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谦逊的人到谦逊的小说家

我们先解除一个小小的疑心，好让自己心无恚碍。

如果说我们已拥有十大册的契诃夫小说，包括三十岁以后、四十岁以后更睿智更成熟年纪的作品，那又跑出一本年少作品是什么意思什么意义？除了某种和实质读小说无关的收集癖、猎奇癖乃至于有点让人不舒服的所谓窥视之外？

我只想很简单地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实际上我们又多了一本契诃夫的小说，又可以多读一本契诃夫的小说，这是最实在的、最夺不走的。喜欢契诃夫小说如我，相信不只我，当然是欢迎的。这里有一种不那么民主不那么平等的基本心思，我以为，对某种层级以上、已超越竞争之上卓然完成的了不起小说书写者，当我们说他哪部作品写得好写得坏、是代表作或失手乃至于失败的东西云云时，就像飞机航行于云层风暴之上那样，我们也许一样热烈一样是非爱憎分明地谈论争辩指摘他哪部小说、小说里哪一段哪一句的成败利钝毫不留情，但我们的心思是宁静的、专注的还是愉悦的，包括我们在说着最不礼貌最批判的话语时，这和我们在分辨揭穿坊间那些鱼目珠玉混一堆的寻常小说时完完全全不同，完完全全不在同一个层次上以及规格里。某种庄严不侮意义底下，这的确是以人举言以人废言没错。事实上正因为我们（意识到）再无须分神负荷着真伪朱紫之辨的社会公益性义务，我们才得到如此珍罕的自由和专注来想小说谈小说，这当然是愉悦的享受的；也正因为我们明确知道不至于因我们谈论语言的无心狂暴性破坏性会减损它砸碎它，我们才得以放心到几乎是肆无忌惮地朝更深奥更精微处直往无回。说到底并没有太多小说有足够内容禁得住如此在细节上细究又向幽深处挖掘不是吗？那种没深度的失败、无趣劣作两句话骂完就再说不出什么了不是吗？需要实际例证的人可到坊间简体字书店买纳博科夫的小说谈论之书《文学讲稿》，厚厚一大本，是他在威斯康星大学授课讲稿的辑成，你可以看到纳博科夫如何自由、推崇但笔则笔削则削地谈狄更斯（《荒凉山庄》）、福楼拜（《包法利夫人》）、卡夫卡（《变形记》）和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等等，看到他在确认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是二十世纪人类最好三部小说之一同时，奚落他的《芬尼根的守灵夜》其实是一本令人昏昏欲睡撑不住熬夜守灵的全然不成之作。

这个基本心思，我借用国内年轻一辈（和不年轻如我这一辈的比也一样）杰出小说学者和书写者黄锦树的一句话来说是：“对这种小说家而言，多一本就是一本。”这话由不慑权威、向来直言无隐的黄锦树口中说出来，更足见其真实性和沉沉分量。

只可惜我们很难列纸名单让一般读小说的人相信谁是谁不是，因为终极地说这事关乎鉴赏能力（知识、经验、感受和想象能耐等等的总和），有超越理性语言能说明的部分，这上头小说也是无法平等，用不上民主的，有些东西只能用接近命令式的郑重话语由上而下说出来，可是那样的权力气味又会引起误导，把事情带往不对的地方去。

但契诃夫生前不是亲自动手过将自己小说辑成十大册吗？如果说书写者本人都曾抛弃过它甚至阻止过世人发现它，我们是否还有必要或甚至有权利找出它并阅读它？

这么问就把我们带到契诃夫一个最特别的所在了。一般而言，书写者对他某些小说的遗弃，有着各等公私不同的缘由，不能只用“淘汰”这森严但单调的两个字来替代，它可能更私密更不是有文学理由可讲的某一个纯个人因素（请常记得了不起的小说家同时也是个人），也可能更单纯就只是忘了而已云云。就契诃夫，我们还至少得再加两样，一是他写太多了，二是他不怎么瞧得起自己写的东西。

这是人类小说史上两个契诃夫式的第一。绝对是真的，打从世界有了契诃夫此人之后，人类历史上最不看重契诃夫小说价值的，恰恰好就是契诃夫本人，他从不相信自己写出过什么足以传世、该占用未来人们珍贵记忆空间的不朽之作，尤其是他那些十七八岁就正式开始写、所有人朝着恋爱和悸动青春涂写日记书信和情诗给自己看、他却得挣钱养活自己和一家老小的短篇小说，他不止一回提过那个位置是托尔斯泰的；总字数有人比他多（比方巴尔扎克），但篇数却无与伦比，我个人没费心去算，但据本书这位地毯式的编者统计，契诃夫光是二十六岁小说书写的幼年期为止就已达四百篇之多了，珠玉或碎破璃片般散落在彼时广漠、才苏醒中老俄罗斯大地之上难以一一捡拾收藏。因此，自选自辑或许对绝大多数小说家而言的确算慎重之事，甚至在某些人身上还隐隐有着卓然望向无垠未来、填写这一生履历表好应征死后文学天堂或小说万神殿某职位的味道，到契诃夫这里则很难如此，对这个异常谦和的小说家，这毋宁只是不要为难人家好意因此也该某种程度慎重行礼之事而已。

但自我这么小的人能写小说吗？能写好小说吗？一个小说世界常识性的鲁莽疑问，但不见得是个坏问题。

乍看之下这个疑问像是个指控——谦逊的小说家，就像我们说正直的律师一样，不是有这样子的笑话吗？说父子两人行过墓园，小孩问父亲：“他们会把两个人埋在一起吗？”父亲说：“应该不会啊，为什么这么问？”小孩说：“你看，这个墓碑上不是写：‘这里安眠的是律师约翰，一个正直的人。'”还有一个，问小飞侠彼得潘、超人、正直的律师和醉汉一起过马路，谁会在路上捡到十块钱？答案是醉汉，因为前面三个都是虚构的人物。

不是这样，我个人所认识的诸多小说书写者是谦和的好人（多半还非常正直），和我所认识的律师不可同日而语，这里有很大一部分牵涉到小说书写者的身份自觉问题，不尽然全是个人心性和修养——现代小说作家，尽管不免也得靠稿费版税过活，但基本上他的身份仍是独立性的艺术家、创作者，就像大约同时候的画家和音乐家作曲家一样，从原来的画匠画师和乐匠乐师的隶属性位置（教廷、国王、贵族乃至于新兴商业家族云云）挣脱独立出来；也就是说，现代小说书写基本上是一种志业而不是一份工作，小说书写更关注的是创造而不是工匠技艺的单纯展示和应用，是写出本雅明所说无可比拟的事物，完成一部只属于他一个人、能如画家最后淋漓签名落款其上的作品艺术品。但在契诃夫身上却出现某种返祖现象或至少和这个普世潮流逆向行驶。他的身份自觉及其书写方式有更多的工匠成分，他的作品也保留着相当一部分工匠式的匿名性（木匠不会在他完成的美丽桌子上挥笔签上大名，除非他是设计师或已升格成国宝级的“达人”）和可重复性（木匠可以做完一张桌子后马上动手再做一张大同小异甚至完全一模一样的桌子，当然，独立创作者身份的设计师也会这样，但他必须加以掩饰，否则便会被控以停滞、失败、自我抄袭乃至于江郎才尽等刑期不等的罪名）。

我们大致可以这么说，独立、创造性、面对独一无二事物的现代小说书写者不是一个可以表现出（更多时候是阻挡了）他个人谦和心性的特殊位置；于是，契诃夫历历在目的谦和，恰好说明了他对此一身份的不愿、不确定乃至于某种程度的“破坏”。

这可能也一并解释了他异于现代小说书写者的多产。

从这里，我们看托马斯·曼这番好像极不近人情的话就有意思了。这是托马斯·曼在契诃夫死后五十年讲的，进一步把谦和之于小说书写的关系拔升到它该有的高度：“在我眼中，契诃夫在欧洲甚至在俄国都被大为轻忽的原因，是因为他对自己实在太冷静、太过批判、太过怀疑，以及对自己的成就太过不满意了，总而言之，是他的谦逊。这种谦逊有种动人的特质，但却无法以此获得全世界的尊敬，甚至可以说是给世界立了一个坏的典范。因为，我们对自己的观点，并非不会影响到别人对我们的印象，而且那个观点可能会污染了印象，甚至可能掺杂在印象中。契诃夫那短篇小说家的印象，长久以来被人认为是没什么艺术价值的，而其能力无足轻重。他自己既缓慢且困难地得到对自己的一点点信任，但若要别人信任自己，这种信任则是不可缺少的，然而直到他生命终了时，他都没有展现出文学大家的痕迹，更别论是圣人或先知了。”

顺带提一下不用多心，对托马斯·曼这位也公认是万神殿一员的大小说家，纳博科夫坚定认为而且多次公开讲他的小说是可以不读的（美国小说家厄普代克的妻子曾是纳博科夫大学小说课堂的好学生，厄普代克引述过一封他妻子日后写给纳博科夫的信，感谢他教会了自己读小说，最末两句则以会心的莞尔语气讲出来你知我知：“直到今天，我还是没办法读托马斯·曼的小说。”），这当然是纳博科夫式的“偏见”，但我们晓得纳博科夫愈是甘犯众怒的偏见通常愈是有其独特理由和锐利洞见的，往往帮我们从某种僵固停滞的结论再解放出来，这是非常非常珍贵的。而纳博科夫精致、细腻、微妙但准确到如手术刀锋刃的究极小说技艺，让他尤其受不了托马斯·曼的疏漏、粗手大脚以及虚张声势（同列名单上的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福克纳和康拉德等伟大名字，至于巴尔扎克，纳博科夫则受不了他的平凡庸俗）。我个人对托马斯·曼的确多少有这种感觉，对日后的君特·格拉斯也是。我个人坚信小说书写是以个人为单位的，不喜欢从任何群体、派系或国族的角度看，但德国似乎是一个很奇怪的小说书写国度，不仅相应于其种种文明成就（哲学、音乐乃至于诗歌云云），小说的书写成就显得如此单薄而且还单调（雷马克是世界大战换来的，也只能写战争；聚斯金德则是偶然生在德国的，他根本可以是任何一地的无国籍怪人奇人，还有谁呢？），把小说书写一事弄得跟铁匠一般，仿佛那里没有正常的人正常的生活一般。于是他们写出的小说毋宁更像他们震撼世界的产品老虎坦克，笨重，大钢块，挟着祖先北国蛮族幽黯记忆的嘎嘎巨响而来，声威震天，仔细听还伴随着瓦格纳的音乐。

博尔赫斯也这般说过，德国人和小说书写似乎是两个不相容、放不到一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