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书写的历史就是一部权力斗争史

一些学者认为，字母起源于公元前1700年的腓尼基（今黎巴嫩地区附近），由讲闪米特语的商人传播，他们用字母符号代替声音，与地中海市场上不同文化背景的商人进行沟通，尤其是希腊人、克里特人和安纳托利亚人。这种原始的文字系统没有元音，只有辅音。在这种文字系统中，人们可以发现希腊字母的雏形和罗马字母的原型。

这种新技术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体现在希伯来人称为“aleph-beth”的希伯来字母上：这种字母的构造源于它们所代表的自然现象。第一个字母与今天的A类似，在一边有尖角。这与旧希伯来文中的“牛”相符合，是由长角的头转变而来的，与真正的牛角相似。闪米特语的视觉根源也有进一步的表现，比如大卫·艾布拉姆也指出，“mem”或“water”刻画的是池塘中“水”形成的一串涟漪。实际上，在希伯来文中“水”是“mayim”，拼读方法是“mem-yud-mem”，“mem”看起来的确像是水波，“yud”是由于分开两个“mem”的符号。今天在众所周知的字母“m”中，我们还是不难看到水波的形状。

字母就是这样产生的，正如从思想上借鉴自然世界中的事物一样，象形文字实际上是从大地中收获而来的。而且不止于此，它的诞生也是思想运动的一种类型。人们可以涂写、重塑、重组并重新解读文字。人类发出的声音具有稳定的含义，也可能在新的人群中演变成新的语言。这是人类第一项国际化的技术，能够帮助人类跨越社会形态、跨越时间去捕捉并分享思想和故事。

但使用字母也需要付出代价。在1998年，心脏外科医生伦纳德·什拉因（Leonard Shlain）出版了著作《字母与女神》（The Alphabet versus the Goddess），他提出了系统性的理论解释人类理解图像的方法。单纯的图像所产生的视觉感官体验主要由人类的右脑处理，右脑支配着哺育和关怀他人等行为，这也是女性价值观的体现。字母文本与它们所代表的事物失去了关联，在字里行间建立了相互的逻辑联系，以更好地呼应人类意识中数学、理性甚至民族性的一面，而这正是男性价值观的体现。

字母中所隐含的、具有男性特征的交换性是建立跨洋贸易的关键，因此帝国的征服文化开始生根发芽。只要掌握了海洋两岸的沟通方式，在腓尼基或其他从事贸易的港口聚居地就能找到营生。后来希腊人在字母体系中加入了元音，使字母的解码能够更加普及，但文化素养仍然只局限于富人和统治阶层。在罗马帝国时期，知晓如何阅读拉丁语是抄写员和文职人员的技能。如果不是处于险境非学不可，农民阶层都认为掌握这种书写沟通的工具毫无用处。

在那时，人们甚至因思考书面文字会将人类文明引向何方而惶恐不安。关于“记忆和智慧的片段”最初的记载来自苏格拉底和哲学家费德鲁斯（Phaedrus），并由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在公元前370年继续传承。苏格拉底指出了书面文字潜在的危险，将作家比作只为自娱自乐“种植”词语的农民。文字将永远不能取代聆听的体验，聆听的是“知者真真切切、有血有肉的对话，书写的文字只不过是图像”。但是书面文本在跨越时代和地理局限传递信息方面具有优势，这种进步令人难以忽视。对于新技术的恐慌反映了我们对于重返影像时代的不安和焦虑。

罗马人十分喜欢使用羊皮纸。我们也许可以将Acta Diurna（意为“每日活动”）看成世界上第一份报纸，即便它不算报纸，至少也称得上是公共传播媒介。该刊物于公元前131年创刊后开始面向大众发行，当时，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正急切地追逐名利，格外支持Acta Diurna的发行。他派人定期总结参议院活动、官方声明、节日日期、出生和死亡声明、拍卖通知，将报纸张贴在公众聚集之处的信息板上。有时刊登在报纸上的内容也会刻在石块或木头上。

当然，活字印刷术才能最终将这些文本推广到不同地区的受众中。早在公元11世纪，中国人就开始利用泥活字印刷文字，但这是一个费力的过程，当时中国文字中包含约4万个汉字，使得这一过程更加复杂。欧洲的僧侣也曾尝试过用木材制作印版，在上面涂满墨水，将印版按在一张纸上印下文字。不过，在这些板子上刻字是十分艰巨的任务。

居住在德国美因茨的金匠约翰内斯·古登堡发明了一种更好的方式。古登堡知道如何制作小件工具，在1440年前后，他发明了一套创新系统，即将铸金属的字母块放在转轴压印机上，这种机器与用来挤橄榄油和榨苹果汁的机器相似。用这种方式在两天之内的印刷量相当于一名抄写员一年的工作量。古登堡印刷的最流行的书籍当数《圣经》（21本现存的古登堡《圣经》是世界上最宝贵的图书）。从美因茨开始，铅活字印刷术迅速传遍欧洲，形成了乡镇印刷产业，当时创办这种印刷厂与今天建立互联网公司一样普遍。

在1557年，印刷商理查德·托特尔（Richad Tottel）曾说：“我劝诫无知之人应通过阅读而善工，摆脱卑鄙粗俗之气，因为卑鄙粗俗之气会令香甜的马乔莲也失去芬芳，让人兴味索然。”自然，他也将这段话印了下来。

到15世纪末，已有2000万册书在市面上流通，考虑到当时世界上有5亿人，而只有小部分人能够读书或得到教育，这一数字显得十分重要。（从当时往前推50年，书本还像蓝宝石一样稀少和珍贵。）年轻的传教士马丁·路德的作品在当时销量很大，宗教改革在一系列纸质材料中袭来，威胁着罗马天主教会的统治地位。一些手册上的内容攻击教堂的腐败操作、讽刺教皇或者指明并辩论经文中的细节问题，这些手册以令人惊异的速度印刷出来在市场上流通——这似乎便是网络口水战的前身，因为人们带着越来越深的敌意与蔑视回应他人。看起来所有人都能够参与到这一讨论和争辩中去。

《圣经》以德语、英语和其他方言印刷、发行，拉丁语已经失去了通行语言的地位。到1550年，一位叫作安顿·多尼（Anton Francesco Doni）的作家抱怨道：“（有）太多的书了，我们甚至连阅读标题的时间都没有。”今天，沉浸在YouTube视频库中的访客可能也会产生相同的感受。我们需要对信息进行综合管理，找到一种组织、整理、去粗取精的方法。印刷者在经营传统业务的基础上，自己也会开始偏爱某些书和作者，因此，以市场为中心的出版业确立起来：高销量的图书都会得到相同的礼遇。

古登堡印刷术不仅为整个世界带来了可以大规模传播信息的媒介，也对文化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曾经，“咕噜”声和嚎叫声被塑造成了大众能够理解的标准声音，而印刷时代的到来弱化了以口语为中心的沟通方式的地位。

法庭证词也从对缺乏文化的长官口述向目击者的书面证词转变。知道如何口头沟通不再重要，会操持某种语言也不重要，现在重要的是能够阅读。

围绕着铅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人们产生了恐惧的味道，从维克多·雨果所著《巴黎圣母院》的片段中就可见一斑。这部作品于1831年写成，故事背景却设立在15世纪80年代，当时具有变革性的活字印刷术正影响着社会的每一个领域，也鼓励着年轻人花时间来促进这一技术的发展。

大学城宣过誓的书商安德里·米尼耶先生欠身，贴着王室皮货商吉勒·勒科尔尼先生的耳朵悄悄说：“先生，我告诉您，这是世界的末日。我从未见过学子们会有这样的越轨行为。这都是本世纪那些该死的发明把一切全毁了，什么大炮啦、蛇形炮啦、臼炮啦，尤其是印刷术，它是从德意志传来的另一种瘟疫！再也没有手稿了，再也没有书籍了！刻书业被印刷术给毁了。世界末日到了！”

“从天鹅绒业日益繁荣的状况中，我也确实看出来了。”皮货商说。

当然，雨果写的是虚构小说，但却精准、生动地描述了活字印刷术给当时人们带来的恐惧。这不仅是对天主教会力量的恐惧——暗指着“德意志瘟疫”马丁·路德，也是对新技术的担忧，他们担心它会击垮经济，腐蚀年轻人。虽然古登堡在教会内部也有盟友，但书籍最初由古登堡印刷出版后，美因茨大主教下令，新书印刷之前必须获得准许。其后50年中，天主教会出了一本《禁书索引》（Index of Prohibited Books），罗马教皇还下令焚烧所有质疑教皇权威的书籍。第一个翻译英文版《圣经》的人是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ale），他最终在火刑柱上被烧死了。

印刷术强大的力量让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主张不仅可以在封闭的会议室中推广，也现身于大众可见的公共场合。在神权问题上，人们可以做出自己的决定，即选择权威来自教会还是来自印刷版《圣经》的魔力。马丁·路德将印刷机称作“上帝最高级的、最大程度的慈悲行为，由此将福音书事业推进向前”。瑞典路德宗的教会决定，每个阶层的人都应该能自己阅读福音书，正如评论家约翰·弗里曼（John Freeman）所说，瑞典人的识字率在之后1个世纪内都保持在100%。英国经历了相似的转变，但速度稍慢一些，其民众在400年间识字率从10%上升到了95%。

清教徒将这种印刷文字的“怪兽”带到这个世界上，但当时，他们自己面对印刷机时也会产生绝望和后悔的情绪。他们怀疑这种机器会引发反叛和骚乱，而且让查禁书籍变得尤其困难。国王查理二世当权时，负责审查的官员罗杰·莱斯特兰奇爵士（Sir Roger L’Estrange）向大众发问：“印刷术的发明为基督教徒带来的益处是否比混乱更多？”他可能是在试图力挽狂澜。

然而，在世界上还有一个重要的地区几乎全然没有受到古登堡伟大发明的影响。15世纪一些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和地区对外界漠不关心，甚至直接反对印刷材料的大规模生产。阿拉伯文化并非对科学和发现毫无兴趣，事实恰恰相反，在8世纪时，巴格达已经成为知识传播的中心，在那里，希腊伟大哲学家的作品在卷轴上复制出来。科尔多瓦摩尔古城的图书馆里有着十分丰富的书籍馆藏，甚至超过了欧洲馆藏量最大的修道院图书馆。但据古登堡的传记作者约翰·曼恩（John Man）记述，印刷出版在伊斯兰国家不被认可，因为古兰经的吟诵之美应该大声诵读出来，不应该用于书面浏览，《古兰经》的核心价值在于人类的表演，而不是书页中一系列冰冷的符号。据说，不能讲阿拉伯语的人只能错失《古兰经》美妙的节奏和言语的律动。曼恩写道：“阿訇不会自愿允许人们直接获取知识，让自己失业。”在这些国家，等级制度依然存在，而欧洲的君主制却很快摇摇欲坠。

在欧洲印刷厂里出版的除了宗教书籍还包括新闻册。特别是在当时的英格兰，海军将大不列颠的统治扩张到了大洋彼岸，这些书籍都象征着其繁荣的商业文化，正式地记录着他们进行的外贸交易。其中一例是出版商约翰·伍尔夫（John Wolfe）在1590年出版的《来自弗朗斯和弗兰德的可信报告》（Credible Reportes from France and Flanders）。与在宗教改革期间通行于欧洲的宗教宣传册类似，这些新闻册页数更多，质量更高，通常配有异国风景或战役的木版画插图。新闻册中也包含着生活信息，不过更多针对的是人们的钱袋而非精神。很快，“三十年战争”开始让国王神经紧张，他实施了至少长达6年的新闻管制政策。

现代报纸甚至互联网的真正先驱是一种称作“板报”（broadside）的印刷品，其发明几乎称得上是巧合。书籍是印刷商利润的来源，书籍印刷后会剩下多余的纸张，印刷商只在这些废纸的一面印刷传单和广告，因此可以粘在街道两边的墙上。这些板报用完即被人丢弃，它相当于画在人行道上的广告语或零售商的一条“Twitter”。

当时，一个叫作纳撒尼尔·巴特（Nathaniel Butter）的人通过印刷板报致了富，板报也是我们现在所称报纸的粗糙前身。巴特和他的伙伴尼古拉斯·伯恩（Nicholas Bourne）十分聪明，他们劝告国王“任何无损于亲王和陛下名誉的内容都应该允许出版”。当时，巴特在出版史上已经占据了一席之地，因为他是莎士比亚《李尔王》第一版的出版商，他借此为口头艺术找到了文本的表达方式。巴特利用16世纪曾在威尼斯经过完善的文本表达形式，领先一步于国王的审查制作了板报（当时制作板报的人通常都会隐姓埋名）。这些17世纪的板报相当于当今人们向YouTube或Vimeo上传的有趣或严肃的视频。

到1702年，印刷出版业迅速发展，公众对信息的渴望也十分强烈，企业家爱德华·马利特（Edward Mallet）嗅到了出版第一份日报的巨大市场。《报纸》（Courant）是一份国外新闻摘要，不提供评论内容，因为马莱特“认为其他人都拥有足够的认知能力帮助自己思考”。《报纸》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为了满足人们低俗的生理需求，缺少评论的高雅读物很快就走向了另一个方向，即不同质量的日报纷纷兴起，出版商开始利用各类案件、政治要闻、谣传等方式抢夺读者。在全英国的咖啡馆里，这些报纸被阅读、被讨论、被谈笑，而在这样强大的文化之外，产生了一些高雅的文学作品。理查德·斯蒂尔（Richard Steele）和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就是因为在《闲话报》（The Tatler）和《旁观者》（The Spectator）上发表尖锐但聪慧的哲学散文而为人所熟知的。这些报纸培养了英国人中产阶级式的乐观精神和生活习惯。美国印刷商本杰明·富兰克林说过，他喜欢艾迪生和斯蒂尔，他最早期的写作就是模仿他们的作品。如果不能通晓这些报纸，那么就不可能成为英、美商界中冉冉升起的新星。那时人们不仅仅需要阅读并解码词汇，还要分辨这些词汇背后的价值观和社会状况。

现在我们可能会将美国的第一份报纸称作党派小报。1690年9月25日，本杰明·哈里森（Benjamin Harris）创办了一份活跃的文摘《国内外公共事件报》（Public Occurances Both Foreign and Domestick）。这份报纸极大地冒犯了当时的马萨诸塞州州长，发行一期之后就被勒令停刊，而且官方还严重警告说，任何人未经允许都不能“发行印刷品”。

这种状况并没有持续多久。殖民地的人们都渴望获取信息，尤其是关于英国殖民统治者暴行的新闻，所有开打印店的人都能自由利用废纸打印有关宗教及其他活动和评论的文摘。富兰克林是18世纪新型人才的典范，他的大部分收入都来自印刷业，另外他还花时间出版了《宾夕法尼亚日报》（The Pennsylvania Gazette）。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通过便宜的小册子《常识》（Common Sense）帮助刚刚组建的革命军获取民众支持。大多数内容都围绕刚刚独立的美国的治理问题进行讨论，都通过这些印满文字的纸张传播。詹姆斯·麦迪逊很看好这些早期的报纸，他选择在纽约的报刊上发表《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这些文章堪称支持强大宪法的最具说服力的辩词。

随着民众从被动接受素养向参与素养转变，19世纪早期，媒体开始蓬勃发展。在美国，免费教育被看作民众与生俱来的权利。到1852年，纽约州要求每一个孩子都必须上学，其他州也开始纷纷效仿这种做法。到19世纪末期，读写教育应由社会资助完成的观念在美国已经深入人心，因此马克·吐温曾将免费公共教育称作美国最引以为傲的荣耀之一。美国邮政系统的发展使寄信的价格变得低廉，在1852年，只需3美分便可给遥远的朋友寄上一封长长的信件，这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习惯，写信也成了每个人与文字相关的日常技艺。

但南方农场主还是依赖奴隶来种植和收获农作物，因为一旦素养启蒙在奴隶中间传播开来，对农场主来说后果将会不堪设想。早在1740年，南卡罗来纳州殖民地就将教授奴隶读写文字定为犯罪行为。他们推断，如果奴隶们能与其他人远距离交流，那么就能认识到自己的巨大力量，然后奋起反抗自己的主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基督教教派鼓励教授奴隶阅读《圣经》，南方许多州模仿南卡罗来纳州的政策，但仅仅到禁止写作为止，因为他们认为写作才是真正的威胁。到南北战争时期，只有5%的奴隶在富有同情心的牧师、主人的帮助下学会了写作。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就是学会了写作的奴隶之一，他后来将自己的故事记录在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生平自述》（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Frederick Douglass）中。在关键的童年时期，他的新主人休·奥尔德（Hugh Auld）的妻子曾教给他基本的读写技能。

道格拉斯写道：

就在我进步的这一时间点上，奥尔德先生发现了正在进行的一切，他立刻禁止奥尔德夫人继续教我，告诉她许多事情，其中包括教授奴隶书写是违法的，也是危险的……“现在，”他说，“如果你教他阅读，那么就留不下他了。他就永远都不适合当奴隶了。”这些话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中，激起了我心中沉睡已久的情感，也催生出了我的一些新想法。这是全新而独特的启示，它解释了一些阴暗、神秘的事情，而年轻的一代一直在与这些事情做斗争，但挣扎毫无用处。现在，我已经认识到，当时最让我感到迷惑的难题——智慧，也是白人奴役黑人的工具。这是巨大的成就，我十分珍视这一发现。从那一刻起，我找到了一条可使奴隶通往自由的道路。

在奴隶制社会，素养与接触教育、信息和权利相关。奴隶主了解这一点，直至今日这也是不争的事实。素养是打开充分参与社会事务大门的钥匙，随着我们交流的文本不断进化，我们对新式沟通方式的空间需求也在不断进化。

很快，素养的定义不会仅仅局限于文字。在南北战争结束15年后，图像领域出现了巨大的技术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