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肢解、扭曲的正常人
这里，我们再来看契诃夫小说另一个有趣的特质，那就是它的不育。
时至今天，意思是距离契诃夫过世已结结实实超过一百年时间的事后，我们只靠一般程度的读者眼睛而不是专业的、鉴定的文学研究者之眼，如此容易如此有把握的一眼就认出是契诃夫来，其意义便全然不同于十九世纪旧俄当时人们乍乍发现契诃夫。当时是新的、惊喜的、甚至感觉是开拓的，但一百年后今天却只能是诡异的，甚至还是怪诞的——为什么整整一百年过去了契诃夫小说依然如此独特？为什么不是充斥着一堆模仿乱真之作？为什么没有产生所谓的契诃夫流小说书写？
（在中国，我以为是沈从文，比契诃夫多点童话，多点甜美，因此也多了点挑拣、组织和处理。唯沈从文小说亦是一代而绝。）
我们可以快速地列举检视一次。
是契诃夫的美好太不为人知吗？当然不是。托马斯·曼所说契诃夫的遭人轻忽，指的是一般性的读者，书写者的反应可完全不是如此，契诃夫小说尤其有着让书写同行眼睛为之一亮的极其独特魅力，这从高傲不轻易许人的托尔斯泰就开始了。
是小说书写者都很骄傲、很卓然独立，不同于那种一窝蜂的流行追逐者吗？别傻了，哪有这种事，事实上，小说书写（乃至于所有创作领域如音乐绘画、所有研究思维领域如物理学经济学）的模仿追随现象远比流行时尚的皮毛化既深且广还立体，因为它还多出了一批流行时尚所没有的正经人口，多出了一批可称之为严肃认真的一窝蜂追逐者。这批人，我们这么说吧，专业知识丰厚完整，专业技艺圆熟精湛，本来就苦于而且终日勤勤恳恳于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更有人事实上“已在路上”就只差那么一步，因为一个新创造的发生不是无来由无迹象的，通常时代空气之中总飘荡着一些征兆一点异样的分子和气味，他们所缺的往往只是一个视角，一点提示甚或一句话，因此，一个好东西比方说相对论或量子论冒出来，他们不必你讲马上会认出来，而且比谁都知道其意义、价值、爆发力道和幅度，以及整个可能应声打开的全新世界，更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做，这跟黄河决口一样，什么也阻止不了。
是因为契诃夫小说所在、所书写这种小乡小镇，这种庶民的、下阶层的世界距离小说书写者太远太陌生了是吗？一开始可能是，正如我们才讲过的，一百多年前那会儿不坐三等车厢的托尔斯泰或屠格涅夫进不到这个书写位置、得不到这个书写视角是可理解的（偶尔为了写某部小说心有定见地刻意去“体验”是于事无补的，这么做只能收集直接材料，你得生活于其中充分浸泡于其中才行。像屠格涅夫的《猎人手记》仍只能通过有钱有闲的打猎贵族老爷眼睛去看农户农奴，当然精彩可观，但那还是原来的屠格涅夫小说），可是稍后更多的书写者不是不乏更穷更贫贱更打滚于生活底层泥淖者吗？往后这一百多年不是一代一代有着连三等车厢都坐不起只能沿铁轨一步一步走的人吗？因此，不是传统左翼所骂不绝口的所谓贵族精英、知识垄断云云的问题，至少不是个关键。事实上，就连这一点，人类历史也很快做出补偿，就在十九世纪契诃夫还活着还写着那时候，人们的意识形态大举地往下往左，暴烈地把目光降到一般人、平凡普通正常的人身上。这样的意识形态在小说书写的世界从此再没戏剧性地消褪过遑论逆转（相对于比方说政治、社会其他任一领域），一直到今天此时此刻依然统治着绝大多数的小说书写心灵，甚至过度统治到让小说书写者总多少有种四体不勤、该为这行业的贵族气息道歉并抽空去生产线打个零工的职业性惭惶。
而且，证之小说历史，一个新书写领域、一片书写的处女大地不发现则已，一旦有人率先探入，几乎不出一代很快就开发过度地力耗竭。只可写错不可放过，小说书写的掠夺性，在这上头通常比该死的资本主义加帝国主义还凶还彻底。
是书写技艺有所不适不是吗？这就太低估太不了解小说书写技艺的调整腾挪能力了。这里我们只说一点，是弗吉尼亚·伍尔夫指出来的，现代小说的发生和发展，伍尔夫说，从文字语言来看正是由诗转向散文，而散文的低下、散文不宥于格律、韵头韵脚等排场和形式的流体特质及其穿透力，让它哪里都去得了，再污秽再细碎缝隙之地它都敢写也写得进去。事实上，伍尔夫不无惋惜或忧心的反而是，文字语言的散文化，让我们再说不出口的是“巨大而简单”的东西，让我们一步一步在远离崇高、庄严、神圣和伟大，伍尔夫很正确地说，这些并非幻觉并非不必要，这些和我们务实在过生活求生存一样，都是我们理智、情感、心灵的一部分。
好，整理一下。不是契诃夫不吸引人，不乏意愿、热情和瞻望能力，不欠缺材料和机会，不因意识形态阻拦，更非技艺能耐不及徒呼负负，面对着契诃夫小说所摊开在所有书写者眼前这一宽广、自由、舒适的处女大地，现代小说从书写者的人身位置到目光和思维焦点，再到具体使用的文字语言，无不已一一做出调整，甚至刻意地因应它瞄准它，但契诃夫小说，如此朴素正常的小说，理论上应该像哥伦布竖鸡蛋般谁看了都能依样照着做的小说，何以会不育不生养众多？这样成千上万年地球上绝大多数人一直就在我们眼前就在我们身旁如此明白生活着的小说，何以这么不容易进入现代小说再现出来？
为什么正常人、正常的生活对小说书写会显得这么“不正常”？这样还不够诡异不怪诞吗？——这里必定有着什么我们始料未及的本质性排斥和抵抗，一定牵涉到两种异质东西异质世界碰撞冲突的问题。
话说回来，现代小说书写什么呢？简单的答案由此也变得怪诞起来了，现代小说告别了崇高伟大，离开了英雄帝王和天神，它书写的依然是一般的人平凡的人，只是很奇怪的我们很难再说它写的是正常如你我的人，只因为作为一个现代小说读者，我们所看到、所确确实实感受到的，用苏格拉底的话来说，不再是温和单纯、我们所经验所熟悉的人，毋宁更像是“比百头巨人更复杂更狂暴的一种怪物”。
我的老师小说家朱西宁先生一辈子倾慕张爱玲小说，但他常说读张爱玲小说，读者不会想把自己幻想为、化身为小说中的任一个人物。这个颇精巧的人性察觉，其实不单单只向着张爱玲小说，而是整个现代小说尤其是跨入所谓现代主义书写愈来愈明显愈普遍的阅读感受（你愿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康拉德、福克纳的小说里扮谁演谁呢？）。真的，现代小说愈来愈像是某个幽黯的、窄迫的、窄迫到不容人全身通过的封闭甬道，正常的人进入它，只身无助地挣扎过它，不仅疲惫、沮丧、苍老，还如本雅明讲的人的基本形体都不复保有，变得扭曲怪诞；或者也愈来愈像某个科学实验室，人在这里被肢解开来，某个身体部位被不成比例地放大或单独拿出来。书写者不见得为怪诞而怪诞（当然也有一批书写者误以为如此热衷于如此），书写者可能只是为了更清楚看见某物某部分，然而我们多少都看过这类的科学影片吧，我们人的皮肤毛发一旦置放于高倍数的显微镜底下，很自然呈现出来的就是陌生骇异的影像如某个不名星球外壳或就是某种外星怪物，而单独被拿出来的内脏或人脑那更是很少人乐于直视、很少人不感觉恶心的不是吗？现代小说笔下的人，总像刚刚才经受了一场科学的、实验的冷冰冰酷刑似的，劳伦斯·布洛克最好的小说之一《行过死荫之地》，写两名开着货车四下劫掠落单女子凌虐肢解的变态杀人狂，他们的说法仔细听来如同小说家，尤其是现代主义小说家：“上了货车，她就不再是个人了，她只是一堆器官。”
日本的芥川龙之介也写过一篇蜕变式的短篇小说，“我”忽然幻化成一只小虫（正常size，不是卡夫卡那只大的），爬行在妻子午寐不觉的赤裸女体之上，激情方歇余温犹存，这个他熟悉的身体，此刻如山如谷如巨大望不见边界的全新大地，他每次向前爬出一步都惊异赞叹一次。唯一向怎么恶心怎么来的芥川这回意外温柔地放过我们，小小虫最终像再负荷不了太多发见似的停在胸脯上满足得仿佛睡去，是妻子的美丽身体令芥川不忍是吧。
作为读者，谁乐于出任实验对象？谁愿意好好人不做去当器官当内脏的？
当读小说的人不愿也不能化入小说之中成为书中人物，现代小说书写的悲剧于是成为最孤独的、无可比拟的、人们不忍乃至于逃避看到的悲剧，它回不到人的集体经验之中，这个集体经验，依本雅明说的是，“它像是一座梯子，梯脚坠入深渊，梯顶则消失云间。对于集体经验来说，连个人经验中最狂暴的冲击也不代表矛盾或障碍。”
从另一面来说，现代小说也不复成为人集体经验的大海，读者个人的经验无法如水滴般融入它，无法从其中汲取建言，汲取有用的智慧，无法如博尔赫斯所说通过对小说对故事的迷醉来“遗忘”自身可怜的命运和处境，他同时孤立无援地进入小说之中，同时又绝缘地被抛掷出来，他知道更多，却进退维谷，既不知道如何回应小说丢给他的更大悲剧和疑问，也不知道该如何回头料理自己独特且具体的悲剧和疑问。
在这里，现代小说（逐渐）失去了它给人的抚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