：“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社会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可以看出过去那种轻视现实关系而只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的历史观何等荒谬。”^注97马克思、恩格斯彻底批判了西方几千年传统中把国家和统治者看作臣民的救世主的错误认识，以及市民社会依赖国家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

马克思的思想得到尼采的积极响应。尼采认为：“我们经历了那个当然被所有的脑袋瓜都称颂的学说的后果，即国家是人类的最高目标，对于一个人来说，除了为国家效劳之外，没有任何更高的义务：其中我没有认出一种向英雄时代的倒退，而是认出一种向愚蠢的倒退。”^注98尼采对国家的完全否定和他对宗教的彻底否定是出于同样的理路，即让人自身回到历史舞台的中央。从根本上说，尼采把国家作为组织化的暴力行为，“一个人为效力于国家而做的一切，皆有悖于自己的天性……”^注99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深刻、彻底的批判，也影响了尼采的现代性批判主张。尼采说：“如果钱是交换目标，那么就要考虑，在一个富有的继承人、一个打工仔、一个商人、一个学生手中的一块银币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每个人在几乎什么也不做或做很多事情来挣得它以后，将会为此而得到很少或很多——这大概就是公平。而事实上，众所周知的情况恰恰相反。在金钱大世界里，最懒惰的富人的银币比贫穷者、勤劳者的银币更能赚钱。”^注100商业的资本主义本质和价值规律成为尼采最直接的批判目标，而且在批判方式上他也有类似于马克思的凌厉风格。他说：“就其本质来看，商业具有魔鬼般的凶恶。商业就是有借有还，借的时候还暗示着：得还给我更多的东西。——任何一个商人的思想都是十分污浊的。——商业是自然的，因此是卑劣的。——所有商人中最不可耻者是这样一种商人，他说：为了比那些品德不端的傻瓜们赚更多的钱，我们要做有德性之人。对商人来说，诚实本身就是一种旨在营利的投机。——商业是邪恶的，因为它是自私的形式之一。”^注101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注102不难发现，在对资本的批判上，尼采和马克思有着惊人的一致。

以资本为起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的道德、宗教、国家和法律进行了全面批判，并指出了无产阶级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法律、道德、宗教在他们看来全都是资产阶级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注103。对于资本主义法律的偏见，尼采也表达了他的轻蔑：“红色的法官如是说：‘为什么这个罪犯杀了人？他是要抢劫。’可是我告诉你们：他的灵魂需要的是血，而不是赃物：他渴望刀的幸福！”^注104“刀的幸福”是绝望的“幸福”，即要对现存社会施以杀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