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史的视角

2001年7月30日，星期一，晴

一部二十四史，尚且不知从何说起，更何况五大洲四大洋？还是由近及远，从最为熟悉的中国馆看起。

这才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不愿随大流，按图索骥，竟走到中国馆的“后门”来了。那是一道不算宽敞的走廊，正陈列着关于西藏历史及风情的图片，虽也精彩，但与原先期待的“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还是大相径庭。

终于进入中国馆的大厅，可未见展品，先闻乡音。男高音：“这算什么宝贝？比咱们故宫差多了！”接着是男中音：“别说故宫，连省博都比不上。”女中音更有把握：“单是上回从香港买回的那几件圆明园的东西，就比这强！”如此斩钉截铁的评判，着实让我大吃一惊。不说起码的文明礼貌，单是面对如此深邃的知识的海洋，总该有点敬畏之心吧，为什么总想着争强斗胜？博物馆里，偶尔也有人窃窃私语，但像“咱老乡”那样高谈阔论者，已近乎在中国也会被立牌禁止的“大声喧哗”了。好在这里的管理人员很少，未见有人出面干涉。于是，“高论”忽东忽西，渐行渐远，好一阵子才完全消失。

安静的展览大厅，一点不显得拥挤，原因是观众各自为战，互相趋避。相对于人见人爱的美术馆，综合性或专题性的博物馆，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似乎都比较冷清—即便是大名鼎鼎的大英博物馆也不例外。要说原因，大概是美术馆诉诸观众的审美直觉，外行也可看热闹。别看参观者对画家、雕塑家的精美技艺赞不绝口，其实心里还另有一杆秤，那便是专家关于“国宝”的鉴定，以及拍卖行里艺术品的价格。至于徜徉博物馆，则需要较多的知识储备，能够从一只木箱、几段残碑或者满地瓷片，体味所展物品中蕴涵着的民族志或文化史，这样的“内行看门道”，毕竟不太多。

因从背面入手，错过了以往阅读、思考时必不可少的历史线索。可这也有好处，跳出“秦汉”过后必定是“唐宋”的惯性思维，直面每一件孤立的展品。满墙斑驳的壁画，前面陈列着几尊造像，除了大肚能容的弥勒佛无人不知，其余的，比如潜心修行的和尚、飘然欲仙的道士，还有着儒者衣冠的读书人，很可能属于文化类型的介绍。看这场面，当即明白了刚才那几位的高论。见识过西安兵马俑的气势、洛阳石窟的辉煌、敦煌雕塑的瑰丽，再打量眼前这孤零零的几尊明清造像，自然是“不值一提”。可他们忘了，这里是伦敦，不是敦煌；绝大部分观众熟悉的是希腊画瓶，而不是三彩造像。将和尚、道士和儒生并排陈列，而不追究其生产年代及工艺差别，主要目的是介绍以儒释道为主干的中国文化。从文化史而不是艺术史的角度铺排，这正是博物馆与美术馆的最大差别。大英博物馆里，也不是没有国人耳熟能详的“宝贝”，比如顾恺之的《女史箴图》便入藏此间；但常设展的主要功能在于传播知识，确实不必要“劳动大驾”。

相对于正面陈列的那尊一脸愁相，随时准备救苦救难的僧人造像，我更喜欢屈居一隅的年轻罗汉—记得那是铁铸的，很结实，完成于明代，说远不远，说近也不近。更重要的是，我欣赏其脸上的表情：平静中蕴涵着力量。请妻子拍张合影，以便将来修行时，有个追摹的目标。

确实是生死事大，博物馆里的物品，大都阐释的是死亡以及死后的世界。上古祭祀的礼器不必说，阎王造像在中国的普及也在意料之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陈列在大厅中间的镇墓木俑。据说此类木俑多出土于河南南部及湖北北部的楚墓，是公元前4—前3世纪的物品，很能体现楚人丰富的艺术想象力。怪脸并不可怕，鹿角也不算太稀奇，在我看来，全部表现力凝聚在那条十分夸张的长舌头。仔细观察，阴森的气味不多，似乎还带着一点幽默，让你不禁浮想联翩：当初工匠制作此木俑时，除了技艺与程式的考虑，还融进了嬉戏的心情。

另外一件体现中国人游戏幽冥的作品，则是“冥通银行”发行的面额5000美金的钞票。以20世纪80年代生产的纸钱作为展品，这更是展览的制作者蔑视“集宝”而强调“博物”的最佳例证—在晚清文人的海外游记中，常有参观“宝物馆”“集宝楼”“积宝院”的记录，后来见识日广，方才逐渐将museum统一译成“博物馆”。可时至今日，国人还是习惯于以是否“宝贝”来衡量并阐释博物馆里的展品。

玻璃柜里的玉器与瓷器，总有人在细心观赏，还不时啧啧称奇。不好意思打扰，于是转至墙边，欣赏那里陈列的墓志铭。说明文字在讲述过中国人使用墓志的习惯后，着重介绍的是几种不同的材质—石刻的、陶瓷烧制的，以及石灰涂抹然后毛笔书写者。此前也曾认真拜读过叶昌炽的《语石》（《语石·语石异同评》，北京：中华书局，1994）、马衡的《中国金石学概要》（《凡将斋金石丛稿》，北京：中华书局，1996）等，还关注过作为一种文章体式的墓志铭，却从未考虑过书写的物质形态。这又是博物馆展示不同于文学史书写的地方—更多地关注“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载体，而不是充溢其间的文化精神。

正摘抄有关说明文字，有人凑近，用英文询问，能否读懂墓志铭。我不假思索地点头。接下来的追问，真让人出了一身冷汗：“请你告诉我这三幅文字之间的差别。”迎着少年热切好奇的目光，只能以英语不好为由推托。可我心里明白，即便不考虑语言表达能力，猛然间，让我简明扼要地—而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或者挂一漏百—讲清楚墓志铭的形制、特征以及流变，还真做不到。而这，应该说仍属于中国文化史方面的基本常识。

记得章太炎有篇演讲，就叫《常识与教育》（《章太炎的白话文》，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1），说的是常识得之不易，以及常识之随时代流转。我想，还可以从表达方面立论—让读者或观众迅速明白某一方面（比如关于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的常识，其实很不容易。这也是我辈职业“读书人”也必须经常访问博物馆的缘故。在我看来，单就传播“常识”而言，博物馆的功用，很可能远在书本与课堂之上。

回到家中，翻阅两种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借来的老书，颇有收获。奉命出使英、法、意、比四国的薛福成，光绪十六年（1890）正月启程，五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有曰：

 

余自香港以至伦敦，所观博物院不下二十余处，常有《诗经》所咏、《尔雅》所释、《山经》所志鸟兽草木之名，为近在中国所未见，及至外洋始见之者，颇足以资考证。（《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164—165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

总共不过半年时间（该年闰二月），竟已如此大发感慨。晚清出洋考察者，极少记载商场经营状况，却大都关注博物馆。当年的外交官，本身就是文士，容易对“古物”感兴趣；更何况认定此等传播知识、教育民众的重要手段，正为中国所紧缺。而且，此类善举，无关政体，只要不掏自己的腰包，政治上的各家各派，一般都不会反对。

而道光二十一年（1841）辛丑重阳日陈逢衡记、日人荒木謇训点并藏板，嘉永六年（1853）新镌的《咭唎纪略》，则让我们知道此前半个世纪中国人对于西洋的想象。藤森大雅为日刊本所撰序称：“此书一行，使其能审虏情，先几豫患，拒绝其朝贡，无许其互市，则庶免清人之悔哉！”所谓“无许其互市”，是有感于英吉利商船所到之处，用大炮强迫通商。林则徐虎门禁烟，英人不得志于广东，“故转而之浙，突于二十年六月初七日，驶至定海县，用炮攻击，城遂陷”。受此刺激，陈君奋笔疾书。此书卑之无甚高论，只不过当初为“了解夷情”而尽量实录，保留了不少时人的见解。结尾处虽谴责英吉利之“不度德，不量力，欲与天朝为难”（12页下），可还是对此陌生国度表现出某种兴趣。比如“国中女子之权，胜于男子。富贵贫贱皆有妻无妾，妻死乃得续娶。虽国王亦只一妃”（5页上），便足以让当年很可能三妻四妾的中国读书人大为感慨。若干年后，风流倜傥的王韬亲履此境，也感叹“国中风俗，女贵于男”。举的例子，一是女子同样“幼而习诵”，再就是“婚嫁皆自择配，夫妇偕老，无妾媵”（《漫游随录·扶桑游记》111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至于陈君以下这段话，虽也颇多错漏，但毕竟介绍了牛津、剑桥、伦敦这三所大学以及大英博物馆，并将其作为“其国亦知重文教”的标志：

 

其国有书画，有图籍，有医理风鉴。又有善作诗文者四人，曰沙士比阿，曰米尔顿，曰士边萨，曰待来顿。又有恶士活大书馆一所，内贮古书十二万五千卷。有恶士活者，其大部落也。又有感蜜力活书馆一所，（伦）顿大书馆一所，特物馆一所，俱系国王建设，则其国亦知重文教矣。特所尚者，以技艺工巧为专长。（7页上下）

 

如此居高临下的表扬，现在看来有点好笑。可你要是知道，若干年后出使英国的钦差大臣郭嵩焘，就因为在《使西纪程》中称英国法度严，技术发达，并非茹毛饮血的夷狄，而被士大夫群起攻之，因此断送政治前途，你就不会觉得这种睡眼惺忪中的“看世界”有什么好嘲笑的。

 

附记：

 

要讲收藏，中国人同样源远流长。问题在于，收藏者是否愿意“公开展示”自家所拥有的宝贝。最让晚清中国人大开眼界的，其实不是洋人的收藏能力，而是其允许公众参观。就好像同样藏书，“藏书楼”与“图书馆”不可同日而语。1893年的《点石斋画报》上，有一幅《公家书房》，介绍过英国的图书馆如何面向大众，有益于向学之士，接下来就是这么一段议论：“中国各书院中，间亦有广备群书以供士子披览者，惟公家书房恐万不能有矣。诵杜少陵‘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之句，呜呼，难矣！”百年中国，风云变幻。值得欣慰的是，图书馆与博物馆终于在中国深深扎根，进入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

据2001年9月9日《新民晚报》报道，北京现有博物馆118座，准备在2008年奥运会召开前，再建包括国家博物馆、国家美术馆以及各种专题博物馆在内的30座大型博物馆。这自然是鼓舞人心的好消息。我想追问的是：博物馆的主要功能，到底是研究并传播知识，还是保存并展示珍宝？如何协调博物馆作为公益事业与商品经济之间的矛盾？还有，如何让实物展览与课堂教学互相补充，使博物馆真正成为学校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所谓达到“世界知名博物馆的水平”，绝非仅限于建筑外观，更重要的是对于国内外观众的巨大吸引力。而这，既取决于藏品质量与编排水平，也受制于观众的修养及趣味。在我看来，培养中国观众欣赏各式高水平博物馆的“雅趣”，此任务一点也不比建30座大型博物馆轻松。

 

谢清高“遍历海中诸国”，其《海录》因得到林则徐、魏源、徐继畬等人的关注而声名远扬（参见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44—4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陈逢衡的《咭唎纪略》，虽多为道听途说，却也保留了不少时人的见解，不该任其湮没无闻。陈氏擅长诂经，这点广为人知；至于因激于事变，由经传一转而为夷务，则未见记载。虽系孤证，我还是认定，此“陈逢衡”即彼“陈逢衡”—单就学术思路而言，由《山海经》《博物志》而《咭唎纪略》，并非没有线索可寻。

陈逢衡（约1778—1855），江苏扬州人，字履长、穆堂。父本礼，以布衣淹贯群籍，声名溢大江南北。好藏书，为瓠室，积十万余卷，与马氏玲珑山馆齐名。逢衡自幼浸淫其中，故耻为帖括，无意功名，而多有著述。金长福撰《陈徵君传》（《碑传集补》卷四十八），有云：“中年移居城内郑氏园亭，易名思园，开读骚楼，招致东南文学之士，饮酒赋诗，户外之屦恒满。成《读骚楼诗》初、二、三集，凡千余首。平居著书，戛戛独造，力避恒蹊，能为今人所不能为及古人已为而未竟其为者，苦心研思，迟之数年或数十年而后卒业。已刊行者，如《竹书纪年集证》《逸周书补注》《穆天子传注》《山海经纂说》数十百卷；未刊者《博物志考证》为晚年订本，辩论尤精核。凡奇情异事，而核以庸言至理，旁推交通，无不毕贯，嗜古之儒多韪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