僭越上帝的创造工作

现代小说向着实验室倾斜，我们回忆这个时间过程，老实说，尽管事后有一堆书写理论美学理论云云解释它说明它开脱它甚或为它撑腰壮胆，但这其实不是谁的主意谁的特定发明谁的意志使然，在各家各派的主张背后，存在着一个时间长河的不断向前认识过程。这正是《斐多篇》里苏格拉底最终那番话所揭示的。

认识是一个永不停歇、不会有止境的过程，除非被打断被阻止或被刻意叫停下来，而打断、阻止或喊停，一般来说只能是局部的或者暂时的（差可引述那个有点夸张的格言：“你可以阻止一个人一辈子，也可以阻止所有人一阵子，但你无法阻止所有人一辈子。”），认识的热望生命本能般总会突围找路继续向前。认识唯一的终极性不是事物本身，若有终极性可言也仅仅因为作为认识者的人自身无可逾越的生命限制（包括认识能耐也包括寿命本身），所以纳博科夫说一朵百合花对于一般人和对于一个植物学者是不一样的，如果这个植物学者又恰好是研究百合花一辈子的专家，那这个不一样又得更进一层，唯终极性的认识、完整的揭开是不可能的，整个世界终究是个永恒的美丽之谜，万事万物包裹于重重的神秘之中，“拜伦爵士以为有多神秘，我就认为有多神秘。”

博尔赫斯也讲，人在某一事一物里头浸泡得够深够久，很难不成为某种意义的神秘主义者。

现代小说向着实验室倾斜，实验室这个概念本身就带着说明性了不是吗？——问题不断被分割被拆解得更小更细更精，小说书写者要进入到如此的事物隙缝里头，他便得让自己也变小成为芥川的小虫乃至于庄子恢恢有余的锋利薄刃，但在这样新的而且还不断往精细处更新的规格底下，世界如芥川的女体无可避免地不断变大变得无际无垠，我们正常眼睛平视那个整个的、密实结合的坚实可靠图像消失了、愈来愈不复可能而且还处处是令人提心吊胆的断裂和缝隙（卡尔维诺有个老庄式的惊叹：“想想那么沉重的星球居然由空无一物撑起来！”他可真是个不忧不惧不沮丧的人），人跟世界的长短（时间）大小（空间）比例关系也不断后退愈来愈不对等愈来愈尴尬，马上逼到眼前的便是人自身的生物性限制问题，以一人七十之寿六尺之躯来穷尽世界奥秘这种事变得不只不可能还荒唐可笑，除非像秦始皇般寻求长生不死，否则人就得跟苏格拉底一样做出取舍，跟博尔赫斯所讲的一样，博尔赫斯说他能了解宇宙和时间怎么回事却永远搞不懂汽车的构造而且学不会骑脚踏车（当然说的是他瞎眼之前，但想想这也仿佛是个隐喻不是吗？），他不得不让某些事“躲入无知的洞窟之中”。取舍，意味着特定的、有限的问题，让认识和无知这两者如昔日德尔斐神谕但更清楚也更迫切地显现了彼此的交替伙伴关系，也使得书写者思维者必须有某种共同信念的善待彼此并期待彼此，特殊时刻还得护卫彼此（尽管大多数时候他们的对话看起来往往像深仇大恨欲置彼此于死地似的）；认识世界这件事不仅得在空间里分工展开，还得在时间中积累前进，如此，个别的、一人自由工作者的小说书写遂也同时（不得不）被组织起来，长成了一个体系，一个层级分工的封闭性（某种程度）体系。

但人的极限不只认识能耐的极限这一重，还有另一重是说出来它的语言能耐极限。语言的极限远比认识的极限要来得早，这里便先出现了另一个大的断裂，划开了所谓的常识世界和睿智世界、经验世界和思维世界，分割出了一般人和专业的人。我们知道，常识世界的确会因睿智世界的进展而缓缓扩大，像昔日“地动说”便由惊世骇俗的发见缓缓成为连幼童都知之不疑的常识，但这个断裂仍是存在的，并不是所有睿智的发见都能一一转换成常识世界语言，而且随着认识的进展愈来愈如此难以跨越，像已经提出来快一百年的相对论和量子论，谁要不要试着用一般性的语言讲给我们都听懂呢？也因此，睿智世界的很多发见要不就只能封闭在专业的领域内，以一组难解难学如加密的特殊语言彼此交谈猜测，要不就只能以某种权威性、“命令”性的断然语言到常识世界来，被骂不民主或左派长挂口中的精英主义云云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我们再多想一下小说书写者身份的问题，这都是相关的、互为因果的。

现代小说书写者作为一个独立创作者而不是文字语言工匠，就时间的方位意义来说他显然是转身了整整一百八十度（当然是缓缓地转身，书写实践跟所有的实践没两样，总有其黏着性和磨擦力，只有纯粹的概念才是光滑的，可戏剧性地瞬间转身完成）。工匠基本上是传承的、面向过去且强调来历的，就像电视上我们看到的那种八代目十四代目荞麦面、煎饼或味噌师傅，总骄傲地宣称他们几十年上百年仍保持着一代目的原味一般。这并不是说他们一代代全无创新全无改变，但这些经意不经意的改变创新系包容在承传重复里进行的，也不特别标示出来；独立的创作者不同，他孤独地转身面对未来面对未知，他工作的第一禁忌就是重复过去、重复别人所完成的成果，因此，他对于既成的一切情感非常复杂，既异于常人的感动感激（他比常人多一个创造视角，因此常更能体认其中艰难、其所为何来及其启示）又忘恩负义，既要凝视它深刻理解它又要离开它遗忘它，这使得他很难把书写工作保持着工匠式的日复一日安定形式（尽管实际上他仍得日复一日地进行），他某种意义或说某种程度丧失了列维-斯特劳斯所说技艺所赋予人的坚实位置，丧失了人埋头工作流水节奏里那种不必时时逼问意义时时进行生命自省的踏实感，他愈是认真愈是诚实，便愈容易陷入不耐烦、焦虑、怀疑、沮丧和失眠之中，动不动以为自己正做着写着的徒劳无益，自己其生也晚看到的想到的都被别人写尽如年轻的亚历山大大帝听到他父亲又打下一块土地的懊恼反应。

本来，每一门工作在其自身领域里皆有其创新创造性的成分，但创新创造究竟是何时以及究竟是怎么独立出来抽离出来，成为某些人的专职工作甚或唯一的工作？所谓的“创作者”是宜当的、是可能的吗？这个大哉问题可能因为沿袭日久、既成事实而在今天失去了惊异感并不复被计较，但我们回想一下，如此大疑其实最初人们是曾不安察觉的，在那样人们犹普遍相信有神且直接伸手统治的年代，这个疑问曾不止一人一回地被如此夸张地质问，创造工作是专属于神的，人是否僭越了呢？当然，问题的真正核心难处不是僭不僭越，而是——我们说，太阳底下，创新创造老实说何其艰难何其稀有何其珍贵，一名数学者物理学者经济学者社会学者族繁不及备载其他学者皓首工作一辈子，能奢望提出多少新原理新公式新学说，因此他们明智地说自己是研究者而不是创作者，把创新创造视为终极大梦而不是经常性工作。人以创造者自居，僭不僭越这属上帝的告诉乃论再说，不先就很愚蠢很找死吗？

好，创新创造的需求量转成为日常用品式的、7-11式的，但其供应量仍不改是钸钚等稀有金属性的，这是小说书写者（及其他领域创作伙伴同好）好不容易挣得创作者卓然独立身份伴随而来的最沉重咒诅。这个需求和供给的超级不均衡，有相当一段喘息时间，小说书写者系躲入他前身说故事的人身份里并靠其原来的执业方式撑住，也就是说，靠着远方的珍说异闻珍禽异兽，靠着大地河海山川的自然阻隔，把千里之外人家的寻常老事物（可能已千年万年亿年之久且满地都是不足为奇）化为自身的新鲜惊奇，这是小说书写的游牧狩猎时代，或米兰·昆德拉比较美丽富想像力的说法，是小说书写者在无限大土地上幸福无所事事冒险旅行的时期。然而直接经验层次的地球表面秘境消耗得比谁想象都快，更糟糕是横里窜出或者说从这样子工作的小说世界分离出另一支新行业大众传播，以一种更快捷、更表面功夫且更不珍惜用后即弃的蛮族方式，全面占领并接管这一行当，我们晓得，7-11超商来了，街角两面采光的最好地点又挂出了绿底白字的星巴克招牌（据说也算我们小说世界分离出来的，Starbucks这个华盛顿州印第安风味的名字，系取用自梅尔维尔《白鲸》里那位嗜喝咖啡的捕鲸船大副），老杂货店阿婆店就只能关门大吉，那种老板亲手用古老蒸馏方式替你边煮咖啡边聊天的老咖啡馆又得收掉两到三家，个人工作者身份的小说书写者也只能转身回家，安静当小块土地的自耕农如福克纳那样。

至今，我们从格林身上还见得到那样子的昔日时代一角，他是小说书写者，也是新闻特派员和撰稿人，还有，他也顺手做点情报工作。他的书写土地几近半个地球大在当代成为奇观，他是那种老学校的小说家。

别人写过的不能再写，连自己写过的都不能再写，这样近乎自虐的有志气工作信念，不见得真的能够贯彻，也不管实际上能贯彻几分乃至于书写者本人真心相信几分，当它伴随着独立创作者身份以某种戒律高悬头顶上如神俯瞰，都已足够把小说书写者快速逼离生活第一现场，逼离每个人都有也都从那里开始的生命基本经验。每个人都有父母，都有童年，都有老家房子和那方游戏空地，每个人也都有心悸的启蒙时刻，莱辛说的一点没错，成长，就是一个不断发现个人独特生命经历其实只是人普遍经验的过程，它是无可比拟的还是不足为奇的呢？唯“这个”个人生命无可比拟经历的失落，原来是缓缓的，难以言喻的，是耶非耶的一层一层拆揭过程，所谓的“一个”毋宁是一次又一次甚或海浪般的一次次退回重来，容许在寸心自知的个人经历逐步融入（同时也带着抗拒）集体经验取得对话取得自省取得抚慰并取得扩展想象而不是自此消亡不存，某种意义来说也正是小说可以一次一次、一部一部被书写的根本所在，是小说不遗弃细节屡屡回头的独特关怀和认识自己同时认识世界方式。但创新创造的压力太大且太过催赶，此一过程失去了其循环而被拉成一道不回头的直线，“认识我自己”脱离成为一个独立研究题目，“我”成为陌生的他者，于是个人独特的生命经历很容易被删减、被类化、被一整个包裹起来只成为一个样本，编号1号最方便取用的平行研究样本，还原为器官，还原为生物构成而非生命性的存在。当然，个人“任世间全部泪水也洗不去一行”的寸心自知生命经历本身绝非真的就此消灭无踪，它只是找不出用途、找不到有意义的语言说出来，却顽强地以某种“这里应该有着真东西好东西”的不舍心思成为书写者本人的私密（更常是深情的、寂寞的）收藏，也许在比较自由，尤其是较从心所欲不在乎别人怎么想的书写暮年吧，会以某种私人回忆的、幸福题材的形式这才说出来写出来。今天，我们看够好的小说家每个人似乎都拥有一部这样不问意义的幸福小说，也仿佛每个书写者都拥有一次配额，可以只“回忆”而无须有机地参与小说世界连续性的探索和认识；唯我们读小说的人看法往往不同，或者应该说感受不同才正确，我们经常在这里找到比小说书写者理知以为的更多东西，不只因为它比较“浅”（也是真的），也是因为我们多少在这里寻回失去很久的那种说者听者的平等对话时光，像远游探险的童年老友放假回来，我们共同回忆一起的往事而不是在报纸杂志听闻他的专业研究成果发表——有趣的是，这非常接近我们读契诃夫小说的舒适感受。契诃夫小说在哪里？是否真的不育？再没有一个人像契诃夫，但仿佛每个小说家都也写出了一部契诃夫小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大胆些这么说，契诃夫小说，其实正是我们失落的幸福题材？

这告诉我们，现代小说书写者和读小说的人已分离了，我们仍站在生命现场，但现代小说书写者已很难真的再从生命现场开始，他们得匆匆移到既有小说成果的尖端边缘之处，把既有的小说成果当前提当基础还当掌故，位置不同了，视野不同了，图像焦点不同了，就连语言也无法细说从头的不同了。当小说书写者的新身份是探险家，眼睛搜寻的、盯住的是我们看不到的某一个点，他就无暇也无能是我们生命的顾问了，就像苏格拉底说他“没那么奢侈的闲情”一一解答我们的疑惑，宁可用最一般的解释打发它们意即原地搁置。我们对小说书写者的这个智者期待可能只是沿用的、还来不及戒除的老习惯而已。

苏格拉底说的是无暇，但我们加上的“无能”是什么意思？无能指的是如今的小说书写者普遍比我们一般人还脆弱，而且一身伤痕累累，倒过头来需要我们抚慰他们。去问问那些嫁了或娶了某个小说家的人是不是这样子。这其实很容易理解并不需要真的冒险以一生幸福去体验去印证，像我们都知道每天定时适量的健走或游泳对你身体很好，白天有精神夜里睡得着还可希冀活更久，但当你成为职业运动员，尤其是那种顶尖且追逐极限的运动员，当你要的是创造人类新纪录的更快那零点一秒、更高更远那零点五公分，这样的运动不仅不健康而且只会伤害你，让你从骨头、韧带、肌腱、神经、内脏器官到精神状态没一处不出事不是吗？卡尔·刘易斯，这个疯子般在单项几已彻底分工的年代仍囊括百米、两百米、跳远还参加四乘一百接力等四项第一的运动奇人，他三十岁左右退休时，医学诊断报告告诉我们，具体的疼痛伤害不说，他那双不停创新纪录的脚已整体疲惫老化，“像六十岁人的两只脚”。

伟大的穆罕默德·阿里，那个如蝶飞舞如蜂螫刺的不世拳王，他如今僵直且颤抖不休的身体，来自他半生不断承受的头部重拳——阿里厉害的不只是他追击起来雨点般洒落的快拳，他同时也是最耐打的拳手之一，这听起来像个隐喻。

如今小说书写者不是再没有“智慧”，而是本雅明说的“无用”，他们回应的是小说自身的问题而不是我们的生命疑惑，他的发现也总要转化好几层、再翻译过好几层、而且非得简略个好几层，才能让我们勉强听懂或说有意义，就像，比方说精神分裂的大数学家约翰·纳什的“赛局理论”（Game Theory）那样，它可以解释且应用于劳资谈判或航空公司的机票定价，但很难帮助你和青春期一张臭脸的女儿恳谈。我们感觉这样的分离是问题，老实说就连苏格拉底（我们所说的苏格拉底其实应该是柏拉图才是）自己都知道这样下去大有问题，所以他在《理想国》著名的洞窟理论那一段末尾大声呼吁那些挣脱囚徒身份（即我们一般人）的智者得降回洞窟世界来。但道德劝说不可能有用，因为这样子的分离已不复只是人的意愿人的选择问题而已了，事实上就从苏格拉底自己尖锐地说出“认识我自己”那一刻开始，这个认识便脱离一般人启动起来了。它找寻自己的答案，听从自身的理性，依循自身的逻辑，生出了大于个人且外于个人的意志，这是一道不回头的线性发展之路，你也许可以在路途之中的某一点谈判讨价还价，但你的自省非得推回到事情开始的一点不可。

这是什么，这告诉我们小说书写已走上了层级分工的体系建构之路了，也告诉我们这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只是重复着人类历史早已发生且每一领域都发生的简单遍在事实，也正是我们眼前世界的构成方式及其基本形貌。我们的不安一如苏格拉底的不安（但比他多了几千年历史经验知道事情不易），我们的沮丧则可能来自我们对小说一直以来的独特期盼，在这样层层堆叠让人窒息又让人化为器官化为零件的世界，我们总得保有某种穿透，某种超越，甚至某种快意的夷平如李太白诗的“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让世界恢复完整，也让我们自身恢复完整，如契诃夫小说又一次触动我们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