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形态演变的三个维度

桑明旭

【内容提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史，既要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以后在发展中的形态演变，也要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形成过程中的形态演变，即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在不同时期形态上的演变。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形态演变可以逻辑地划归为三个维度：在价值形态上，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的服务对象经历了从抽象的“人”到具体的“无产阶级”的转变过程；在功能形态上，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的作用经历了从解决一切问题的“科学之科学”到一般世界观、历史观的转变过程；在理论形态上，马克思恩格斯通过从感性存在到感性活动的哲学出发点的转变，创立了实践唯物主义或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成就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以往一切哲学的新形态。

【关键词】价值形态 功能形态 理论形态 演变

近年来，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理论研究的新思路、新方法、新范式层出不穷，总体来说呈现出两种趋势：一是强调“回到马克思”，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的文本的解读，试图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面目；二是以“问题意识”为导向，从现实社会发展需要出发来“叩问马克思”，让“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下语境中不断“出场”。但不论哪种方式，都绕不开一个永恒的话题：“理解马克思”。根据现代解释学观点，“理解马克思”既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意的回归，又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在倡导个性化、多元化、差异化理解的今天，倡导“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史”的研究范式，“分析哲学内容怎样通过不同层次的形式得到形成、实现和发展的”，对于理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脉络，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形态的差别和对话，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史，不仅要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后160多年的形态演变历程，也要关注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中的哲学形态演变过程。从纵向的、历时的逻辑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形态的演变先后受到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影响，清算从前的哲学信仰后，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形态才最终形成。从横向的、共时的逻辑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形态演变可以从价值形态、功能形态、理论形态三个维度来把握。

一 从抽象的“人”到具体的“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哲学价值形态之变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武器。纵观人类思想发展长河，尽管哲学流派众多，但直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第一个宣布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哲学才产生。以往的哲学，不管内容和形态如何，基本上都宣称与阶级属性无关，不为具体的阶级服务。哲学家们要么宣称只从事纯粹哲学理论研究，要么宣称自己的哲学是为“人”服务的。显然，这里的“人”指的是整个人类群体。列宁指出，要弄清一切光怪陆离、异常复杂的政治、哲学学说，“就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划分为阶级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列宁的这段话为我们分析哲学问题提供了基本方法论原则。与以往哲学宣称自己为“人”服务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明确宣称自己为无产阶级服务，这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重大进步。从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发展历程来看，他们的哲学价值形态经历了从为抽象的“人”服务到为具体的无产阶级服务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通过两次转变才最终完成。

第一次转变是政治立场的根本转变，即马克思恩格斯哲学从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为全人类服务转变为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为“人”服务。1837年，在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组织——“博士俱乐部”的影响下，马克思的思想转向当时作为“现代世界哲学”的黑格尔主义，在1843年初退出《莱茵报》编辑部之前，马克思的所有理论研究和批判活动始终从黑格尔主义出发。马克思当时的政治立场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哲学理论为一切人服务（虽然马克思并没有自觉意识到这一点）。1842年，当普鲁士法庭在审判“林木盗窃案”过程中判罚尺度向林木私有者利益倾斜时，马克思愤怒地斥责了当时的国家，指出国家应当是理性的体现，应当为一切人服务，而不是为林木占有者的私人利益服务。如果国家的代表——法庭沦为私人利益的工具，那么国家应当大声疾呼：“你的道路不是我的道路，你的思想不是我的思想！”在写于1842年6～7月的《〈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中，马克思说：“现代哲学持有更加理想和更加深刻的观点，它是根据整体观念来构想国家的。它认为国家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在这里，必须实现法律的、伦理的、政治的自由，同时，个别公民服从国家的法律也就是服从他自己的理性即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马克思认为人类的自由、平等是理性的必然要求，是理性的普遍阳光所赐的自然礼物。按照理性的要求，国家应当体现公平和自由，“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从这些言论可以看出，尽管马克思当时关注、同情劳动人民，敢于为劳动人民向不合理的现实制度发起猛烈批判，但由于哲学思想受黑格尔主义所限，哲学价值形态没有实现根本突破。黑格尔主义核心概念——“理性”代表全人类的平等和自由，马克思此时的“哲学”代表的也是全人类的平等和自由。

1842年底，马克思遇到了“要对物质利益问题发表意见的难事”。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国家应当是理性的实现，不应当沦为私人利益的工具。但在现实生活中，国家总是屈服于私人利益，平等和自由的“理性”无法得到彰显。这对于当时的马克思来说确实是一个难题。在马克思百思不得其解之时，费尔巴哈哲学“颠倒”的方法为他解决了问题：不是思维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思维，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自此，马克思哲学思想进入了“费尔巴哈”阶段（1843～1844年）。在这一阶段，马克思在政治上确立了共产主义立场，从批判宗教、封建主义转向批判资本主义，从关心全人类转向诉诸无产阶级。马克思此后都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事业奉献了全部生命。

政治立场的根本转变并不代表哲学价值形态的根本转变。在“费尔巴哈”阶段，马克思哲学的主导逻辑从黑格尔理念论转换为费尔巴哈自然唯物主义和人本主义。在费尔巴哈哲学影响下，马克思开启了拯救和解放“人”的事业。1843年初，在写给卢格的信中，马克思说：“庸人世界是政治动物世界，既然我们必须承认它的存在，那么我们只得承认这种现状。这种现状是由许多野蛮的世纪引起并逐渐形成的，它现在已经作为合乎逻辑的制度出现，非人化的世界就是这种制度的原则。”“专制制度的惟一思想就是轻视人，使人非人化，而这一思想比其他许多思想好的地方，就在于它也是事实。”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说：“等级不仅建立在社会内部的分离这一主导规律上，而且还使人同自己的普遍本质分离，把人变成直接与其规定性相一致的动物。中世纪是人类史上的动物时期，是人类动物学。”在《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进一步表明了他对“抽象的人”的关心。他说：“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德国惟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以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为基础提出了著名的“异化劳动”理论，进而论证了共产主义学说。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马克思上述言论中的“人”，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语境中抽象的“人”，“人”的解放过程，是“人”异化失去“类本质”后再一次向“人”的“类本质”复归的过程。这表明当时马克思虽然在政治上转向了共产主义，但哲学价值形态上服务和解放的对象依然是抽象的、一般意义上的“人”。马克思真正放弃“抽象的人”，将哲学服务对象限定为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无产阶级，是在第二次转变中完成的。

第二次转变是哲学价值形态的根本转变。马克思恩格斯不再关注虚无缥缈的“人”和“人”的“类本质”，而是真正服务并诉诸处于具体社会现实中的无产阶级，他们的哲学真正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中揭示了人的本质，他不再像费尔巴哈那样寻找抽象的人的“类本质”，而是到人的现实生活、人的物质生活关系中寻找人的本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了人的本质和现实生活的关系：“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马克思恩格斯不再通过对抽象的“人”的“类本质”的“正反合”的逻辑推演来论证共产主义学说。异化不再是观念和人性的产物，而是现实历史条件下强制性分工和私有制的产物，只有消灭强制性分工和私有制才能消灭异化。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向全世界宣布他们哲学的阶级属性，强调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具有先进性、革命性的阶级，他们说：“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科学指导，他们从历史现实出发揭示了资产阶级产生、发展过程和必然灭亡趋势，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不是在思想和观念中消除这些制度，而是要靠实际的行动，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最后，马克思恩格斯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努力争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这展示了他们的哲学在价值形态上彻底转向无产阶级、服务无产阶级的坚定决心。

二 从“肯定哲学”到“否定哲学”：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功能形态之变

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历程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对待哲学的立场和态度有一个根本性转变过程。在1845年之前，马克思恩格斯是肯定哲学的，他们先后站在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哲学立场来考察、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在1845年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反对哲学，他们的理论研究转向实证科学立场，不再从哲学出发来分析和解决问题，而是通过政治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具体科学研究来分析和解决问题。

马克思在他1837年写给父亲的信中，介绍了他对法律和哲学的研究情况。马克思认为法的研究离不开哲学的指导，在当时哲学观念的指导下，他精心研究一套法哲学体系，但是遇到了“严重障碍”，最终失败了。在总结这一失败的原因时，马克思说：“这里首先出现的严重障碍同样是现有之物和应有之物的对立，这种对立是理想主义所固有的，是随后产生的无可救药的错误的划分的根源。最初我搞的是我慨然称之为法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也就是脱离了任何实际的法和法的任何实际形式的原则、思维、定义，这一切都是按费希特的那一套，只不过我的东西比他的更现代，内容更空洞而已。”从哲学立场出发，在哲学的基础上研究法的问题，表明马克思当时对哲学的肯定态度。当马克思思想处于黑格尔主义阶段时，对哲学的态度更是肯定和赞扬的。马克思认为哲学是精神通过哲学家的头脑对自己的最高的自我认识，“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正是那种用工人的双手建筑铁路的精神，在哲学家的头脑中建立哲学体系”。马克思在评价哲学时说：“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正在世界化，而世界正在哲学化，——这样的外部表现在一切时代里曾经是相同的。”关于马克思对哲学的评价，最著名的莫过于“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这一名言了，把哲学称为时代精神的精华，表现了马克思对哲学的高度赞扬。马克思不但思想上肯定哲学，在行动中也以哲学为武器进行社会批判活动。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运用黑格尔理念论进行民主主义批判活动，批判的缘由是当时国家和法不符合黑格尔哲学的“理性”原则。扬弃黑格尔哲学后，马克思运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进行共产主义批判活动，批判的理由是当时“人”失去了他们的“类本质”。这种从哲学出发来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实践中的功效是有限的。

1845年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功能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们不再从哲学立场出发来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而是诉诸实证科学研究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我们可以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著作中发现这一转变。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第一次发表反对哲学的言论，他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这里，马克思明确批评了一切“哲学家”，并自觉站在一切“哲学家”的对立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青年黑格尔主义在当时德国的虚幻效益时，马克思恩格斯写道：“德国的批判，直至它最近所作的种种努力，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在论证他们的新唯物主义和德国哲学的不同之处时，马克思恩格斯说：“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表明了他们的思想已和德国哲学截然对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随着实证科学的发展，哲学将会逐步“终止”。他们说：“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说：“当1845年春他（恩格斯——引者注）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清算“从前的哲学信仰”，既包括对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的扬弃，也包括对“哲学”的扬弃，即他们以后将不再信仰“哲学”。马克思不认为自己的理论是一种哲学。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说：“他（米海洛夫斯基——引者注）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强调，用历史哲学来指称他的“历史观”是对他的侮辱，明确表现了反对哲学的态度。

长期以来，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问题，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探索和争鸣的焦点问题。这个问题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马克思主义到底有没有哲学，二是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的态度。回答这两个问题，不能拘泥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用词”，关键在于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理论语境中“哲学”一词的具体概念。在西方哲学史上，对哲学的理解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在世界观、历史观意义上理解哲学，认为哲学是人类把握世界、把握人类社会、把握人类历史一般本质的观点和看法。二是在“科学之科学”的意义上理解哲学，哲学具有包罗万象的庞大理论体系，是解决一切现实问题的“万能钥匙”。通过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论述，可以发现他们不反对第一种意义上的哲学，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也屡次用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唯物主义历史观等概念来指称自己的理论，恩格斯甚至把唯物主义历史观看作马克思一生最伟大的两大发现之一。他们真正反对的是第二种意义上的哲学。众所周知，西方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发展到黑格尔阶段时，哲学的理论体系达到了顶峰。在当时德国，黑格尔哲学中的“理念”是万能的“实体”，是分析和解决问题的“万能钥匙”，当人们需要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时，总会从黑格尔哲学的“理念”出发。如果社会现实与黑格尔哲学的“理念”不符，就必须按照“理念”的原则进行改变。费尔巴哈尽管“颠倒”了黑格尔哲学，但他从“人”的“类本质”出发来分析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仍然是一种抽象的“哲学”做法。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哲学的真正意义，是反对一种从原则出发来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路。通过反对这种意义上的哲学，马克思恩格斯主张要从社会实际出发，通过科学的、实证的研究实现对现实问题的分析、把握和解决。

三 从感性存在到感性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理论形态之变

如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从前“哲学信仰”的清算，创立了新唯物主义哲学。与以往所有哲学相比，新唯物主义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哲学理论。从哲学理论形态的变化来看，新唯物主义既不同于黑格尔理念论，又不同于费尔巴哈自然唯物主义和人本主义。那么，马克思恩格斯的新唯物主义理论形态到底实现了什么样的根本性转变呢？

在传统的理解中，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形态变革的主流意见认为，他们在哲学史上率先实现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结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狄慈根最先提出这一观点，后来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坚持和发展了这一观点，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理论形态变革做了系统的阐述，确立了这种说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主导地位。但事实上，这种理解不是完全科学的。首先，如果仔细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文本材料，可以发现他们一次都没有将自己哲学形态变革理解为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结合，尽管晚期恩格斯的思想呈现出这种特征。其次，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具有既唯物又辩证的特征，但用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相结合来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理论形态的根本性变革，也不符合哲学史的历史事实。在哲学史上，将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结合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独创。在古希腊时期，德谟克利特等唯物主义者已经有了较为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尽管这些唯物辩证法思想在整体上还比较朴素。经过哲学史的长期发展，到费尔巴哈时，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已经较为系统、齐整地结合在一起了。长期以来，受传统理解的影响，费尔巴哈一直被看作一个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而受到批评和指责，但如果认真研究费尔巴哈的文本，可以发现这种批评是错误的。费尔巴哈在他的著作中说过：“地球并不是一直就像现在这个样子，它只是经过一系列的发展和变革以后，才达到现在这个状况。……如果一个生命的终结与它的条件的终结联系在一起，那么一个生命的开始、发生也是与它的条件的发生联系在一起的。”可见，费尔巴哈肯定客观事物运动、变化、发展以及运动、变化、发展的条件。费尔巴哈还提出，“自然到处活动，到处化育，都只是在内在联系之下、凭着内在联系而进行的”。可见，费尔巴哈肯定客观事物的普遍联系规律。费尔巴哈说过：“自然界没有始点，也没有终点。自然界中，一切都在交互影响，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同时是效果又是原因，一切都是各方面的和对方面的……”可见，费尔巴哈肯定客观事物的因果联系规律等。既然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成熟、系统地结合在费尔巴哈那里已经得到实现，那么这就无法体现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理论形态变革的真实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将自己创立的哲学叫作新唯物主义。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通过对从前一切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批评，阐述了新唯物主义实现的根本变革。在批判从前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时，马克思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对“对象、现实、感性”的理解和把握方式，是人类意识的功能和表现形式。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都把“对象、现实、感性”看作意识的现实对象，但只是对它们进行直观的理解，它们不是被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不是被理解为人的存在、社会存在，而是被理解为自然存在、感性存在。这样，在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那里，意识的对象是先在的、既成的，不是主体的创造性活动的对象，不是历史地产生和发展的。在批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关于意识对象的观点的同时，马克思还总结了唯心主义关于意识对象的观点。他说：“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马克思认为，与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意识对象的观点相比，唯心主义关于意识对象的观点具有某种“长处”。因为在唯心主义看来，“对象、现实、感性”甚至整个世界都是主体创造出来的，因此，唯心主义对意识对象的理解表现出一定的“能动性”。但唯心主义的主体只能是精神主体，主体的能动的活动也只能是精神的活动，不可能是现实的、感性的活动，因而唯心主义只能将“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

通过分析马克思的上述批评，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断：新唯物主义对“对象、现实、感性”的理解方式既不同于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也不同于唯心主义，新唯物主义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新唯物主义认为意识的现实对象既不是自然存在、感性存在，也不是精神存在，而是主体的创造性的客观物质活动。新唯物主义不是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因为它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费尔巴哈不理解意识的现实对象是人的客观物质活动，所以“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这样，马克思就从哲学出发点上将新唯物主义和从前的一切哲学做出了区分。从此以后，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哲学理论都遵循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这一总路线，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理论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形态上是这样的：在自然观或本体论上，由于感性活动在本质上是客观物质活动，它包含对自然界和物质本体的认可，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是物质本体论，物质本体论是一切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理论；在认识论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确立了从感性活动（实践）出发来解释认识的对象、认识的源泉、认识的目的、认识的真理性标准、认识发展的动力、认识的作用、认识的条件的原则和立场；在辩证法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保留了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承认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运动、变化、发展以及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在历史观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张“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观是唯物史观。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感性活动、人化自然、实践、社会存在、历史存在等概念在语义上是相同的，只要纳入人类的视野，所有的感性存在都是实践、社会存在、历史存在，而与之对应的所有意识都是社会意识、历史意识，在这种意义上，可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实践唯物主义或广义历史唯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