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原则的新蛮族入侵

从小说书写体系化的角度，我们回头看托马斯·曼那番说契诃夫的话，才比较晓得他口齿不清想说些什么，担心什么气急败坏些什么。托马斯·曼是相当纯粹的现代小说体系中人，他关心的是小说能否在眼前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因此，这个犹年轻、犹脆弱层级体系的成立、确认和有效运作便是最要紧的事了，比起任一位书写者个人的成败利钝。我们看，托马斯·曼丝毫不怀疑契诃夫小说的好，让他觉得不对的只是契诃夫自己领头怀疑了（因此很可能会进一步破坏了）小说世界正确的评价；托马斯·曼也不反对契诃夫个人的谦逊特质（他用动人一词来说它），他反对的只是我们所说的“谦逊的小说家”，也就是说这个动人的东西很抱歉不适合进入小说世界甚至有害。托马斯·曼扮演的是小说世界的捍卫战士，收起个人的情感，他认真守护着现代小说这个体系，远远超过他对契诃夫小说的鉴赏和尊崇，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从体系的观点看，托马斯·曼另一点也是对的，至少是合理的，那就是有些东西并不能仰赖说服，无法通过说理来建立，它只能由上而下用权威的、断然的语言说出来（柏拉图也深知如此，为此他得在理想国里保留一个而且说好只此一个的神话，那就是把人先天性地分割为金、银、铜三个奥运奖牌式的不容逾越层级），托马斯·曼甚至不惜动用了“圣人”和“先知”这两个已失传、已破产、如今大体只用于讥讽的古老之词，带来很糟糕的权力联想。这里，我们可以拿另一段话来和托马斯·曼并列比对并且帮他减压解围，这是和契诃夫争逐人类文学史谦逊一项排名首位的博尔赫斯（谦逊一样没影响到他的书写成就），他不止一回从《圣经·福音书》引述这一段护卫层级、毫无一丝众生平等意味的骂人话语。只是博尔赫斯没要骂谁，他唯一会要骂的可能只有自己，博尔赫斯一样从不摆文学大师架势，事实上和契诃夫更像的是，他连称自己是作家或诗人都很犹豫，但文学仍是郑重大事，有其不可轻言的深奥道理、有其不容轻侮的威严，更有其不可亵玩、任意指指点点的是非真理锋芒。这是博尔赫斯作为自身书写的严正反思：“‘勿将圣洁之物赠予狗、不可在猪群之前撒珍珠，以免遭其践踏尔后又来糟践你们。’这是最大的演说大师耶稣的格言。”而博尔赫斯的东西并没那么容易懂，他一直是站在人类文学成果尖端之处向前瞻望的人，所以萨瓦托称他“作家的作家”，是写给相同志业作家看的领先一步书写者，倒不是说我们这些一般读者人等不能读，正如我们不是植物学者也能看百合花一样，而是你得有足够的阅读准备，多一分准备，多一分心领神会。

我们其实很容易在生活周遭看到某些再寻常不过的现象，比方就说咖啡馆里吧，我们会听到人们大剌剌谈论《追忆似水年华》、《卡拉马佐夫兄弟》等大小说甚至放言批评，但我们很少听到人们以同样方式说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或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当我们说我们不懂量子力学或海德格尔德里达时，这个“不懂”是真的不懂，可能还带一点敬畏之心以及对自己冥顽不灵的懊恼；但当我们说我们不懂某一部小说时，乔伊斯也好福克纳也好，我们这个不懂可能就复杂了、不一定了，它可能也夹带着某种不满，消基会（台湾消费者文教基金会，编按，下同）式的不满，有点像“他不该写得没让我读懂”，仿佛书写者有这样一个天职似的，非得想办法说到你懂，不管他处理的是多深奥多幽微的东西你这辈子压根也没认真想过三分钟，甚至，这样的不满还可以再进一步、再更没耐心和商量余地，直接就是指控了，从书写者才华不足没写好到用心不良装神弄鬼唬弄人云云。事实上，我们总还会听到过个几次（我个人至今收集了四个有名有姓的案例），某些社会上呼风唤雨的人物退下来或在权力角逐场挫败下来长铗归来兮，他们公然宣称，我就写小说吧，“当个小说家”（其中一个还真的这么说），跟转行待业开计程车、摆小摊或打零工殊无不同，一样不需要准备不需要专业技能。

我相信，托马斯·曼真正开口要骂的其实是诸如此类的民粹之人、诸如此类的民粹现象，但为什么被修理的是契诃夫呢？这有一点擒贼擒王的味道，作为一个欧洲人，托马斯·曼有机会比我们早五十年、一百年看到，正如法国的聪明人托克维尔还再早一百年就在他志业所系的政治领域看到的东西，无知无识兼带着自毁性的民粹现象并没什么，真正有什么的是民粹背后堂堂正正站着的普遍平等思维，这才是真正的老虎。这个思维，据托克维尔，积累了几个世纪的连续性能量，乃至于更长历史里人的种种委屈、不平和确确实实的伤恸经验，既是进步前瞻的，又是清算讨债的，在十八世纪左右的欧陆汇为思潮爆发开来，并在北美大陆得到建国实践，自此成为现代国家建构的基本原则。托克维尔以无可阻止来说它，这是对的，也是错的（但愿如此），我的意思是，它有着深厚的人性基础，在理性主张下面，既有多数人的现实利益又有几乎无法辩驳的道德正当性，不只历史记忆，任何现实世界的苦难、任何一桩不公不义之事又发生（这是不可能绝迹的），都为它注入新的能量源源不绝，并带来又一次的迫切性，也就是说它源远流长又能不断更新像庄子所说才刚由磨刀石出来，闪着寒芒的锋刃，因此它一经提出来便不会消亡，一旦进入人心就退不出来；但也正如几世纪政治实践的真实经验告诉我们，普遍平等原则的进展终会撞上难以逾越或者说不该不顾一切逾越的高墙，政治学上，这如今已是常识了，他们大致称之为“普遍平等原则的国家建构，和层级分工的社会构成，这两者的扞格冲突”云云，是现代国家一直到今天犹时时发生、处处发生的本质性矛盾。我们说得稍稍宽广些，尽管难以确确实实划出来，普遍平等原则仍是有界限的（或艾柯所称“没有界线的界限”），就像当年带着夷平一切声威进入罗马帝国的蛮族，它得学会向文明低头，向真理低头，向事物确确实实的存在低头，向人确确实实的经验低头，向二加二等于四低头，更要努力学会向美好的东西美好的价值低头（这是最难的、几乎学不会的最后一堂课）。不肯学好的平等思维便是民粹，这个辉煌平等家族里玷污名声挥霍家产还四处斗殴闹事的败家子。

当然，困难在于由谁来告诉我们，什么是文明，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美好的事物和价值。这倒过头来让人想到小说家冯内古特的科幻笑话：“发明出万能溶剂（意即什么都能溶解）并不难，真正难的是发明出来之后你要拿什么来装它。”但冯内古特旋即正经下来以小说家的隐喻话语告诉我们，一般人以为的最霸道溶液王水并非万能溶剂，它只是恰好溶解得了黄金而已，地球上真正最接近万能溶剂的东西，冯内古特说，其实就是清水。

托马斯·曼正是站稳小说世界用劲抵挡这股思潮横向泛滥到这块书写农耕用土地来的人，扮演堤防的他身体有点僵硬，态度有点粗鲁，语言也有点暴戾不文，但我们晓得，小说对平等思维的抵抗力先天性较弱，不只因为它说故事听故事的前身记忆本来就和这个思维有亲和性，更因为小说太复杂太微妙了，欠缺科学二加二等于四那种说一不二的明确性真理性，在这里，美好的东西比哪里都受到珍视反复摩挲，但也因此太闪烁太多面又太光影明迷稍纵即逝了，它的时间意识时间节奏遂最悠长不迫，偏偏带着蛮族血液的平等思维最欠缺或说最容易失去的就是耐心，这也使得小说在平等的审判法庭上最禁不住拷问也最提不出对自己有利的具体证据来。还有，我们也可以考虑到，托马斯·曼说这话当时，小说书写的体系性才堪堪成形，我们今天所看到那些现代主义的断裂、乖戾、封闭、扭曲等等毛病并没足够的显现，那时候现代主义摊在书写者面前的犹是一个深奥、危险但非常迷人的新天地，人心像万千年不动的坚硬原子才第一次被打开来时那般，每一处都是谜，也每一处应该都藏有答案，这是雄心勃勃如海盗升帆待发的时刻，怎么可以在这节骨眼退缩回来、硬把人唤回老洞窟的囚徒世界呢？这简直是犯罪行为不是吗？还有，如果要再计较的话，彼时欧陆的平等思潮已不仅仅是不祥而已，二十世纪三〇年代它在左右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一样造成了或说严重参与了人类历史的大型民粹灾难，那就是右纳粹左苏维埃，三〇年代把灾祸整个地暴现在所有人眼前，但老实说对有知识、肯看肯想的人而言，这在五年十年甚或更早就已是事实了不是吗？

但为什么是契诃夫呢？除了应邀出席有感而发再带点项庄舞剑的味道，契诃夫的小说、的人，的确再具体再感官不过地揭示出众生平等的最美丽图像，这反倒是几世纪下来（也一直到今天）那些平等的思维者、倡议者、宣传打广告的人始终做不好的。他们的天国描绘，就像老实的人类学者米德指出的，总是苍白、无内容、无事可做也没事发生的无聊世界，只有一些塑胶玩具、一抹粉彩颜色，包括马克思早上耕作下午钓鱼晚上写诗那一幅在内，毫无魅惑之力，对毫无想像力的人而言，也对有足够想像力的人而言。

为什么是契诃夫？如果还要追问下去，那我们何妨也去问问惠施，为什么他当时会那么不放心他明明是无欲无求的无政府好友庄周，让庄子感慨系之的以偶尔高飞路过此地的大鹏鸟自况？还有当年迫害耶稣的那一堆犹太人，耶稣明明已说了恺撒归恺撒上帝归上帝、旷野四十天试炼拒绝接任革命民族英雄一职，只开“山中宝训”这样毋宁只让人昏昏欲睡的初级道德伦理通识课程，干嘛掌权而且水火不容那两派犹太人会紧张到破天荒联手起来，还拼着冒犯罗马统治当局也非给他死不可？什么时候人的谦逊不求会有危险？为什么一种温柔的道德主张或宗教主张甚至于什么也没做只安静地让自己一身洁白干净会被视为激进不可容忍？何以单纯愉悦的笑会比犯法者作奸者烧杀破坏者更隐藏着颠覆力量腐蚀力量？

民粹让人讨厌，但也就只是讨厌而已，借用汉娜·阿伦特的概念，它毫无深度，只是毒菌表皮的恶心斑斓花纹，真的东西善的东西才有力量，当然包括破毁力量在内。而且，据小密尔，你可以击败它镇压它让它销声匿迹，但它总会重来，一段时日之后或者在另一处地方由另一个人提出来，它不见得强大，唯时间通常是它的忠诚盟友。

庄子、耶稣以及契诃夫小说云云，的确都是清水般的东西，所以也的确最危险。

言词上，托马斯·曼真的表现不佳，不只圣人和先知，他甚至还动用了“榜样”此一概念，这是掌权者不想讲道理、不分辨个别性、只想安置间接性罪名时的优先选用之词（“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样，那××会变成什么样子你说！”这个××填空题，适用于学校、军队、公司、社会、国家及全人类云云）。托马斯·曼言词之间浓郁的权力气味授人以柄，而权力，正是层级分工体系最敏感的痛处以及最沉重的道德负担，也没错正是层级分工体系僵化、丧失本来目的、以维修取代发见的苍老狞恶样态。但我想说的是，托马斯·曼的“错误”其实并没他话语所呈现的那么严重，犯错较多的毋宁是原告这一侧——普遍平等思维由政治领域（一个本来就以权力为核心建构起来的体系）横移到小说领域，往往把政治领域那一整套权力论述跟着横移应用。人们通常总想有所警觉总比不警觉要强要负责，唯偏离基本事实太远的警觉无助还迟滞了人的反省，过度的警觉更只会把自己吓成个虚无主义者。还有什么比虚无更受懒人欢迎、更快速召唤民粹的呢？

层级落差会孕生出权力这是事实，但它终究是远比权力大而且远比权力复杂的东西。小说，由认识、发见、创新所驱动，缓缓发展出自身一个层级体系，此事攸关小说书写的当下、未来乃至于其生死存废，想当然耳小说书写者比谁都切身都寸心自知，也就被迫得想更多更远。那一堆谈命名、谈言说、谈语词权力性宰制性的理论，小说书写者很少有人真的在意，不是小说书写者不用功没学问不负责任，只是单纯的没感觉，没感觉意味着触不到痒处，说不中他们的心事，解释不了他们的志业处境，也就无由产生对话带来启示，只能礼貌地当它是平行于小说、由一组有学问的外行人对小说自成一套的阅读、思考和应用，这些人的真正封闭体系身份毋宁是哲学或政治的，他们尝试回答的也是哲学或政治体系给予他们的问题。

小说的真正问题，在如斯体系化的处境之下，从最个人最近身的当下写什么，到最遥远最集体审判的小说究竟还能写多久活多久，关键不是权力堆叠，而是可能性——现代小说是不是已完全封闭了自身？是否已做出了选择？是否不再面对广大、真实、无限大的世界甚至躲开它？或者更严重如同本雅明指出的，小说是否已苍老，从小说的形式到书写者的意识，已老得再做不起无限的大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