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科技的发展将人类带入新时代
此前的几百年间,艺术家就已经懂得了一种称作“camera obscura”(拉丁语,意指“暗箱”)的效应,指的是带有小孔的暗箱能将外界的一切事物投射在暗室内部,虽然图像是反着的,但细节处清晰可见。公元前470年,中国的墨子就曾经记录过这一现象,将其称作“小孔成像”。如果艺术家用墨水笔和油刷将光影用适当的颜色描画出来,那么图像就能得以保存。达·芬奇绘画时利用了暗箱效应,这种技术直到1825年才有所改变,这一年,尼塞福尔·尼埃普斯(Nicéphore Nièpce)将溶解于薰衣草油中的沥青涂在暗室中的薄片上进行感光,薄片上出现了模糊的图像。摄影技术从此产生。后来,尼埃普斯与路易·达盖尔(Louis Daguerre)合作发明了“物理碳印法”(pysautotype),这一过程也需要使用熏衣草油。尼埃普斯去世后,达盖尔发明了一种不同的方法,即在镀有薄银的铜板上覆盖碘化银显影。他将这一方法命名为“达盖尔银版摄影法”。
半个世纪之后,纽约的《每日画报》(Daily Graphic)在这一领域有了前沿性的突破,该报率先在报纸上刊登图片。报纸的技工在锌板上进行平版印刷留下图片的印记,这些图片中,颜色较暗的区域刻画的深度就深一些,颜色较浅的区域深度浅一些,从而能够掌握墨水的合适用量。这种称作照相凸版术的流程还有待完善,但1884年3月4日,《每日画报》开天辟地出版了第一幅报纸图画,画面中是一幢大雪覆盖着的废弃建筑,名称为“纽约棚户区一景”。这幅照片旁边没有文字报道,图片本身说明了一切。
虽然他们声称“原原本本”地描述生活,但是大规模生产的图片还是能通过边框和调光,发挥将司空见惯的事物转化为美妙图片的力量。这图片也拥有传播战争恐怖本质的巨大能量。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曾在其批判性论著《论摄影》一书中写道:
第一次接触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对我而言是某种启示,而且是当今世界原型的启示:一种消极的顿悟。对于我来说,1945年7月在圣莫尼卡市的一家书店里偶然看到纳粹德国的伯根-贝尔森集中营和达豪集中营的照片时,就产生了这样的顿悟。无论是在照片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我都从未见到过一眼看去就让我感到如此尖锐、深切痛苦的事物。的确,似乎我的生活被分成了两部分:看见这些照片以前(那时我十二岁)和看见这些照片以后。我的生活因为这些照片而发生了变化,但直到几年以后我才明白它们所揭示的内容。
虽然图片能够传递丰富的信息和故事,但动态影像的力量却远不止于此。从摄影到摄像的关键性飞跃使一位旧金山的摄影师埃德沃德·迈布里奇(Eadweard Muybridge)名声大振,这一突破发生在里兰德·斯坦福(Leland Standford)在帕洛阿尔托的畜牧场里。迈布里奇在跑道一侧架设了一排照相机,泥路两侧拉着线,只要碰到这些线就能按下照相机的快门。他将这些连续的图片冲印在一张玻璃盘上,然后将玻璃盘安放在一台动物实验镜的灯状底座上,后来人们将其称为万花筒。人们看到静止图片快速在眼前闪动会在头脑中创造动态的效果,产生事物运动的幻觉,但是创造这种动态影像的方式还是用静止的图片,与拍摄静态物体完全相同。
迈布里奇在1899年出版的图画书《运动中的动物》(Animals in Motion)和1901年的《运动中的人物》(The Human Figure in Motion),以极其详尽、凝固时间的方式描述了运动。迈布里奇于1884年在费城动物园拍摄的照片尤其如此,一帧一帧的图片连接在一起生动地展示了老虎攻击水牛的场景,也展示了在攻击的每一个节点老虎的身体是如何移动的。快速翻看这些照片就会让人产生动态的感觉,虽然这仅是动作的复制,与洞穴壁画没什么不同,但这种方式直入人的视觉皮层,是前所未见的。
图像的运动感是视错觉的杰作。因为火车的行驶速度再创新高,人们已经为这种技术的到来做好了准备。几位早期的万花筒观看者评价过影像与火车这两种技术如何相似:一个移动身体,另一个移动大脑。迈布里奇的传记作者瑞贝卡·索尔尼(Rebecca Slonit)说:
看到火车窗外的景象会让电影观众为未来做好准备,即电影将会变得习以为常。这种景象已经让人们适应了脱离嗅觉、听觉、威胁、触感的纯粹视觉体验,也让人们适应了新的高速事物,即车窗外飞驰而过的世界。它将带领人们到达前所未有的领域,开阔人们的视野,同时将世界浓缩在展示各类事物的影院,使之变成景观。摄影已经让人们适应了时间上的自由移动,适应了能够随时回顾过去,适应了能看到视线之外、能够大范围接触的世界,但这也只是通过单色图像的方式。
同样,在60年间,从电视上看到的虚拟图像和光影让我们适应、接受了广泛传播的动态影像。这些影像突然以一种人类所知的最深层次的方式出现了,从火车车窗外的真实景色转变成了静止的图片,虽然这可能是彻底性的变革,但在迈布里奇生活的时代,除了装备齐全的摄影师,影像对每个人来说都是被动接受的。
当时,影像的创作方式掌握在富人和专家的手中。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人们在照片中总是一脸阴郁,从不微笑,追其原因并不一定在于他们生活得很压抑。相反,他们和21世纪的人们笑得一样多。对大多数人来说,拍照是一种如此昂贵和正式的活动,因此轻浮地照相在社交场合会被看作失态的举动。此外,当时感光片需要长时间曝光意味着,拍摄对象必须在一分钟内保持不动,以免照出来的图像模糊。很多摄影工作室的椅子上还设置了金属杆和金属支架,因此人们能够将头固定在特定位置,以免照片模糊。
我们今天熟知的电影摄影机并不是异想天开的发明,它并没有特定单一的“创始之父”。像内燃机、热气球和铁路的产生一样,它是一项庞大的集体工作。虽然迈布里奇是第一个找到具体例证的人,但制作影像设备的先驱们早已知晓了视觉的把戏,即能让快速闪现的一系列图片有效地模拟运动状态。历史学家欧文·方(Irving Fang)指出,迈布里奇无从知晓这会成为“娱乐、吸引、影响全世界的讲故事方式”。
法国的一位发明家注意到了迈布里奇的视觉把戏,从而发明了一种叫作“旋转摄影器”的设备,它可让一架照相机在短时间内拍摄多张照片,制作出可摆成一圈用以快速翻动达到动态效果的图像。这是一种粗糙、笨重的设备,但还是吸引了托马斯·爱迪生的注意,当时,爱迪生正忙着向市场推广留声机,他认为这对留声机来说是一种很好的附加功能,不过墙壁上投射的图像只是听觉体验的补充。爱迪生让学徒迪克森(W.K.L.Dickson)在他位于新泽西的实验室工作,工作成果是一种高效的摄影枪,爱迪生将其称为“活动电影摄影机”(kinetograph)。“活动电影摄影机”能够生成一系列的图像负片,这些负片在电子光照射下能够在某种机器中排列,在播放音乐的同时最多能翻动30秒的图片。19世纪80年代末,自动点唱机这样的新鲜玩意儿很快就吸引了伦敦、巴黎和纽约的顾客,在富人阶层和工人阶层中同时引起了轰动。这种技术象征着动态影像的民主化,第一次终于有种新的科技不仅能让富人接触到,也能让平民触手可及。
动态影像不同于演员在剧场的舞台上背台词,它是人性的另一种体现,尽管距离实际生活较远,但还是令人入迷。在一定意义上,它是洞穴壁画的进化。我们可能会将最初的电影看作纪录片。他们描绘了真实的生活场景:海浪撞击着沙滩,一辆火车从铁轨上冲下来。最著名的早期电影之一是《弗雷德·奥特的喷嚏》(Fred Ott’s Sneeze),这是一个有点儿奇怪的7秒钟片段,展现了一位长胡子喜剧演员夸张地打着喷嚏的场景。人们知道,许多早期观众都被这些可怕的图片吓住了,害怕自己会被海浪或者喷嚏溅湿衣物,又或者被货车撞倒。他们的震惊程度一定不亚于初见墨水和卷轴的人。
这一奇妙且轻便的机器发明后,它不仅激发了观众的想象力,也吸引了小商人的注意,人们立刻认识到,电影产业将会越做越大,公众对这一新媒体的渴望将会愈加强烈。即使托马斯·爱迪生积极地保护自己的专利,试图阻止竞争者模仿他的机器也无法阻挡这种趋势。自动点唱机向大型暗室转变,在这些暗室中,闪动的图像放映在墙壁上,消费者十分愿意花上一笔钱,与陌生人坐在一起,享受观看动态影像的乐趣。那时候的电影与其说是故事片,倒不如说更像是令观众开眼界的动图。
电影这种媒介也促进了特技摄影技术的发展。这种特技在威廉·迪克森于1895年在爱迪生工作室出品的电影《处决苏格兰玛丽女王》(The Execution of Mary Queen of Scots)中创造了良好的效果,以高可信度的方式还原了斩首场面。韦斯·克雷文(Wes Craven)和托比·霍珀(Tobe Hooper)的恐怖电影就能追溯到这个时代。在展现好莱坞最爱的车祸场景时特效也会起到作用。电影史学家查尔斯·马瑟(Charles Musser)提出,爱迪生发明新的投影仪“Vitascope”时,他承诺要推动景观电影更进一步发展,这种新的技术能够为无数电影场景奠定基础,包括100年后艾布拉姆斯(J.J.Abrams)在电影《超级8》(Super 8)中所表现的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青少年冲动。《纽约时报》有篇文章曾报道:
爱迪生先生正努力工作使机器达到绝对完美的状态,同时在准备捕捉公众从未见过的动态影像。他花费约5000美元购买了两部古老但还能使用的火车头和几十辆平板车。他在离实验室不远的一处人迹罕至的地方建造了一段400多米的铁轨。几个星期之后,他会在铁轨两端同时开动火车头,然后让它们相撞。发动机和平板车由人工控制,火车头还能正常运转,所有的火车撞毁过程都会由铁轨附近固定间隔放置的机器拍摄下来。
也许是认识到《圣经》是古登堡印刷的第一部畅销书,爱迪生安排制作了另一部票房呈爆炸式增长的影片。《泰晤士报》称:“机器已经运到了罗马,很快科斯特&比亚尔音乐厅的整个舞台将会被教皇雷欧三世的现实化身所占据,他将在西斯廷教堂高谈阔论。”
电影语言在法国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1895年12月28日,法国魔术师兼电影制作人乔治·梅里爱(Georges Méliès)观看了《工厂大门》(La Sortie des usines Lumière)的公映,这部影片令他心驰神往,就像小男孩尝到第一口冰激凌的滋味一样。作为魔术师,他能够轻易地想象到这一新媒介的诸多可能性,开始尽可能以最快的速度接触这门技术。在其早期作品中,他利用了特效并开始了解到镜头和导演可以为观众创造不同的体验。而大多数早期的电影都是一个镜头到底,排序粗糙,但在1902年,梅里爱将新发现的技巧全部用于拍摄影片《月球之旅》(Le voyage dans la lune)中。这是他的杰作,也是他对当今电影语言做出的贡献之一。
《月球之旅》的故事情节本身并不复杂,是吉尔伽美什时代以来的科幻作家就能想象出的内容,但是镜头的视觉语言以不可思议的方式为故事带来了生命力。梅里爱利用他在其他电影中学到的技法通过镜头让物体消失和转变,但这次他也尝试了新的东西。他按顺序排列了30个不同的镜头,使画面以转变性的方式跃出纸面登上荧幕,也预示了科幻电影时代的到来。
梅里爱认识到,他的命运有赖于满足美国人对眼花缭乱的故事不断增长的需求,因此他计划将电影推广到整个美国。爱迪生制作公司的一位员工成功盗取了一份电影副本,之后公司免费发行了这部电影,这也许是世界上第一例电影剽窃案。影片在观众中大受欢迎,同时也让爱迪生制作公司的电气技师兼导演埃德温·波特(Edwin Stanton Porter)印象深刻。
波特此前已经当了几年放映师,事实上,他曾因扰乱治安罪被捕入狱,原因是在1897年,他投放了第一部商业广告,即帝王威士忌在先驱广场的十字路口悬挂了印有宣传语的巨型帆布(今天时代广场上广告牌的先驱)。波特看到了梅里爱如何利用各种各样的镜头创造故事,后来在1902年,他在第一部真正的“交互剪接”电影《美国救火员的生活》(Life of an American Fireman)中挪用了一系列此前在爱迪生制作公司出品的电影中用过的片段。
这部电影展示了一系列的影像:从救火队长在消防局的桌旁睡觉到梦见(梦的内容出现在墙上的装饰图案中)一位妇女将孩子放在床上开始,然后是有人拉动火灾报警箱杠杆的特写;再到消防局的床铺,消防员似乎听到了警报声,从床上跳起来,顺着一根消防杆滑下;然后是外景镜头拍摄消防员跳上救火马车。有序行动继续推进,最后是消防员以戏剧性的方式救下了一位妇女和她的孩子。
公众迷上了这些用影像讲述的故事。自法国发现洞穴壁画以来,这些影像已经为人们所熟知,但有了光线和动态效果之后,它们获得了新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