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汉人移民和文化传播

东汉时期，海南北部地区隶属于合浦郡，而合浦郡的户口，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合浦郡有户二万三千一百二十一，口八万六千六百一十七。合浦郡户口包含合浦、徐闻、高凉、临元、珠崖等五县的户口，平均每县户数四千多，人口平均近两万人，当然，这些人口仍是汉人和已经汉化的百越人。

南朝时期，中央封建王朝在海南管辖的范围仍主要局限在海南北部地区。这一时期的人口数量也是粗略的统计，南宋时期的合浦郡领县七，户九百三十八，平均每县134户。南梁在海南设置珠崖郡，领县十，户一万九千五百，平均每县1950户。这些户口数字同样是被纳入郡县编户的汉人和已经汉化的百越人。与汉代相比，这一时期海南郡县所管辖的人口大幅度的下降，原因是封建郡县在海南控制的范围小，同时在失去政治和军事保障的前提下，汉人数量减少。晋初王范《交广春秋》中记载：“朱崖、儋耳二郡，与交州俱开，皆汉武帝所置，在大海中，南极之外，对合浦徐闻县，晴朗无风之日，迳望朱崖州，如囷廪大，从徐闻对渡，北风举帆，一日一夜而至。周回二千余里，径度八百里，人民可十万余家，皆殊种异类。”这个数字包括黎人在内，也是一个粗略的描述。这一时期海南郡县管辖的民户主要是汉代留居下来的善人，这些善人仍主要从事农业和贸易活动，向郡县缴纳赋税。

从东汉到六朝时期，中原地区周期性的发生战乱，每当战乱发生，逃难的民众就向四周边远地区迁徙。比如两汉之交，王莽篡汉、赤眉绿林起义，为躲避战乱，大量中原人南迁。据《后汉书·胡广传》记载：华容人胡广的六世祖胡刚，“值王莽居摄，（胡）刚解其衣冠，县（悬）府门而去，遂亡命交阯，隐于屠肆之间。后莽败，乃归乡里”。胡刚是逃而复返，也有许多逃而不返的，据《三国志·士燮传》记载：“士燮字威彦，苍梧广信人也。其先本鲁国汶阳人，至王莽之乱，避地交州，六世至燮父赐。”《大越史记全书·外纪》记载：“李贲，其先北人，西汉末苦于征伐，避居南土，七世遂为南人。”唐胄《正德琼台志》卷三记载东汉“建武二年（公元26年），青州人王氏与二子祈、律，家临高之南村，则东汉有父子至者矣”。许多中原人避乱交阯。再比如六朝时期“五胡乱华”，中原地区遭受外族入侵，大量避难人口纷纷南迁，“其南海、苍梧、郁林、珠官四郡界未绥，依作寇盗，专为亡叛逋逃之薮”。士燮为交阯太守时，“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程秉，汝南南顿人，后避乱交州。薛综，沛郡竹邑人，少年时跟随族人避地交州。宋代苏轼在《伏波庙记》中曰：“自汉末至五代，中原避乱之人，多家于此。今衣冠礼乐班班然矣。”

在海南设置郡县和汉人向海南的移民，对海南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三国时期的薛综向孙权介绍海南情况时说：“汉武帝诛吕嘉，开九郡，设交阯刺史以镇监之……自斯以来，颇徙中国罪人杂居其间，稍使学书，粗知言语，使驿往来，观见礼化。及后锡光为交阯，任延为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为设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学校，导之经义。”海南的风俗逐渐汉化和习尚礼仪。

东汉时期的马援对该地区的汉化影响较大，据《后汉书·马援传》:“（马）援所过辄为郡县，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条奏越律与汉律驳者十余事，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

黎族文身这一习俗就是在东汉时期开始转变的。黎族源于岭南地区的古百越，是百越中“骆越”的一支，约在三千年前从华南大陆迁入海南。百越族群数量众多，《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粤杂处，各有种姓。”大致分布在今天浙、闽、赣、湘、粤、桂、黔、滇以至越南北部的广大范围内，民国时期学者罗香林在《中夏系统中之百越》一书中考证出“百越”中有于越、瓯越、闽越、扬越、滇越、骆越等17个分支。“断发文身”是百越习俗中的一个重要特征。百越许多支系中都有“断发文身”的习俗。《庄子·逍遥游》记载：“宋人资章甫，適诸越，越人短发文身，无所用之。”比如：（1）于越。《淮南子·齐俗训》记载：“越王勾践发文身，无皮弁搢笏之服，拘罢拒折之容。”《墨子·公孟篇》记载：“越王勾践，剪发文身，以治其国。”《史记·吴太伯世家》：“太伯、仲雍二人，久奔荆蛮，断发文身。”《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越王句践……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2）西瓯。《淮南子·原道训》记载：“九嶷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发文身，以象鳞虫。”（3）瓯越、骆越。《史记·赵世家》记载：“夫翦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正义》引《舆地志》云：“交趾周时为骆越，秦时曰西瓯，文身断发，避龙。”百越之所以“文身断发”是为了适应南方自然环境的需要，《史记·吴太伯世家》《集解》云：“应劭曰：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像龙子，故不见伤害”。《史记·赵世家》《正义》引《舆地志》云：“周时为骆越，秦时曰西瓯，文身断发，以避蛟龙。”《汉书·地理志》记载：“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皆粤（越）分也。其君禹后，帝少康之庶子云。封于会稽，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海南岛与华南大陆隔海相望，相对来说，生活在海南岛上的黎族受汉文化影响较晚，因此文身消失的时间和程度也不同。东汉时人杨孚在《异物志》中说：“儋耳，南方夷，生则镂其颊皮，连耳匡，分为数支，状如鸡肠，累累下垂至肩。”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引晋代王范的《交广春秋》记载，朱崖、儋耳二郡“皆殊种异类，被发雕身”。这些文献中没有专指女性才有文身，说明此时的黎族先民中仍盛行文身。郡县的官员都肩负着移风易俗的使命，必然对原住民的文身习俗产生影响。东汉初年，丹阳人僮尹担任儋耳太守，移风易俗，“永平中，拜儋耳太守。戒饬官吏毋贪珍贿赂。劝谕其民毋镂面颊，以自别于雕题之俗，自是蛮风日变”。与百越其他族群不同的是，黎族先民首先是男子接受了汉化，逐渐放弃了文身。

黎族女性文身却保留下来，没有如同男子一样发生变化。自宋代及之后的历史文献中多记载黎族女性文身，比如宋人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记载：“女及笄，即黥颊，为细花纹，谓之绣面。女既黥，集亲客相庆贺。惟婢获则不绣面。”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载：“其绣面也，犹中州之笄也。女年及笄，置酒会亲旧女伴，自施针笔，为极细花卉、飞蛾之形，绚之以遍地淡粟纹。有晳白而绣文翠青，花纹晓了，工致极佳者。唯其婢使不绣。”赵汝适《诸蕃志》记载：“女笄即黥颊，为细花纹，谓之绣面。女既黥，集亲客相贺庆，惟婢获则不绣面。”随后的明清时期海南地方志中大多沿袭宋人的说法，而记载黎族男子文身的文献较少。民国时期的学者刘咸深入黎族地区调查，也发现黎族中只有女性文身，“诸黎之中，现在并非全数皆涅面文身，且仅女子行之，而男子不尚焉”。1949年后，黎族文身消失之前最后残存下来的也都是女性。

东汉时期，周边郡县官员的移风易俗对海南也产生影响。一些官员在岭南地区兴办教育，传播中原文明，影响较大的是任延、锡光。《后汉书·循吏传·序》记载：“任延、锡光移变边俗，斯其绩用之最章章者也。”“岭南华风，始于二守焉。”

锡光，字长冲，汉中西城县人，汉哀、平间为交州刺史，徙交阯（治今越南河内）太守。《后汉书·任延传》：“初，平帝时，汉中锡光为交阯太守，教导民夷，渐以礼义，化声侔于延。王莽末，闭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贡献，封盐水侯。”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光武中兴，锡光为交阯，任延守九真，于是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

任延，字长孙，东汉南阳宛县（今河南南阳）人，年十二学于长安，显名太学。更始元年（公元23年）任会稽都尉。刘秀即位，被征为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籴交阯，每致困乏。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又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延乃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其贫无礼娉，令长吏以下各省奉禄以赈助之。同时相娶者二千余人。是岁风雨顺节，谷稼丰衍。其产子者，始知种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为‘任’。于是，徼外蛮夷夜郎等慕义保塞，延遂止罢侦候戍卒。”

史书记载海南风气，“一变于汉之锡光，再变于唐之义方，三变于宋之守之。兼以名贤放谪，士族侨寓，故风声气习反薄还淳”。对海南社会风俗的转化起到推动作用。“汉仍雕题之俗，言语各异，顶髻徒跣。晋永嘉中，中国人杂居，言服渐变。唐、宋、明以来，声教日洽。”宋《进士题名记》也曰：“琼管在古荒服之表，历汉及唐，至宣宗朝，文化始洽。宋祖车书混一，人始知为士。庆历间，宋守之知琼州，教诸生讲《五经》于先圣庙，建尊儒亭，暇日躬自讲授，州人始知向学，嗣是风教有自来矣。”经过东汉官员的教化，海南社会日益汉化，文明程度也大幅度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