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史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史研究

吴元梁

【内容提要】当前之所以要将形态分析引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一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提出了“哲学形态”的概念并进行了哲学形态分析；二是因为总结和反思改革开放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所发生的学术争论，也使我们走上了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史的研究道路。哲学形态是哲学问题借以解决、哲学思想借以实现的不同层次的形式和方法的总和，是哲学内容和哲学形式的有机统一。哲学形态分析就是要分析哲学内容怎样通过不同层次的形式得到形成、实现和发展的。哲学形态分析比哲学内容分析、哲学体系分析更丰富、更全面。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分析，只从哲学内容上、从理论观点上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变化。只有哲学形态分析，才能在包括理论内容分析、逻辑体系分析的同时，还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形态的分析。同时，形态分析可以让我们不受原有的理论内容、概念范畴、逻辑体系的限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当下面临的时代问题、中国问题、群众问题的过程中，形成包括新内容、新概念、新范畴、新体系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的存在形态。

【关键词】哲学形态 形态分析 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史

一

我们为什么要把形态分析引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

首先，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在谈论或讨论哲学发展时引入了形态分析，哲学形态这个概念实际上是他们提出和使用的。

马克思、恩格斯从事理论写作的时候，生物学有了很大的发展，生物形态学也已经初步形成。恩格斯关于生物学中的形态还做了专门的论述，他说：“整个有机界在不断地证明形式和内容的同一或不可分离。形态学的现象和生理学的现象、形态和机能是互相制约的。形态（细胞）的分化决定物质分化为肌肉、皮肤、骨胳、表皮等等，而物质的分化又决定分化了的形态。”受生物形态学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把“形态”这个概念、“形态分析”这种方法引入社会、历史和精神领域的研究中。他们说：“‘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发展了。”他们明确提出和使用了“社会形态”和“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他们说：“在商品生产和单个交换以前的一切形式的氏族公社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定的东西即生产资料由一定的集团共同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单单这—个共同特性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态能够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后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独特的最后产物。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这一点对于俄国的公社，也同对于南方斯拉夫人的扎德鲁加、印度的氏族公社、或者任何其他以生产资料公有为特点的蒙昧时期或野蛮时期的社会形态—样，是完全适用的。”他们还说：“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他们在分析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过程中还使用了原生态、次生态等概念以说明社会形态的发展和演变。他们说：“农业公社既然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不言而喻，次生的形态包括建立在奴隶制上和农奴制上的一系列社会。”他们在进行经济分析过程中还提出和使用了商品形态和价值形态的概念和分析。他们指出，存在商品形态的变化。还说：“一切商品都用金来计量它们的价值，从而使金成为它们的使用形态的想象的对立面，成为它们的价值形态。金能够成为实在的货币，是因为商品通过它们的全面让渡使金成为它们的实际转换或转化的使用形态，从而使金成为它们的实际的价值形态。商品在它的价值形态上蜕掉了它自然形成的使用价值的一切痕迹，蜕掉了创造它的那种特殊有用劳动的一切痕迹，蛹化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同样的社会化身。”

他们还将形态概念引入政治领域分析，提出了“国家形态”概念，他们说：“雅典人国家的产生乃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一方面，因为它的产生非常纯粹，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或内部的暴力干涉，——庇西特拉图的篡位为时很短，并未留下任何痕迹，——另一方面，因为在这里，高度发展的国家形态，民主共和国，是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生的；最后，因为我们是充分知道这个国家形成的一切重要详情的。”

他们还把形态概念和形态分析引入意识、思想、文化领域。马克思说：“意识的改革只在于使世界认清本身的意识，使它从对于自身的迷梦中惊醒过来，向它说明它自己的行动。我们的全部意图只能是使宗教问题和政治问题具有自觉的人的形态，像费尔巴哈在批判宗教时所做的那样。”他们用形态概念谈论过基督教，“这篇作品给我们描绘出形态最不发展时的基督教，这种形态的基督教对于4世纪时有着完备的教条和神话的国教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哲学发展时也明确地使用了形态概念和形态分析。他们在分析辩证法发展史时认为辩证哲学经历了不同形态的演变。他们指出，“如果理论自然科学家愿意从历史地存在的形态中仔细研究辩证哲学，那末这一过程就可以大大地缩短。在这些形态中，有两种对近代自然科学特别能收到效果”，“第一种是希腊哲学。在这里辩证的思维还以天然的纯朴的形式出现，还没有被这样一些迷人的障碍所困扰，这些障碍是十七和十八世纪的形而上学——英国的培根和洛克、德国的沃尔弗——自己给自己造成的，而形而上学就是以这些障碍堵塞了自己从了解部分到了解整体、到洞察普遍联系的道路”，“辩证法的第二个形态，恰好和德国自然科学家特别接近，这就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他们还将辩证法分为神秘形态和合理形态：“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他们同样认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也经历着形态的演变：“像唯心主义一样，唯物主义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而自从历史也被唯物主义地解释的时候起，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完全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提出了“哲学形态”的概念并进行了哲学形态分析。这就是我们提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进行形态分析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根据。

其次，总结和反思改革开放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所发生的学术争论，也使我们走上了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史的研究道路。

改革开放之后，在解放思想社会潮流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也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进行哲学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反思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哲学根源和哲学表现，进而反思了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中所建构起来的哲学模式（后来被称为斯大林哲学模式）。随着对斯大林哲学模式的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界出现了分化，形成了实践唯物主义学派和辩证唯物主义学派，两派进行了长期激烈的争论。两派都认为自己的观点和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指责对方为非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学派指责辩证唯物主义所讲的唯物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旧唯物主义、敌视人的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学派指责实践唯物主义所讲的实践实际上是唯心主义的实践观。这场争论到今天，很难说哪一方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似乎争论还将继续下去。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争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事业起了巨大的积极的推动作用。这种争论推动了学者们去思考、去研究、去创新。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理解上，除了上述两大学派之外，还有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人本主义，是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哲学等各种不同的甚至彼此对立的理解。这在改革开放之前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过去，无论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前还是苏联斯大林时期，“唯我独马”，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在党的领导人手里，在党内路线斗争中获取胜利的领导人手里，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被称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在这个正统之外的，或者被称为非马克思主义，或者被称为反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这种一源单传的观点既禁锢了学者的思想，也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元化理解是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新现象，是学术界思想解放的结果和成果。当我们从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多元化理解的现实出发去回顾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和传播史的时候，就发现原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后就出现了多元化的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传播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是“一源多流”的过程，而过去传统的“一源一流”的观点被历史证明是站不住脚的，是错误的。从“一源一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到“一源多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转变，也推动我们发现和选择了形态分析这个角度，认识到用形态的演变来解释“多流”现象比较贴切。

最后，是为了将学术界已经开始的事业坚持做下去，通过形态研究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的形成和构建。

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演变》一书的序言中已经说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研究是在1995年学科调查过程中形成和提出的。但当我们着手了解学术界相关研究时发现，在我们之前，已有学者开始了这种研究。“广东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界一些同志在1988年7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发展经历了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再次生形态的观点等。这些观点内涵还表述了这样的基本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无产阶级解放与人类解放的立场和视角，去研究、总结社会实践和为社会实践服务，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而以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实践为中心的社会实践具有鲜明的社会历史性，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社会实践具有不同的特点。因而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面临的具体任务、研究的基本课题、确定的理论内容都必然具有自己的特色，由此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多样化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样化形态，从纵向顺序来看，先有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新唯物主义（或称实践的唯物主义）作为原生形态的主体，接着有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新唯物主义为直接的理论来源的次生形态，然后有以某个次生形态为主要的理论来源的再次生形态，等等；从横向排列来看，由于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条件和个体的条件的不同，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再次生形态等又包含各有特色的若干具体形态。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样化形态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差异主要在于各自不同的侧重点及其体系。坚持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是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多样性的关键。”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探微》总序的上述思想，广东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会组织策划和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专著系列”，而高齐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探微》就是这个专著系列的一部重要著作。高齐云在第一编绪论中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发展的多样化形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的方法论问题。第二编论述了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的基本逻辑体系。第三编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若干主要范畴、理论的演进。第四编论述了捍卫、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广东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会策划的上述专著系列及高齐云的这本专著开启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形态研究的先河。他们的成果成了我们的起点，又激励着我们要在他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新的研究和探索。

相关研究成果还应提到苏州大学教授王金福著的《马克思的哲学在理解中的命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解释学考察》一书。他写道：“解释学为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在这种视野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也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史，马克思哲学的命运，就是在理解中的命运。马克思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经过理解，才能得到传播、发展并为现实生活服务。”他还写道：“现代哲学解释学正确地揭示，理解总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理解，必然具有相对的、历史的、有限的、开放的性质；只要理解，理解总是不同，不仅理解和理解的对象会有所不同，而且不同理解者之间的理解也会有所不同。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一个半世纪以来，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会有各种不同的理解，没有一种理解能够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全正确的理解。”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的这部专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写成了理解史。他依次论述了马克思哲学的自我理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理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超越”的“实践哲学”的理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道主义”理解。该著作关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论述很精彩独到，既有新的说法，又能做到实事求是。作者写道，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理解方式，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总体上仍然是“辩证唯物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他不仅在名称上仍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叫作“辩证唯物论”或“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而且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和恩格斯以来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解是一致的，从文本依据来说，也主要是依据恩格斯和列宁的经典著作。但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有自己的特色，就是十分重视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虽然他并没有对马克思的有关文本做出专门解释，但是他的实际思想，在不少方面非常接近马克思。可以说，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理解方式内向马克思的以科学实践观为核心的新唯物主义的一次返回、接近。他设立的节标题就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理解框架内向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回归”。可以看到，王金福通过理解的具体性、多样性、相对性、开放性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产生之后“一源多流”的历史过程，这实际上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后所经历的形态演变。

实际上，改革开放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界拨乱反正也好，返本开新也好，对传统认为正统的辩证唯物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模式的反思、争论也好，都表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界渴望跟随改革开放的实践大潮，通过研究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形成新理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有一个新的发展、有一个全新的面貌。这股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的思潮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使理论界提出了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体系和新形态的要求和主张。我国改革开放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过程，就是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的过程，就是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过程。我们之所以开展形态研究，就是为了推进这种探索和建构的过程。

二

怎样才能正确有效地进行形态分析？这还得从形态概念和形态学说起。

形态概念和形态分析，首先起源于生物学。作为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生物形态学把生物有机体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其形态的形成及发展的规律性。后来这种形态分析被引入诗歌、文学和语言的研究，形成了“文艺形态学”和“语言形态学”。再后来它又被引入数学研究领域，形成了“数学形态学”，这是一门建立在格论和拓扑学基础之上的图像分析学科，是数学形态学图像处理的基本理论。

在《辞源》中，“形态”一词被定义为：形状神态；形状姿态。以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唐朝上》为例：“冯绍正开元中任少府监，八年为户部侍郎。尤善鹰鹘鸡雉，尽其形态，觜眼脚爪毛彩俱妙。”在后来的词典中，“形态”被定义为事物在一定条件下的表现形式、事物的形状或表现。

形状也好，表现形式也好，都是事物存在的外在方面。哲学上有内容和形式、本质和现象之分，我们可以直观地将形态归属于形式、现象的系列和层次，是事物的外在的具体的存在方式。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说：“现在，形态已经变化了，不过本质依然是一样的。”这就是说，本质是事物存在的内在规定性，形态则是事物存在的外在表现，即形态是事物内在本质的外在表现。本质的内在规定性规定了事物存在的质的界限，具有相同的内在规定性，就属于同一类事物。但同一类事物在外在的存在形态上是不同的。这样，就可以根据形态的不同在事物存在的亚层次上对事物进行再划分。从形态是事物的具体的现实的存在来看，形态就是内容和形式、本质和现象、内在规定性和外在表现性的统一，就是内容、本质、内在规定性通过形式、现象、外在表现而获得具体的现实的存在。这样理解下的形态就比形式、现象、表现显得更为具体、更为现实。在这个意义上的形态是与规定相对而言，也许我们可以把事物规定和形态存在看作一对哲学范畴。随着对形态的认识的深入，人们发现事物的存在形态往往是由一系列要素及要素之间的结构决定和制约的，要素及要素结构的变化导致了形态的变化。在许多学科中，人们通过要素及要素结构变化的分析揭示形态变化的规律性，就产生了形态分析方法。就是在这种科学和学术发展的背景下，形成了哲学形态概念和哲学形态分析方法。

哲学就是人们以最抽象的概念把握世界和人生的一种方式，是人们在解决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时所形成所获得的最基本的思想、观念，是系统化、理论化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哲学形态则是哲学问题借以解决、哲学思想借以实现的不同层次的形式和方法的总和，是哲学内容和哲学形式的有机统一。哲学形成、实现和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因素制约着哲学形态的形成和演变。所谓哲学形态分析，就是要揭示影响、制约哲学形态的各种要素，就是要分析各种要素对哲学形态是怎样产生影响的，就是要揭示哲学形态随着要素变化而演变的规律性。

人们面临的生存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在哲学产生和发展中起着重大的作用，人们之所以需要哲学，就是为解决所面临的这种重大问题。马克思指出：“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正如一道代数方程式只要题目出得非常精确周密就能解出来一样，每个问题只要已成为现实的问题，就能得到答案。世界史本身，除了用新问题来回答和解决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因此，每个时代的谜语是容易找到的。这些谜语都是该时代的迫切问题，如果说在答案中个人的意图和见识起着很大作用，因此，需要用老练的眼光才能区别什么属于个人，什么属于时代，那么相反，问题却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人类面临的问题是具体的、历史的，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问题，同一时代的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面临的问题也是不同的。回答不同的问题自然会形成不同形态的哲学。

人们并不是以某种零知识状态提出和分析面临的实际问题，而总是在某种知识背景下开始其认识活动。这种知识背景从某种程度上制约着人们对问题的发现和解决。哲学的产生和发展也是如此。哲学家之所以是哲学家，就是因为他系统掌握了前人的哲学成果，具有哲学的眼光和进行哲学理论思维的能力，能够从人类面临的重大实际问题中提炼出哲学问题。哲学家分析和解决哲学问题的过程是他掌握的哲学理论与他要解决的哲学问题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即既是他应用既有的哲学理论分析和解决哲学问题的过程，也是他根据面临的哲学问题对既有的哲学理论做出一种检验的过程。在既有的哲学理论不能确当地分析和解决哲学问题的情况下，他会根据面临的哲学问题对既有理论做出某种理解、解读，甚至是批判，并在批判过程中提出和创造新的哲学理论，从而在哲学的层次上、用哲学的方式解决面临的哲学问题，推动哲学的发展。因此，哲学家所具有的哲学知识背景对他的哲学创造及所创造出的哲学形态具有重大的影响。恩格斯说得好，“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也和其他各门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是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

作为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哲学不是各种观点、见解的机械集合，而是各种观点、思想、理论有机关联形成的一个具有内在结构的逻辑体系。成熟的哲学总是表现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还会表现为一个由若干概念、范畴组成的理论逻辑体系。黑格尔认为：“哲学若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科学。没有体系的哲学理论，只能表示个人主观的特殊心情，它的内容必定是带偶然性的。哲学的内容，只有作为全体中的有机环节，才能得到正确的证明，否则便只能是无根据的假设或个人主观的确信而已。”可见，哲学思想体系及表达、阐述这种思想体系的概念、范畴及由概念、范畴组成的逻辑体系就成为一定哲学的存在形态。理论观点的变化，思想内容的变化，概念范畴及由概念范畴组成的逻辑体系的变化，都意味着哲学形态的变化，意味着哲学的发展。

说马克思一般地反对哲学体系、理论体系，恐怕并不正确。马克思在资本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采取了极其严肃的、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他所构建的《资本论》的理论逻辑体系之严密、之精美，逻辑性和历史性之间的高度一致，从《资本论》出版至今，一直为人们惊叹不已。正如列宁指出的，“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吸收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

但是，马克思对于当时德国理论界在黑格尔的影响下，动不动就创造一个哲学体系的那种学风，对那些出现在德国理论舞台上的种种哲学体系或体系哲学持坚决、尖锐、明确的反对态度。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而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正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哲学正变成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正在世界化，而世界正在哲学化……哲学思想冲破了令人费解的、正规的体系外壳，以世界公民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十分清楚，马克思提出了一种关于哲学存在形态的全新理解。在他看来，哲学不应该存在于脱离现实的体系之中，而应该存在于现实世界中，是世界的哲学、是世界的公民。

马克思在自己的研究中，明显地重问题、重内容，轻体系。他和恩格斯一起合作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现在被认为是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和论述新历史观，但那是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过程中阐述的。在阐述过程中，他们也没有想要构建一个新历史观的体系。马克思还写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他的新唯物主义的思想。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经典地论述了由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构成社会结构的唯物史观。他还曾经计划过系统论述一下自己的哲学思想，但这个设想还是被各种问题研究挤掉了。所以，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存在于他一生的研究过程之中，存在于他写下的全部文本中，除了几篇集中的哲学文献，大量的存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社会历史的研究中、人类学的研究中。马克思的哲学既以新历史观、新唯物主义、合理形态的辩证法的形态而存在，也以资本论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历史哲学、人类学哲学等形态而存在。

因此，马克思的哲学虽有完整的思想体系，但没有形成一个由一系列概念范畴组成的完整的严密的逻辑体系。这既是马克思哲学的优点，也同时是某种缺点和不足。恩格斯也反对当时德国理论界存在的构造体系的风气。他指出，最不起眼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动辄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他公开声明，他写作《反杜林论》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种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不过，恩格斯紧接着表示：“希望读者也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我现在已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我在这方面的工作不是完全没有成效的。”大概是因为看到马克思全身心地投入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恩格斯就将自己的研究领域锁定为哲学领域，并认为这是他同马克思之间的分工。他长期进行自然辩证法研究，写下了大量的论文、札记。后来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在继承恩格斯哲学成果的基础上，明确地建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恩格斯也被后人认定是这种体系的创立者。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还说：“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这就是说，马克思认为他的哲学不是以往那种只是解释世界的哲学，而是一种改变世界的哲学。因此，他特别重视他的哲学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与无产阶级及人类解放斗争实践的关系。在他看来，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而无产阶级则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他们所创造的这种哲学的真正主体就是从事改变世界现实实践的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群众。马克思、恩格斯总是把自己的理论创造同无产阶级及人类解放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随着他们理论的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后来成为从事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无产阶级及人类解放斗争实践的这种关系、它在无产阶级及人类解放斗争实践中的这种地位，对它的存在形态产生了重大影响，无论它的理论形态还是实践形态，都与那种不与人类解放实践发生直接关系的“书斋哲学”“学院哲学”存在着根本的区别。

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广泛传播，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所存在的各种社会历史条件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形式产生着影响，甚至促使其形成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形态。随着革命的胜利和国家政权的获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获得了执政党指导思想的存在形态，而且还获得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的存在形态。在这些国家，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研究机构和队伍的建立和形成，出现了作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存在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执政党的指导思想的政治存在形态，是一元的、统一的；作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形态却可以有不同的观点和理解，是多元的。此外，为了教育宣传，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下，哲学教科书得以编辑出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存在形态；为了在广大群众中普及，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存在形态。

总而言之，哲学形态就是哲学内容和哲学形式的有机统一。哲学形态分析就是要分析哲学内容是怎样通过不同层次的形式得到形成、实现和发展的。前面的论述表明，哲学问题，用来分析哲学问题的哲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哲学问题过程中所形成的哲学的观点、思想、理论，用来表达理论内容的哲学概念、范畴及由概念范畴组成的逻辑体系，表达概念范畴的话语体系，哲学在人们实践活动中发生作用的方式，以及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社会历史条件等，都会在不同层次、以不同的形式对哲学形态产生影响。我们之所以选择了哲学形态分析，就是因为哲学形态分析比哲学内容分析、哲学体系分析更丰富、更全面。

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分析，只从哲学内容上、从理论观点上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变化，如分析列宁、毛泽东在哲学理论观点上如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等。后来出现的哲学体系分析，比理论内容的分析丰富了一些，除了进行理论观点的分析外，还从表达理论内容的概念范畴构成的逻辑体系进行分析，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不仅描述为观点、理论、内容的变化过程，也描述为概念范畴构成的逻辑体系的更迭变化的过程，如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描述为后人通过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不同解读形成不同体系的过程。可以看到，无论是理论内容的分析还是逻辑体系的分析，都还只停留在哲学的理论层面，可是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马克思特别重视他的哲学的实践层面、哲学的实践形态。因此只有哲学形态分析，才能在进行理论内容分析、逻辑体系分析的同时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形态的分析。

另外从开拓创新的角度讲，理论内容分析限于理论观点上的创新，逻辑体系分析限于概念范畴组成的逻辑体系上的创新，很可能限于原有的概念范畴体系的更新或重新排列。而形态分析可以让我们不受原有的理论内容、原有的概念范畴逻辑体系的限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当下面临的时代问题、中国问题、群众问题的过程中形成包括新内容、新概念、新范畴、新体系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的存在形态。我们就是要通过形态分析，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什么因素的影响下，发生了存在形态的演变；我们要对这种演变的程度做出分析和评估；要讨论形态的演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和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可以发现什么样的规律，可以总结出怎样的有价值的经验教训。当然，我们的研究最后可归结到一个问题，那就是要回答，今天我们究竟要不要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及怎样建构这种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