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览室的故事
2001年8月1日,星期三,晴
上午出门,继续看埃及馆。在大门口拍照时,相机时走时停,开始以为接触不良,后来发现是电池耗尽。博物馆外小街口,有家旧书店,前天在此买过书,记得兼售文具,应该有这种日本产的娇气的锂电池。一问,果然如此,但价格不菲,每节5.99英镑,两节电池,折合成人民币约160元。
这么一折腾,兴致大减,埃及及古代近东若干展厅也就匆匆走过,没再仔细阅读。下楼来,转而参观名扬天下的圆形阅览室。这座1857年便已建成并对外开放的圆形阅览室,在今天30岁以上的中国读书人中,享有极高的知名度。环状结构的四壁砌满书架,玻璃制作的巨大穹顶透着柔和而神秘的天光,在这种地方读书,确实是赏心乐事。记得晚清时,便有中文报刊对这座豪华的圆形阅览室作过专门报道。当然,中国人之熟知此阅览室,主要还不是其建筑风格的华丽,而是因马克思曾长期在此阅读、写作。
位于庭院中间的圆形阅览室
走进已经实现功能转移,成为纯粹的参观景区的圆形阅览室,四周墙壁上,依旧插满各式工具书,但真正的读者很少。除了工作人员,来往的基本上都是游客。偶有窃窃私语,但更引人注目的,还是四处爆发的闪光灯。几乎每个游览者,都会瞄几眼活动看板上“阅览室的故事”:1973年,一项新的法令,使得大英图书馆从大英博物馆里分离出来。1997年7月,大英图书馆新馆建成;1997年10月25日,圆形阅览室完成历史使命,正式关闭。1998年,主要藏书从此地运往圣·潘克拉斯(St. Pancras)站旁边的新址。
空旷的阅览室里,三分之一的地方辟为游览区,任由游人走动、拍照。在依旧摆放着书桌和椅子的阅览区外围,陈列着十四块活动看板,游客尽可悠闲地坐下来,仔细品味这座声名远扬的知识宝库。前几块看板介绍早期阅览室的形状、建造的过程及工艺、建筑师的家庭生活等,对我来说意义不大。我感兴趣的是第十、第十一两块看板。前者题为“阅览室与革命”(The Reading Room and Revolution),后者则是“小说中的阅览室”(The Reading Room in Fiction)。不止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经常在此读书,继承他事业的俄国革命家列宁、托洛茨基等也都曾在此苦读。侦探小说家柯南道尔曾驱使其笔下人物福尔摩斯到此查阅资料,而后世小说家驰骋想象,讲述福尔摩斯如何与马克思在此会面。我的英国文学知识少得可怜,不晓得是哪位小说家制造了这种超级玩笑,拿咱们的革命导师开涮。接下来的,是一段摘自小说家福斯特(Forster,1879—1970)《最漫长的旅途》(Longest Journey,1907)中的文字,此乃关于圆形阅览室的正面描写,难怪其格外受青睐。
从管理员手中接过一小牌,走进阅览区,随便找一个位子,坐下来,敲打敲打座位上新安装的电脑,再翻翻书架上的工具书,目的无非是体验前贤在此读书时的感觉。阅览区人很少,只有三两位真在读书,其余的都像我一样,不过是在做“读书科”。一番体验之后,站起身来,开始寻觅“马克思的脚印”。
大英博物馆的圆形阅览室里是否存在那广泛流传的马克思的脚印,我和妻子意见不一,一路上争论不休。妻子出于旅游的兴趣,宁信其有;我则表示怀疑——图书馆是读书的地方,需要安静(即便现在人去楼空,阅览室里,依然摆放着“安静”的提示牌),不像少林寺中练武的僧人,即便跺脚驱寒,也会因影响邻座而遭到抗议。再说,公共图书馆不同于个人书房,你可以经常在一个地方工作,但不能占位;倘若别人捷足先登,你总不好意思驱赶。还有一点,马克思固然伟大,但作为公共图书馆,其功能、责任及影响力,肯定超越个体的生命。就算是马克思的固定位子,此前有人坐,此后也有人坐,你怎么能肯定这就是他老人家踩出来的脚印?
在“阅览室与革命”看板前
轮到实地勘查,两人相视而笑—图书馆历经整修,面目一新,加上铺了地毯,“安能辨我是雄雌”?好在并非全无答案,那第十号看板间接回答了我们的疑问。上面说,当年马克思常在L、M、N、O、P行就座,因那里靠近参考书架。也就是说,马克思并非像中国人传说的那样,只在一个固定的位子读书写作。
回到客舍,取出台湾天下杂志社1993年发行的《伦敦》,发现其中也有此传说:
苦难生活中,马克思唯一的避难所是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从早上九点到夜晚七点,坐在七号卡座,写出三大册的《资本论》。(46页)
这肯定是抄大陆的说法,手头这册1982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英国》便称:
由于他在这里成年累月地攻读,竟然在坚硬的水泥地面上磨出了两个脚印。(14页)
可我记得,中学课本里早就有这种说法,到底始作俑者是谁,还有待进一步考察。有意思的是,这一传说,已经剥离其意识形态内涵,变成重要的旅游资源。想象海峡两岸的爱书人,拿着各自的旅游指南,到大英博物馆的圆形阅览室里,寻找那并不存在的“马克思的足迹”,也是一件趣事。
卡尔·马克思在伦敦的遗迹,比圆形阅览室里的“脚印”更实在也更有名的,当属其葬于其中的伦敦海格特公墓(Highgate Cemetery)。1956年,英国工人集资重建马克思墓,四米高的大理石碑,碑顶是铜铸的马克思像,墓碑中央写着:卡尔·马克思,生于1818年5月5日,卒于1883年3月14日。墓碑下方镌刻着中国人十分熟悉的名言: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我手头所有的英文、日文及中文旅游指南,全都提及这一点,可见其名气之大。不过,比起作为归宿的墓地来,我更希望能寻访到其生活与创作的旧居。伦敦中心区的建筑,不时可见蓝色圆牌,告诉游人,某某名人曾于何年居住于此,想来马克思的旧居应不难寻访。
没想到,手头几种中文旅游书,此时全都派不上用场。迈克·李普 曼(Michael Leapman)主 编 的《伦 敦》(Eyewitness Travel Guides: London, London: Dorling Kindersley Limited,2000),倒是有三处提及马克思,其中还包括马克思经常拜访的恩格斯之旧居,可就是没有说明旅居伦敦的马克思到底安身何处。还是日本人心细,石川敏男的《伦敦》(《ロンドン》,东京:昭文社,1990)106页,作为补白,介绍了四位名人旧居,其中提及马克思曾居住于迪恩(Dean)街28号的顶楼。
日文本、英文本的《伦敦》
午饭后,约上同样喜欢寻幽访古的友人Y君和A君,一起寻访马克思。顺着大英博物馆,转牛津街,第二个十字路口,左转,便是迪恩街。数着门牌,16、18、20、22,眼看胜利在望。可22号后,并没有出现预想中的28号,而是一跳便成了30号。中间是占了好几个开间的商铺,却没有门牌。来回转悠了几遍,发现商用楼背后有一小院。走进去,向几个正在劳作的青年请教,全都友好地表示“爱莫能助”。再到街对面寻找,远处有一镶在墙上的铜牌,跑过去一看,不对,那是我们不关心的另一名人旧居。很不服气,再倒回来,继续寻找,只是心里开始打鼓,怀疑起日本人的“情报”是否准确。又是那可恶的30号,28号哪里去了呢?该不会是被30号或22号吞并了吧?正抱怨着,猛抬头,哑然失笑。一直在寻找门牌号码和名人旧居的标志,没想到30号隔壁这家不见门牌的商铺,竟将马克思的名字作为商标,镶在一二楼之间的墙体上。虽然没有任何说明文字,我们还是一致判定:就是它。推开旋转门,走进去,询问柜台前的先生,得到的答复是:这确实是马克思的故居,在楼上;可现在是办公室,谢绝参观。
现为某公司办公室的马克思故居
在极为讲求“照章办事”的国度,不敢“私闯民宅”,只得退回来,站到小街对面,隔着停在街上的货车,拍照留念。这是一幢极为普通的四层小楼,下黑上白,除了一二层间的MARX,还有二三层间的ROSSINI,大概意大利歌剧作曲家罗西尼(1792—1868)也在此居住过。如果不是日本人指引,即便路过,单看这两个名字,我也不会特别在意。因为,任何一个餐馆或旅店,如果老板愿意,都可以起这么一个响亮的名字。不像在中国,不允许拿政治领袖的名号作商标。前些年,有人别出心裁,以毛泽东的字“润之”作为餐馆名,据说生意很红火,但受到了有关方面的查处。文学家的情况好些,如果有一天你在某个建筑或商品上发现鲁迅的名字,千万别大惊小怪。起码我知道,大名鼎鼎的北京“老舍茶馆”,便与小说家老舍本人的生活经历没有任何关系。
附记:
我所见到的最早介绍大英博物馆圆形阅览室的文章,当属1874年4月《中西闻见录》第21号上刊载的映堂居士《英京书籍博物院论》。文章写得很用心,材料翔实,条理清晰,至今仍可作为信史阅读—除了“桌各有一笔一砚”。现节录如下:
泰西各国京都大城,均有藏书及万物之院,以便详考者易于观览。其周备整足,以各国论之,未有过于英国之书籍博物院者。
此院也,创于乾隆二十六年,英国秉政大臣拨款数十万两,置买书籍图画,以及物产各类,专设巍峨堂所贮之,以助博物之学。嗣后尝有增益。……一堂之中,万物俱备,不特便于观览,实于格物致知之学,确有所助焉。迨因所蓄太多,而旧堂不足以藏之,乃于道光三年,另建一堂,鸠工起造,经之营之,道光二十七年工始告成。复因所藏书籍日见其多,新堂仍不敷用,又于咸丰四年,在堂之院中,筑一大厦,名曰读书堂。
气势恢宏的圆形阅览室
此堂也,高九丈有余,径十三丈。其屋顶如弓式如釜形,不覆瓦,皆嵌以玻璃。是虽既高且大,而皎洁光明,绝不幽暗。其广可容三百人在内读书。人各有一桌一椅,桌各有一笔一砚,其桌长大四尺。无论何人欲入此堂读书,均不禁止。惟向本处绅士求领凭据,开明某人姓名、住址,及公正可靠字样,送于堂之领事者,换给执照,一面注明姓名,准其入堂看书。执照用至六个月更换一次。若欲观诵某书,则有纸一小方注明某书某号,付与值堂之人,以便持取,片时即可捡来。
至所藏书籍不仅英国著作,实古今各国撰述丛集于此,总计共有一百数十万卷。每年增益者,亦不下数千卷。国史、文学、经济、杂家,无不全备,目录写本一千余卷。书最古者,则自中国唐代时英国原写本多种,至今犹存。此外历年以来各书,不惜重资,随时购买。惟英国当今各书肆刊刻之书,每种按例必将二分送院藏存,以备考查。
院中用款,每年约费洋银三十万余两,均在国帑内拨出。有总管大吏一员,专司其事。又分隶院内事务者,大小数十余员,用役者三百余人。巍巍乎洵一大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