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雕与墓碑

2001年8月2日，星期四，小雨

上午到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借书，午睡后，按原计划出游。斜风细雨，总算尝到了所谓的“伦敦滋味”。出国前，朋友曾警告，这个季节的伦敦，阴雨连绵乃常态。携妻子行走在“寂寥的雨巷”，眼前不曾飘过“一个丁香一样地 / 结着愁怨的姑娘”，倒是被急驰而过的汽车飞溅了不少水珠。好在不是泥浆，否则，穿着“迷彩服”逛博物馆，不伦不类。

大英博物馆里，游人依旧如织，一点未受天气影响。相约今天细看中国馆，没想到，尚未进入最佳状态，就被要求离开。正纳闷为何提前关馆，却发现另一扇门可以自由进出，也就懒得与管理员理论了。事后才注意到，人家其实说得很清楚，各展厅开放时间不一，是我们自己疏漏了。转到一楼西厅，发现各展室所藏，不是埃及、亚述的雕塑，就是希腊帕特农神殿遗物，体积大且多固定在墙体上。其开放时间较长，不知道是特受观众欢迎，还是因为无失窃之虞。

埃及的雕像实在精彩，不管是高达三米的阿梅诺菲斯三世花岗岩雕像头部，还是那诱使雪莱诗兴大发的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如此精美的作品，竟然产生于公元前一千多年，如果不是学界早有定论，真的不敢相信。可埃及雕像存世数量多，且散落在世界各大博物馆，以前多有识见。这回真正让我惊叹不已的，其实是亚述人的圆雕与浮雕。

美术史家告诉我们，公元前9—前7世纪，是亚述王国最兴盛的时代，也是两河流域雕刻艺术最繁荣的时期。单凭这么一点点从书本上得来的常识，无论如何难以想象那勇武威严的石刻造像，以及刻画入微的狩猎场面。展厅的三处入口，各放置一对五六米高、十几米长的人首带翼公牛雕像，据说这些制作于公元前865—前860年的神物，原来的功用是守护王宫雄伟的门道。幽暗的灯光下，神物的眼睛半开半闭，似昏睡，又似悲悯，但其栩栩如生的翅膀，分明提醒我们，神物随时可能一怒冲天。展室静悄悄的，游客即便拍照，也都不敢追求“亲密接触”。我也不例外，妻子还没摆好姿势，我已经按下了快门。不知为什么，对于此等“来历不明”的庞然大物，我反而多了几分神秘感与敬畏心。

比人首带翼公牛雕像更广为人知的，其实是镶嵌在墙壁上的浮雕群。这些在尼姆鲁德或尼尼微的宫殿遗址发现的石刻，对于战争以及狩猎场面的精细刻画，实在令人叹为观止。不止场景宏阔，气势磅礴，人体与动植物穿插迂回，遥相呼应，看得出是有整体构思，而不是随意勾勒或偶然拼接；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形象都处于运动状态，马狂奔，人弯弓，中箭的狮子在哀鸣。如此惊心动魄的场面，一转眼又成了安详平和的会盟与歌舞。将镜头对准那极富动感、几乎拉扯成飞天图样的人兽争斗，左端详，右琢磨，就怕无法“凸显”这些神妙无比的浅浮雕。只好指挥妻子，用摄像机记录这波澜起伏的连续性画面。回家读展览说明书，方才知道不虚此行：“大英博物馆是唯一能欣赏到如此众多保存完好并按其原来顺序排列的雕刻品的去处。”这里强调“按其原来顺序排列”，在博物馆是得意，在我则多少有点感伤；因为，这里毕竟不是近东。

博物馆里，又见到那熟悉的一幕：手拿铅笔的孩子，在母亲的陪伴下，正一件件辨认着大厅里的著名展品，随后又认真地填写在小册子上。远远望去，小册子印有展品的轮廓，大概是专为孩子们的识认而设计的。去年冬天，在巴黎参观奥塞美术馆，就曾被类似的场面深深感动。就在莫奈的《睡莲》、凡·高的《欧维教堂》前，一大群五六岁的娃娃，在老师的带领下，趴在地上胡涂乱抹。教师的现场指导到底有多少实际效果，我不知道；但我敢肯定，在嬉戏中亲近大师，用童心去感受艺术，如此“启蒙”，必定事半功倍。什么时候中国的孩子们也能随意进出美术馆和博物馆，那时再来谈论“素质教育”，我觉得更为切题，也更为惬意。

步出大厅，迎面又是那尊漂亮的复活节岛石雕像。托旅游业的福，我们已经在各类书籍以及电视上，多次见识过南太平洋上这座总面积不到120平方千米的孤岛。据说，复活节岛上最为神秘的，当属那一座座大小不一的石雕像。此等石像，说不清是为了纪念部族的祖先，还是刻画天外来客；如果容我驰骋想象，我更愿意将眼前的这位，读解为胸有雄兵百万的大将军。“大将军”威严、从容、笃定，很是让我喜欢。石雕像前，有女孩在抄说明书，出于好奇，走上前询问，是不是为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小女孩嫣然一笑，说，不是，只是自己喜欢。

夜读闲书，乃夏济安编译的《名家散文选读》（香港：今日世界社，1976）。对翻译学一窍不通，之所以在茫茫书海里抓出这册“英汉对照本”，看中的，一是夏济安的译笔，二是书中有两则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Owen,1783—1859）所撰谈论英国的散文。欧文乃美国第一位享誉国际的文学家，其《见闻录》中讲述美国生活的《李伯大梦》和《睡谷野史》，晚清已有汉译本，反而是主体部分对英国风光的渲染，以前很少关注。称“英国公园的景色，最为宏伟，其壮观恐举世无出其右者”（《英国的农村生活》），这我同意；可更让我感兴趣的，却是关于朴素无饰的诗人纪念碑为何更能吸引游客的解说：

伟人和英雄的墓碑，华丽是华丽了，但只能引起他们冷淡的好奇心，或是模糊的羡慕之情；诗人的墓碑却勾起了他们一种更为亲切的情爱。他们留恋左右，就像置身于朋友和知己的墓旁；因为在作者和读者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友情。别种人物之闻名后世，完全要靠历史的媒介，而历史总是变得愈来愈模糊，愈来愈隔膜；作家和他的读者之间却永远保持着新鲜、活泼而直接的交谊。（《西敏大寺》）

 

这一个半世纪前的情景，到我来访时，依然如故。而且，我相信，随着历史的推移，游客之青睐“诗人”而疏远“英雄”，当越来越突出。只是诗人之被记忆，除了作品，还包括“传奇人生”。比如我之接触明末才女兼名妓柳如是以及英国小说家曼殊斐儿（曼斯菲尔德），最初便缘于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还有徐志摩自家再三渲染的“哭洋坟”。

我也像欧文一样，喜欢诗人朴素的墓碑，而不欣赏英雄威严的塑像，不过理由略有不同。诗人无所依傍，独自面对整个世界与人生，用庄子的话说，是“无待之学”；英雄之引领风骚，很大程度得益于其麾下的千军万马，正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还有一点，说出来很惭愧—英国文学史上的名家名作，好歹我还读过一些；对于英国史则所知甚少，因而面对无数曾经显赫一时的王公大臣，也就没有丝毫敬畏的感觉。

附记：

 

关于尼尼微城遗址，美术史及考古学著作多有描述，各种大百科全书也都设立了专门条目，有心人很容易翻检。我关心的是，中国人什么时候开始接受此等考古学知识。目前我所见到的最早资料，乃1869年9月11日出版的《教会新报》第二卷52期上的《尼尼微太阳庙图》及其说明文字：

 

东方古尔的斯丹部，即今之波斯国，昔有大城，名曰尼尼微，乃四千年前所造。其城周围一百四十四里，城上有望楼一千五百座，每楼高二十丈。城上路极宽，可以兵马车三座并行。其君即住在内。民居稠密，且多园囿。惜其地之人多恶，多行不义，事见《旧约·约拿书》二三章。城中有一大庙，名曰太阳庙，极其壮丽。四周墙壁之间，有大柱六。柱中空虚，其下燃以煤炭，烟火出于其上。至今城垣已失，所存者瓦砾而已。不谈“国王猎狮图”的壮美，也不谈众多浮雕石板的美术史意义，而专注于“大城”之变成“瓦砾”，以及“多行不义必自毙”，道德教训以及历史兴衰的感叹，明显掩盖了考古及美术知识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