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

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节点，中国经济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即以计划经济为主的阶段和以市场经济为主的阶段。

1.2.1 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

1．改革开放之前30年（1949—1978年）

这期间我国实施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可以集中财力物力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经过三年的恢复发展，到1952年我国GDP增长为679亿元人民币，1949—1952年GDP年均增长率高达34.8%，经济快速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

1953—1978年，我国经济虽然出现过较大波动，但总体保持了较高速度增长，GDP年均增长率为6.68%，从1953年的824.2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3650.2亿元。

这期间我国从1953年开始制订并实施第一个5年计划，截至1980年共实施了5个五年计划，基本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同期在个别国防相关的高科技领域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两弹一星”的成功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国家。这期间经历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中印自卫反击战、中苏珍宝岛保卫战等战争，第一代领导人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实现了计划经济，为中国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经济体制为计划经济，属于典型的粗放经济增长模式。在百废待兴和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充分发挥了计划经济集中资源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改革开放国策的实施奠定了一个初具规模的物质与社会的基础。

但同时也要看到，尽管人均GDP从1952年的52美元，增长到1978年的155.185美元，仍属于低收入国家，人均GDP仍排在末尾几个国家之列。

2．改革开放之后36年（1978—2016年）

改革开放之后的36年我国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极大地调动了公民的劳动热情，较好地利用了国内国际资源和国内国际市场，从2008年开始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这36年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创造财富的三次浪潮。

1.2.2 改革开放以来创造财富的三个阶段

1．第一个阶段（1979—1991年）：承包制的出现与普及

改革开放之前，农村实行土地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农民缺乏生产积极性，无法解决温饱问题；城镇居民商品粮供应紧张，住房困难，各类商品严重短缺，收入水平比新中国成立初期还低（如图1-6、图1-7所示）。1978年我国城市化率只有17.92%，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343元。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商品短缺与计划分配制度是那个时代的鲜明特征，由于生产积极性受到压制，以及国家政策上重视重工业发展轻视轻工业发展，所有的生活用品十分短缺，都是通过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有计划按比例的进行分配（如图1-8、图1-9所示）。

改革开放初期最需要解决的是商品短缺问题和民生问题，随着生产要素由重工业向轻工业的转移，推动了以满足居民日常生活为对象的生产领域的快速发展，高额利润与旺盛的市场需求，刺激了经济粗放式增长。在产业结构上，这一时期行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农业和轻工业的快速发展。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创富浪潮。这段时期主要制度创新是“承包制”。1978年在小岗村诞生和逐步普及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在短短几年内实现了粮食自给和各类商品的丰富（如图1-10所示）。在农村改革取得初步成功的基础上，承包制开始进入城镇企业，伴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涌入和承包制的实施，国有企业焕发出活力，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由于国有企业产权不清，责任不明，出现了短期行为，在任的企业领导不会考虑企业的长远发展。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创富的第一阶段，我国在短短几年时间解决了13 亿人的温饱问题，各类商品极大的丰富，从极度的短缺变成了过剩。这个阶段只要是经商基本都可以致富，财富似乎来得太容易。这期间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企业和企业家，他们创造和拥有了巨大财富。

2．第二个阶段（1992—2000年）：股份制推出与发展

1992年，受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影响，中国经济再次提速，市场化进程大大加快。到2000年进入21世纪，我国GDP达到1.2万亿美元，城市化率达到36.22%，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280元，是1978年的18.3倍。我国改革开放的最早出现的纸质股票如图1-11所示。

随着经济的发展，国企的改革遇到了新问题，经济发展需要新的理论支撑和制度保障，而产权制度的变革，也就是股份制的试点与推广，以及证券市场的建立和发展，为国有企业和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这个阶段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企业和企业家，创造和拥有了巨额财富，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创富的第二次浪潮。

3．第三个阶段（2001—2013年）：新经济阶段

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加快了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步伐。到21世纪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初步形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倒逼我国废除和修订了一系列与市场经济不符、束缚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我国迅速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大潮之中。随着市场化改革更加深入，国际市场的扩大，加快了我国出口加工贸易的发展步伐，国外的高新技术和大量资本也涌入国内，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到2015年我国GDP达到10.866万亿美元，城市化率达到56.1%，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1966元，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

这个阶段多层次资本市场开始建立和完善，国外资本市场也对国内企业更加开放，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拥有自己的专利或者通过引入国外的先进商业模式，结合中国巨大的市场，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依靠资本市场的助力，创造和拥有了巨额财富。比较有代表性的轻资产类高成长企业有搜狐、阿里巴巴等（如图1-12所示）。

1.2.3 制度创新带来财富增长

如上节所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三次创富浪潮（如表1-5所示），这三次浪潮的背后推手都是制度创新，即制度创新带来财富增长。

我国政策（创新的制度）的推出一般是以执政周期为节点，不同阶段的政府会推出相应的政策，既有创新性又有延续性，而每次三中全会文件是重要政策推出的纲领性文件。

历届三中全会都会推出一些重大政策，这些政策为之后10年的发展指引了方向。研究这些政策，从中发掘机会，是优秀企业家和创业者必须做好的功课（如表1-6所示）。

1.2.4 把握制度创新带来的发展机遇

任何一种增长模式都是建立在特定的制度基础之上。随着经济不断发展，旧有的宏观调控机制和模式存在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这就需要不断推进体制改革。

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就是制度创新，体制改革为经济增长创造了制度环境，使经济增长的三个要素资本、劳动、技术进步得到“质量”的提高和“数量”的增加，从而推动了经济的增长和财富的积累。

我国另外一个重要制度创新是对外开放，对外开放实际上是通过国外资本、人才、技术的引入提升了经济增长的三个要素的数量和质量。

如图1-13所示，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都对应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制度创新，这些制度创新扎根中国实际国情，解决了当时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可以说制度创新是中国改革开放36年来的高速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渐进推行的体制改革既顺应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保证了国家社会和经济的稳定，避免了苏联和东欧政治制度剧变给经济发展带来的灾难性影响。

我国改革开放36年经历了3次制度创新带来的创富浪潮，随着新常态的到来，我国正在推出系列配套政策，这些政策逐步构成了当前的制度创新集合，研究政策并发现机会是处于产能过剩阶段的广大企业家和创业家的必修要做的功课。

目前主要的制度创新除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外，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十三五”规划、“一带一路”、“互联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多层次资本市场等。这些制度创新带来的机会在哪里？

基于我国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基本判断，有两个方向将存在比较大的机会：一是欠发达地区完成工业化带来的机会；二是发达地区创新发展带来的机会。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发展不均衡，很多欠发达地区依然处于工业化中期或前期，要完成工业化这一历史目标就会产生巨大的需求，这就为广大传统产业提供了产能释放的机会。事实上，目前国家陆续出台了系列政策，支持欠发达地区发展。对于经济发达地区，如北上广这样的城市，企业的机会来自于创新，创新是多方面的，包括需求创新，技术、工艺、商业模式创新等，注重创新的企业将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根据相关数据统计，年我国有30个城市人均GDP超过15000美元，达到高收入标准，研究和发掘高收入群体的需求，研发出创新的产品，将给企业发展提供巨大的市场。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每个发展阶段政策都是明确的，人人皆知，但每个阶段只有少数人创造和拥有了财富，区别在于能否研究政策带来的深层次信号，能否把握经济发展趋势，能否与时俱进跟上形势，能否率先创造性的进入新的领域，只有顺势而为、把握住政策机会才能让企业踏上经济发展的这辆高速列车，创造和拥有财富。

1.2.5 制度创新的经济学依据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制度变迁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即“目标模式”），对另一种制度（即“起点模式”）的替代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实际制度需求的约束条件是制度的边际替代成本（即机会成本）。

制度变迁还可以被理解为对一种更有效益的制度的生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实际制度供给的约束条件是制度的边际转换成本，它应该等于制度的边际收益。

制度变迁还可以被理解为制度的交易过程。实际的制度交易的约束条件是制度的边际交易成本。制度的交易成本是有关的制度主体在动态的制度变迁中从事对制度这种物品的交易时所付出的成本。

研究制度变迁的基本方法就是由科斯开创的边际替代分析法。如企业制度对市场制度的替代中，其约束条件是企业的边际管理成本等于市场的边际交易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