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乃伊与大穹顶

2001年7月31日，星期二，晴

今天的安排有点失误，原以为博物馆一直开到晚上8点，故慢慢转悠。但只观览了埃及馆，便被请出。仔细看告示，方知每天闭馆时间不同，都怨自己太大意。好在一楼专门介绍建筑师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爵士的题为“探索城市”的展览依旧开放。从公元前几千年尼罗河畔埋葬某位法老的金字塔，一转而为现代人生活娱乐于其间的高楼大厦，如此错乱的时空剪辑，也算别具一格。弄不好，还有点好莱坞大片的韵味，就差浪漫爱情与夺宝奇遇了。

游客不多，满大厅五彩缤纷的木乃伊及棺木，或平躺，或站立，也有的三五成群，似乎正聚首议论着什么。以前也曾在博物馆及画册里阅读过埃及的木乃伊，却从未见识过如此集中展示的场景。面对单个展品，你会认真阅读说明文字，欣赏彩绘棺木上所画各种人、神形象，猜测其中所蕴涵的神秘故事。可一旦倒转过来，不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在阅读一具作为文物的彩绘棺木，而是孤零零的个人被光怪陆离的众多棺木所包围，你很容易超越时空，进入想象的世界。难怪好莱坞导演对此特感兴趣。1999年的卖座大片《木乃伊》没见过，刚面世的续集《木乃伊归来》倒是有幸目睹。撒哈拉大沙漠的沙子顷刻之间变成魔蝎军团，直扑银幕下的观众，以及尼罗河水在妖法的作用下直立起来，险些将探险家夫妇吞没，种种精彩特技，看得人目瞪口呆。

可我最感兴趣的，却是影片的开头部分，那场发生在大英博物馆的恶战。将博物馆设想为战场，各方为争夺有神奇魔力的古手镯而大打出手，文化/学术一转也就成了军事/政治。优雅的西方英雄最终必定消灭邪恶的东方祭司，这一大快人心的结局，其实隐含着某种民族歧视与文化霸权。批评影片只顾谴责埃及人前来抢夺木乃伊，而不追究木乃伊何以万里迢迢，来到大英博物馆，似乎是在套用萨义德的理论，过于学究化了些。但博物馆以及博物学知识并非一尘不染，同样包含价值与立场，不能保证摒除偏见——尤其是在对于“遥远而神秘的东方”的想象上。略为敏感点的中国人，在国外参观美术馆或博物馆时，常有混合着自豪与屈辱的复杂感受，很容易被激怒。将心比心，埃及人看此类影片，或者在大英博物馆里欣赏木乃伊及彩绘棺木，估计也不会只是“光荣与梦想”。

木乃伊见得多了，“死者之书”（Book of the Dead）倒是第一次认真观赏。作为坟墓里的陪葬品，这种纸莎草纸书卷，据说是帮助死者死后生活的咒语书。按照古埃及人的信仰，人死后，其灵魂必须面对阴间的法庭，冥神（Osiris）将对死者的心脏进行衡量，评估其正直程度。如检验合格，灵魂方才可能在神的国度里安静地生活。因此，衡量道义与公正的天平在“死者之书”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许多画面以此为中心展开叙述。此种阴间想象，与中国人的趣味相通。可惜手头这册《大英博物馆》里所收的“死者之书”，不是我看中的那一幅。于是拿起相机，左端右详，拍了好几张这架代表着人类永恒的梦想、现世无法实现的道义与公正的天平。画面刚好被两块玻璃分割，如何将接缝与画面上的立柱重合，最大限度地减少破坏，煞费了一番苦心。步出展厅时，发现了埃及馆的说明书，里面恰好有我相中的这幅“审判图”。在惊喜于“英雄所见略同”的同时，也为我的效果未必良好的白忙活而惋惜。

不知是像我这样将错就错，还是确实对与今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现代建筑更感兴趣，一楼“探索城市”专题展厅里人头攒动，好一派热闹景象。不必要专业修养，每一个进入大英博物馆的观众，大概都会首先注意到新建大展苑的非凡气势，因而也就记住了设计师福斯特爵士的名字。

目前的大展苑，据称是2000年12月才正式建成开放的。此前，位于庭院中间的圆形阅览室四周挤满各种附属建筑，既有碍观瞻，又不利于人流的疏散。福斯特爵士大刀阔斧地减去各种附属物，而凸显经过整修、改变功能的圆形阅读室的无限风韵，再采用以玻璃和钢材制成的网状穹顶，与四周的正式展厅连成一体。游客进入如今疏朗明亮的庭院，既可欣赏头顶经由玻璃折射而变得更加妩媚的蓝天白云，也可驻足阅读在我看来颇为复杂的展厅图示，更可以坐下来略微休憩或选购纪念品。此类“户内都市广场”，给予游客的不仅仅是活动的空间，本身便成为审美观赏的对象。玻璃屋顶与石砖廊柱之间，几乎浑然一体，所谓现代与古典之间的巨大鸿沟，被设计师巧妙地采用优哉游哉的蓝天白云化解掉，以致必须刻意追寻，方才可能由材料及空间想象的歧异，意识到此乃经过改建的古老建筑。如此尽量保持原建筑群的整体美感，与贝聿铭之在卢浮宫入口处安置一玻璃金字塔，形成古典与现代的尖锐对峙，设计思路明显不同。尽管后者现在名满天下，我还是觉得不伦不类，感觉上就像穿西装戴瓜皮帽，只能说是“别具一格”。以我浅见，不能诉诸审美直觉，而必须经由一番理论阐释才能被理解与接纳的设计，并非最佳方案。当然，这与我对博物馆建设之过多强调“当代意识”，放弃“博大渊深”而追赶理论时髦这一世界性潮流不大以为然有关系。

所谓“探索城市”，本该兼及住宅区、工业区、商业中心以及市政管理中心，可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建筑师，都更痴迷于带有纪念性的公共建筑。记得意大利学者L．贝纳沃罗（Leonardo Benevolo）在《世界城市史》（Die Geschichte der Stadt，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的最后一章中，集中讨论了当今世界该如何设计适合于人类生活的住宅区。一方面，让人诗意地栖息在这块大地上，此乃城市规划及建筑设计的根本目的；另一方面，随着城市规模的大致确定，修建纪念性或标志性大型建筑的机会越来越难得。在这方面，诺曼·福斯特爵士确实是幸运儿。展览说明书里提及其最近完成的设计，包括香港新机场，柏林的国会大厦，以及正在施工的大伦敦市政府的办公大楼。

香港新机场早已亲历，柏林的国会大厦则只能阅读模型；倒是那正在施工的造型奇异的办公大楼，因机缘凑巧，事先拜访过了。那天下午，参观过幽雅但略嫌阴森的伦敦塔，走过比伦敦塔更容易为外国游客所铭记的伦敦塔桥，来到泰晤士河对岸。原想寻找大卫·温尼的《女儿与海豚》雕像，阴错阳差，竟见识了此办公大楼工地。抬头仰望奇形怪状的大楼轮廓，感觉上既像竖着的大拇指，又像倒扣的贝壳，到底什么寓意，不清楚。只是感慨伦敦人胆子真大，让如此庞大而古怪的建筑，与古老的皇宫隔河相望。看过展览说明，方才知道，此乃日后大伦敦市的行政管理中心。依照工程设计（1998—2002），伦敦人很快就可以高高在上地俯瞰河对岸的白塔、藏宝库、女王之家以及叛徒之门。同是政治中心，如此古今对话，是延续传统，还是嘲笑历史，抑或只是激活想象以发展旅游观光？下回访英，一定不可错过这即将崛起的泰晤士河边的新景观—至于建筑学上的成败得失，则非我辈门外汉所能论列。

不过，以“旧与新”作为此次展览的四大主题之一，还是让我大长见识。城市里的历史性建筑，乃某一时段人类文化与精神的载体，必须格外珍惜；可在一个与原先设计完全不同的新环境里，这些历史性建筑往往不堪重负，与周边环境的协调更是一大难题。所谓“旧与新”的对话，包括城市规划中老城与新城的呼应、同一街区中新老建筑的协调，以及同一建筑中新老部件的配搭等。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营造一个有历史氛围与精神视野，而又适合于现代人生存的空间。对于正热心“旧城改造”的中国人来说，关注新与旧的对话，应该更是题中应有之义。

上午参观狄更斯纪念馆时，已经感觉到这种新旧城市之间的张力。曾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华语教师的老舍，其走上小说创作道路，得益于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匹克威克外传》等作品的启示。因此，刚到伦敦，我便在地图上搜索狄更斯故居。没想到得来全不费工夫，纪念馆离我寄居的小酒馆不远，步行只需十分钟。

这是一幢再普通不过的四层砖楼，门口那块很不显眼的小铜牌，提醒你此乃纪念馆。按铃，门慢慢开启，有人在过道的尽头售票。如此小小纪念馆，门票四英镑，实在不便宜。想象北京的鲁迅博物馆也将门票定为60元人民币，肯定门可罗雀。要说展馆面积、文物数量以及制作之用心等，“鲁博”明显在“狄馆”之上。至于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比起狄更斯之于英国文学，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这里有个好处，纪念馆夹在仍在使用的居民楼中，是作家的“故居”，而非后世的“仿作”。

看过地下室的酒窖和洗衣房，来到原先的厨房。这里现改为书库，收藏了众多狄更斯著作的版本，包括日译本等，可就没有汉译本，未免有点可惜。以我很不专业的眼光，从林纾的《块肉余生述》说起，不难开列大串狄更斯小说中译本。不知驻英使馆的文化官员或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做何感想，窃以为有必要“填补”这个“空白”。

书库里那些椅子、桌子等，并非全系狄更斯家旧物，其“身世”自有文字说明。那挂在墙上的牢门，据说得自狄更斯父亲因欠债而被关押处；至于朋友家的绿天鹅绒沙发，因常在狄更斯小说中作为道具出现，因此也有资格进入纪念馆。众多展品，有真有假，娓娓道来，既尊重历史，也讲述趣事。

三楼的狄更斯卧室，正举行“特别展”，这可真让我大开眼界—名人故居竟可以这么布置！卧室里摆放着当年使用的镜子，还有若干供观众乔装打扮的假发，展览的主题为“伟大的维多利亚胡须与发型的历史”。据说狄更斯很在意自己的形象，擅长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借变化发型来更新自我形象。展示过目前能找到的不同时期的狄更斯形象（包括照片与画像），接下来开始自由发挥：用大量的图像资料，包括古埃及的彩绘、亚述人的浮雕、古印度人的绘画、罗马人的塑像，以及中国人的陶瓷造像、康熙皇帝的画像等，叙述古往今来不同民族的时尚发型（尤其是胡须）。展品本身没什么稀奇，大都是从大英博物馆复制来的；可拼合在一起，产生了某种奇妙的效果。展览最后提出一个很难三言两语就打发的问题：为什么世界上绝大多数信徒认同某一类型的耶稣形象？假如修改耶稣的发型（包括胡须），你能接受吗？

出口处有一小书摊，专售有关狄更斯的书籍。其中有两种引起我的好奇，一是Charles Dickens's London， 一是 A Literary Guide to London。前者乃简略的小册子，只是图片相当精彩；后者算是“准学术著作”，分别介绍莎士比亚、狄更斯、伍尔夫、奥威尔等与伦敦的关系。将旅游与文学挂钩，其实也是一种推广文学的办法，虽然有点俗气，却很有效。希望有一天，我们也会拿着《老舍与北京》《沈从文与湘西》等读物，在京城的大街小巷或凤凰的山水之间，兴致勃勃地游荡。

附记：

《教会新报》第二卷68期（1870年1月1日）上，刊有《埃及国古陵古庙图》，同时强调中国亦多“古陵古庙”，比如浙江会稽之禹陵、河南汲县之比干墓、江南常州之吴季札墓、山东曲阜之孔墓、浙江杭州之岳坟等。《教会新报》第二卷84期（1870年4月30日）刊出《埃及国古棺图》，介绍木乃伊的制作方法，特别强调其历经千年，“尸有未毁，面犹可辨”；而此等奇迹，又是“本馆主人美国林乐知所曾目见者也”。1880年7月出版的《花图新报》第三卷，将英国喇哩王子墓、意大利庞贝人石膏模型、埃及古棺以及中国的闽省坟墓并置，更是自觉地从事文化比较。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239页称：“在第5王朝末代王乌纳斯的金字塔中第一次出现了祝福国王的咒文，即金字塔文，也有人称‘死者之书’。这种铭文以后各代也都有出现，目前发现总数已达700款以上。”此书所配之图，与我选中的并非同一幅，但最为抢眼的，仍然是那架摄人心魄的“天平”。

 

2001年12月24日的《新民晚报》上，以《蜗壳型建筑》为题，刊登新华社记者所拍即将完工的大伦敦市政府的办公大楼；第二天的台北《中国时报》上，采用同一照片，但配有较为专业的说明文字，并另外拟题《拇指屋 奇特曲面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