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创新驱动经济增长

1.1.1 索罗经济增长

1957年经济学家罗伯特·索罗提出经济增长模型：

Q=A(t) f (K, L)

式中：

Q——总产出；

A(t)——技术进步；

f (K, L)——资本与劳动力函数。

以上模型经过推导可以得出如下方程：

y=a+α k+β l

式中：

y——产出增长速度；

k——资金增长速度；

l——劳动者人数增长速度；

a——技术进步速度。

该模型能从总量上分析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并在总量上给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表明，在工业化发展的不同阶段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同，越是接近工业化后期，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大。

1.1.2 新常态经济增长特点及新增长理论思考

2014年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新常态下经济发展面临与以往不同的情况，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在这种情况下新增长理论的研究成果对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有一定参考价值。

新增长理论最重要的突破是将知识、人力资本等内生技术变化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式中，提出要素收益递增假定，其结果是资本收益率可以不变或增长，人均产出可以无限增长，并且增长在长期内可以单独递增。技术内生化的引入，说明技术不再是外生和人类无法控制的东西，而是人类出于自身利益而进行投资的产物。新增长理论主要有以下研究思路。

1．知识外溢和边干边学的内生增长思路

以Romer P、Lueas R、Stokey N和Young、Alwyn等人为代表，强调知识和人力资本是“增长的发动机”。因为知识和人力资源本身就是一个生产投入要素：一方面它是投资的副产品，即每一个厂商的资本增加会导致其知识存量的相应提高；另一方面知识和人力资本具有“外溢效应”即一个厂商的新资本积累对其他厂商的资本生产率有贡献。通过这种知识外溢的作用，资本的边际产出率会持久地高于贴现率，使生产出现递增。也就是说，任一给定厂商的生产力是全行业积累的总投资的递增函数，随着投资和生产的进行，新知识将被发现，并由此形成递增收益。因此，通过产生正的外在效应的投入（知识和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增长就可以持续。

2．内生技术变化的增长思路

Romer P、Helpman E和Howitt P等人认为，有意识地发展研究所取得的知识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大量的创新和发明正是厂商为追求利润极大化而有意识地进行投资的产物。由于这一研究与开发产生的知识必定具有某种程度的排他性，因此开发者拥有某种程度的市场力量。可见，创新需要垄断利润的存在，但是，发明者的垄断地位具有暂时的性质，在新的创新出现时，它就会被取代并丧失其垄断利润。正是这种对垄断利润的追求，以及垄断利润的暂时性质，使得创新不断继续，从而，经济就进入持续的长期增长中。

3．线性技术内生的增长思路

以Rebdo S和Barm R等人为代表，其显著特点是生产函数的线性技术（或称凸性技术eonvextechnology），产出是资本存量的函数。与新古典模式不同的是，这里的资本是广义概念的资本，它不仅包括物质资本，还包括人力资本，即两者的复合。它们在生产中未被完全替代，因而虽然每一种投入具有递减收益，但两种资本在一起就具有不变规模收益。从而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产出同比例地增加，以致长期增长成为可能。

4．开放经济中的内生增长思路

以Romer P、Grossman G、Helpman E和Krugman R P等人为代表，强调政府贸易政策对世界经济的长期增长具有影响，即政府政策对技术投资结构产生的作用，将会使世界经济的增长状况呈现相应的变化。同时由于知识外溢和边干边学的作用，国际贸易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有促进作用，并且偶然的主要技术变化的作用可能会导致后进国家的“蛙跳”式增长，实现赶超。

这些思路对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增长政策选择有一定参考价值，但是中国经济发展更需要扎根本土的创新政策组合。

1.1.3 创新驱动经济增长

人均GDP水平与增长模式如表1-4所示。

如表1-4所示，主要经济体在工业化过程中，增长方式的转变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演化过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主要驱动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各不相同。在人均GDP低于2000美元时，经济增长方式主要靠大规模要素投入带来的粗放式增长，即在工业化起步阶段，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生产要素，即资本、劳动力的大量投入来推动。

但由于市场的饱和、竞争的压力，为了获取竞争优势，企业自发进行的技术创新，逐步促进了整个社会生产方式的改变，导致经济增长方式不断演变，技术进步和经营效率的提高成为推动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即在中等收入阶段，主要靠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和使用效率，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资金、设备、原材料的利用率而实现的集约型（效率驱动型）增长。

在高收入阶段，由于工业化基本完成，生产要素的效率增长空间已经很小，为了保持持续的增长，需要加大创新投入，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占重要地位。

从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来看，在1870—1913年，美国GDP年均增长率为4.1%，英国为1.95%，法国为1.7%。在此期间，技术变革对于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不高，美、英、法等国家的科技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只占30%左右。然而，“二战”结束后，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高达50%～70%。1992年后，以美国为源头的信息技术革命引发了第三次浪潮，称为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后的第三次影响人类发展进程的重大事件，这个阶段发达经济体经济发展主要靠创新驱动。

从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的是要素投入。每当GDP增速下滑时，为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增加社会就业，就开始制订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这样做虽然短期促进了经济发展，但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如产能过剩、环境压力加大、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加重等。

2014年以后，随着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中国经济出现换挡，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将主要依靠创新驱动，创新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驱动力。

1990—2015年中国人均GDP增长阶段如图1-5所示。

从图1-5可以看出，从1990—2015年，我国人均GDP实现了三次跨越，1992年跨过低收入国家线，2008年跨过中等收入国家线，2015年跨过中高收入国家线。与之对应，2008年之前我国经济发展主要靠大规模要素投入；2008年之后主要靠集约化投入带来的效率驱动增长；2015年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越过中高收入线，随着步入工业化后期和新常态的到来，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由创新带来的经济增长贡献率越来越大，将成为最重要的增长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