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志存高远、淡泊名利的职业境界

如前所言，无论是柏拉图创建的“学院”，还是亚里士多德的“学园”，都把发现和传播新知作为自己最高乃至唯一的追求，学者们将探究和传播新知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目的。同样，在竺可桢看来，所谓教授，并不是一个头衔、一个职称、一种待遇，也不是一种向上爬的阶梯，教授是一群“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作育后进为无上职责”^注72的人士。实用功利的东西不是科学，同样也不是高校教师教学研究的追求，但它又必然是高校教师劳动的副产品。

陈寅恪先生学贯中西、知识渊博，通晓20多种世界语言，当有人问他为何不读出一个博士学位时，他说：一旦为了读出一个学位而读书，必定会限制自己阅读的范围，影响自己饱览群书和畅快阅读。同样，主张“大学为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的英国学者纽曼，在他去世后，刻在其墓碑上的墓志铭是：“走出阴影，步向真理”，从中可见其一生对真理的执着和对学生理智培养的志向和努力。

在哈佛读书时有“哈佛三杰”之称的，除陈寅恪外，还有吴宓和汤用彤，他们也是不要博士学位，均以追求新知为根本，认为无须用“学位”来证明自己的博学，而后来都成为国内著名学者和优秀导师。^注73傅斯年先生也是如此，他一生连个硕士学位都没有拿到，但是没有人不佩服他的学问，有人把他和陈寅恪比作“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真正全副精力、心无旁骛用来读书。

科研与教学是谷超豪教授“人生方程”的横轴与纵轴。他长期为本科生开数学基础课，也开设过许多专门课程。“人言数无味，我道味无穷。良师多启发，珍本富精蕴。解题岂一法，寻思求百通。幸得桑梓教，终生为动容。”^注74这是谷超豪20年前写的一首诗，抒发了他对数学的眷恋之情，也道出了他对教书育人的热爱与执着。

被称为“真正的大学教授”的顾颉刚，为了躲避身边的人事纷争，也为了更好地读书和教书，一生流转于多所大学。到燕京大学后，他对老师胡适说：“自来燕京生活比较安定，校中固然党派甚多，但我毫无实权，且除上课外终日闭门不出，人家也打不到我的身上……这样地做下去，过了几年，我的学问一定可以打好一个基础。”^注75由此可以看出顾先生志在学问、淡泊名利的人生追求。

与这些大师淡泊名利的境界相比，在当前功利主义和拜金主义氛围的侵蚀下，部分教师守不住清贫，耐不得寂寞；对工作敷衍了事，对金钱趋之若鹜；心态浮躁，急功近利，有悖于高校教师应有的“敬”“静”的职业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