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成的“哲学的历史”——马克思《人类学笔记》主旨再探

孙美堂

【内容提要】学界对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写作动机和意义的解释都有不尽如人意处。马克思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它导致的危机时，使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他不但从最简单最本质的商品范畴分析开始，而且模仿经典物理学和黑格尔辩证法进行逻辑推演。当他完成典型化的资本逻辑推演后，下一步应将问题置于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中。这样，马克思势必遇到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东方社会（以农村公社为基础）的传统生产方式互动、博弈引起的社会历史变迁以及“一元主导，多相互动”构成资本主义总危机的问题。探讨和回答这个问题，并建构他的整体主义历史观，提出他的“哲学的历史”，是马克思阅读和写作《人类学笔记》的真正动机。这时，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应遇到极大的困难，面临一次重大转型。他的健康使得他无法完成这个任务，从而留下永远的遗憾和永远的谜。

【关键词】《人类学笔记》农村公社《资本论》哲学的历史

一

大家知道，马克思去世后留下《马·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摘要》《路·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摘要》等五本重要的读书笔记。1972年，美国学者克拉德（Lawrence Krader）将这些笔记编辑整理出版，取名《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更流行的名称则是《人类学笔记》。这些笔记出版后引起人们极大兴趣和广泛争议，以致有人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版，引起“早年马克思”“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之争；《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出版，又引起“哲学人类学的马克思”“民族学的马克思”“人道主义的马克思”“晚年马克思”之争。围绕笔记的写作动机及其含义，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说法。克拉德、斯坦利·戴蒙德、诺曼·莱文（Norman Levine）、唐纳德·R．凯利等人据此把马克思理解为一个人类学家或民族学家，认为晚年马克思转向民族学或人类学，向人道主义回归。苏联学者对克拉德等人的解释大为不满，他们认为马克思是要研究古代社会史，研究“原始社会”，故他们将笔记的俄文版取名为《古代社会史笔记》。我国学术界对《人类学笔记》也有极大兴趣，提出了多种不同的解释。例如，王东等认为，《人类学笔记》应称作《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它旨在探索社会历史的“原生形态”，研究国家与文明起源。叶志坚等认为，《人类学笔记》是研究东方社会形态和历史发展模式的多样性，故仍是探讨社会历史规律和进程。还有学者（如姚顺良）认为，马克思这是“出于写作《资本论》续卷，完善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批判的需要”。

用纯粹的民族学或人类学眼光看待这些笔记，进而把马克思说成民族学家或人类学家，不得要领。我们不能因为马克思读哪些书就是什么家或者想做什么家，何况——仔细辨析揣摩不难发现——马克思阅读的内容和关注的重心并不在人类学或民族学，而是在农村公社在欧洲资产阶级冲击下生产方式的变迁，这些都与他试图探讨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相一致。进一步说，马克思始终是革命家，是变革社会历史的实践家。恩格斯评价说：“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马克思对纯学究气的探索从来没有兴趣，他谈哲学但不是学院式哲学家，谈经济学不是学院式经济学家，谈历史不是学院式史学家，等等。他的几乎所有理论都是革命和实践的表达，用阿尔都塞的话说，是“理论实践”。可以肯定，马克思写《人类学笔记》与他一以贯之的“理论实践”相同，是探索人类解放规律和路径的一部分。从某种“学”的角度诠释马克思，甚至说什么“不可饶恕的学究气”，都是望文生义。

古代社会史说和国家文明起源说把《人类学笔记》主旨与历史规律联系起来，有其合理性，但它们与人类学、民族学转向说有共同的问题。阅读马克思的笔记可知，马克思关注的重心并不是国家、宗教、道德等的发生问题，而是以公社土地制为主的生产方式在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冲击下如何解体和演变的问题。离开了这点，说马克思研究史前史或文明起源，也容易把马克思误解为发思古之幽情的史学家。

马克思研究“人类学”并写下《人类学笔记》，应与他写作《资本论》有关——更确切地说，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5大卷计划有关。尽管如此，单纯的写作《资本论》的需要仍无法解释马克思的阅读和写作动机及其意义。《资本论》中与《人类学笔记》看似有关的内容主要是原始积累和地租部分。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早在第1卷中已经解决；1872～1875年马克思为法文版改写的部分也讨论过原始积累。按《资本论》已有的体系和逻辑，地租部分也不算太困难。然而，《资本论》后两卷花费时间之长超乎想象：《资本论》第1卷第一个版本出版于1867年，1863～1864年，他就开始第2卷和第3卷的准备工作，并计划于1868年出齐，但直至马克思1883年去世，前后十多年仍没完成，尤其是第3卷，从恩格斯的序言介绍可知，它只是极粗略的提纲。再说，第3卷拟讨论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下的地租问题，与马克思《人类学笔记》所涉及的问题及其角度有很大差异。后者从北美到阿拉伯半岛，从同时代的印度到古代日耳曼，从土地制度到血亲制度，从土著人的生活到殖民者的破坏——马克思以如此广阔的视野，涉及如此复杂的问题，仅仅是为完成《资本论》写作，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

至于说这是马克思要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多样性，解答东方社会发展模式，这个说法原则上似乎有道理，但过于抽象、空洞和笼统，它既没有回答马克思究竟遇到什么问题、具体做何设想，也脱离了马克思写作的具体语境和诸多相关因素，例如马克思晚年对俄罗斯社会发展、亚细亚生产方式、《资本论》逻辑发展、1873年经济危机和革命低潮等问题引起的思索。

总之，在笔者看来，国内外学者的几种主要解释都有不尽如人意处，似有更深层次的奥秘没有触及。

二

《人类学笔记》的内容基本上是摘录，马克思很少直接讲话，这给人们理解它的宗旨和含义带来困难。我们一方面应根据他阅读的内容和摘录的侧重点推测，另一方面要跳出笔记本身，从马克思当时的生活背景以及其他文献中寻找辅助性证据。这样的论证其实只能算作推测而不是定论。我的推测是：马克思当时的思想面临极大困惑，并酝酿重大转型。具体说，马克思写作《资本论》后两卷并构思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当他限定在典型的资本主义体系中，考察资本的流通过程和生产总过程时，逻辑上能自洽；但资本主义的最大特点是开辟世界市场。资本运动，包括商品交换、原材料输入、资本输出等，都是在世界范围内完成的，这些必然要求马克思把视角投向古老的东方社会甚至是“土著人”的原生态社会，马克思也必然要考虑和解决如下问题：理想化、典型化的资本逻辑能不能解释东方社会？欧洲资本主义向外扩张导致的全球性变迁将是怎样的局面？他原有的理论和方法是否存在严重的局限甚至缺陷？他的阅读和写作，就是为解决这一困惑做准备。我这么说的理由如下。

第一，马克思写作《人类学笔记》，应出于非常重要的目的，不可能因为小事或纯学术兴趣。马克思当时把次要工作委托恩格斯办，全身心投入《资本论》的写作。因健康原因，他很可能意识到自己来日不多，能否在有生之年完成他的鸿篇巨制《资本论》都成问题。“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恩格斯也向我们透露：“看来，这时马克思已经明白了，如果他的健康状况不根本好转，他就决不能完成他的第二卷和第三卷的修订工作，使之达到自己满意的程度。”可以说马克思豁出性命，能多写点就多写点。在这样的背景下，他花如此大功夫阅读和写作“人类学”著作，应有非常之动机。同样的原因很可能还包括他的《历史学笔记》。它大约完成于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正值《资本论》第1卷已出版、该完成后几卷的时间内。这时，马克思很可能发现新问题，其重要性不亚于《资本论》要揭示的问题，或者关系到《资本论》基本的解释模式。

第二，马克思写作《资本论》后几卷时，理论上应遇到新的极大的困难，他很可能需重新思考，对原有的方法、思路、解释框架做重大调整。因为，正如前面所说，马克思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始于1857～1858年，其“阶段性成果”《资本论》第1卷第一个版本出版于1867年，后几卷的计划始于1863年，但到1883年去世，马克思仍没有完成，留下的手稿非常粗糙零乱，这很不正常。对此，学界通常的解释，主要是马克思的健康所致。的确，马克思晚年健康很糟糕，常常不得不中断工作，加上丧妻丧女之痛等打击。但这个理由并不充分。对马克思这个极勤奋、使命感极强的人来说，健康使得他十多年完成不了《资本论》的写作，不符合情理。从逻辑上说，健康原因即使能解释他做不了什么，但不能解释他做了什么。健康使得他无法写作《资本论》，为什么不影响他写作《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

我的推测是：马克思在理论上遇到极大困惑，他必须停下来进一步思考。这可以从其他地方发现迹象。

（1）欧洲19世纪70年代工业危机之结果对他思想的冲击。这场危机从1873年开始持续到70年代末，欧洲许多国家卷入。危机的深刻性和持久性也出乎马克思的意料，马克思需要冷静观察。1879年4月10日马克思致丹尼尔逊的信中说：“在英国目前的工业危机还没有达到顶峰之前，我决不出版第二卷。这一次的现象十分特殊，在很多方面都和以往不同……因此，必须注视目前的进展，直到情况完全成熟，然后才能把它们‘消费到生产上’，我的意思是‘理论上’。”这场危机并没有出现资本主义总崩溃，危机过后，资本主义又出现新的繁荣。这种现象必然引起马克思的困惑和深思，促使他重新检讨自己的危机理论。

（2）非西方国家发展道路究竟怎么走？马克思明确说过的是俄国。综观《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以及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其对俄国发展道路的预期，大轮廓是有的：俄国发展道路不是西欧模式，它不是通过剥夺农民，摧毁农村公社的土地制度，过渡到西欧那种资本主义制度。“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但细究又觉语焉不详。令人深思的是，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信本来说得很具体，如农村公社“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开始获得新的生命”，俄国“农村公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它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等等。奇怪的是，马克思一共写了四个较详细的初稿却没有寄出去，寄出去的信却非常简略，并明确表示不适合公开发表。在有些问题上马克思甚至采取“耍滑头”的做法，对别人的解读，采取“既不是这样也不是那样”的姿态。这又是为什么？这说明马克思意识到俄国道路不同于欧洲，但究竟怎么走，他实际上拿不准，还需进一步观察、考虑和探索。所以他说，“我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我准备直截了当地说”，为此他开始学习俄文。

三

那么，马克思究竟遇到什么样的困惑？这得从他雄心勃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写作计划说起——导致马克思困惑的原因就蕴含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路、方法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中。

我们知道，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有着宏大而粗略的构想：（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成为基本阶级依据的范畴，如资本、雇佣劳动等；（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4）生产的国际关系；（5）世界市场和危机。我们熟知的《资本论》只不过是他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五大步骤的“阶段性成果”。显然，这是一个从本质的也是最简单的范畴出发，一步步还原到复杂联系和具体情境中的漫长过程。按马克思的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展开的逻辑和方法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剖析，不能从混沌的整体开始，而是从最简单也是最本质的规定性范畴开始，并逐步再现、回归现实社会的复杂性。这样的具体是“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抽象的规定在思维的形成中导致具体的再现”。

作为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开端的《资本论》，不仅表现为商品范畴的本质抽象，还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过程的解释采用典型化方法，甚至借鉴经典物理学的伽利略模型。在1867年第1版序言中马克思写道：“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观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这种模型将次要的、非本质的因素排除，将对象设想为封闭的典型系统。因而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人们也日益分化为两大敌对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种解释模式针对理想化的、纯而又纯的资本主义，并且是封闭的资本主义系统——价值形态和物质形态都在完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循环，它暂时不考虑与前资本主义诸社会形态的交互关系。

马克思对资本矛盾的展开和逻辑运动的分析，还仿效了黑格尔的概念逻辑。“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例如，马克思也像黑格尔那样，以一个最普遍、最简单、最本质的范畴作为历史和逻辑的起点。这个起点在黑格尔那里是绝对观念，在马克思那里是商品。像黑格尔哲学那样，在马克思那里，每一范畴都包含自身特有的矛盾，并因这种矛盾向新的形态和阶段转化。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精神的自我异化表现为概念从自然阶段、历史阶段向精神阶段的转化——其中每一阶段又分诸多小阶段和更小阶段；在马克思那里，商品的自我展开和自我实现表现为资本的循环、周转、整体流通等。这种整体的辩证法，是现实的抽象化、逻辑化、典型化和理想化。

但是，一个纯而又纯的典型化社会模式如何面对复杂多样的现实社会？现实社会真的可以如此简化、同质化吗？我们真的可以把全部社会要素化约为“庞大的商品堆积”，把所有的人都化约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大阶级吗？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乃至全部经济运行过程通过商品的矛盾能全部解释清楚吗？随着理论的推进，这些难题必然逐渐凸显。

从揭示商品二重性到资本的循环与周转，这些尚可按典型化的也是简单性逻辑展开；到资本扩大再生产和各种利润包括地租问题，就开始把资本运动放在复杂和具体的背景中考察。继而，再往下，叙述要逐渐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理想模型要置于越来越复杂的现实中，原有的理论模型简单性方法面临的问题必然越来越大。马克思很可能越来越意识到，问题不是他原先想象的那么简单，以致他不得不常常重新调整他的思路，有些地方需要推倒重来。例如，恩格斯谈到马克思写《资本论》第三篇第Ⅱ稿“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时说，“起初没有考虑到作为再生产媒介的货币流通”，后来才意识到“非重写不可”，“全篇应当改写，以适应作者已经扩大的眼界”。地租问题也是后来才加上去的。

其实，整个《资本论》三大卷，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考察，仍在揭示和描述典型的商品逻辑，仍把讨论的对象设想为封闭的资本运行系统和纯粹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这种典型化和纯粹化的构架，在理论研究的起始阶段做一般性分析时是必要的，但又是抽象的和不完善的。马克思在纯粹的资本逻辑框架中分析了价值的自洽性运动后，还必须逐一还原和再现商品经济的具体历史背景、前提和条件——就像生理学研究了细胞，还必须把它放到组织、器官、系统、生命个体乃至整个生态圈去理解一样。这里必然遇到资本和价值系统与自然母土的关系问题，需要回答“劳动者同他的天然的实验场即土地相脱离，从而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解体，以及以东方公社为基础的公共土地所有制解体”问题。其中包括两方面问题。

（1）商品经济与农业经济和自然资源的关系怎样？商品经济是以农业经济和自然资源为前提的，商品的价值形态是以物质形态（土地和其他自然物）为载体的。那么，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为回答这个问题，马克思一方面探讨了西欧特别是英国的资本原始积累，另一方面要探讨商品物质形态的自洽和循环。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讨论土地肥力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物质变换的断裂问题。

（2）西欧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与东方非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究竟怎样？这是个更重要也更困难的问题。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交换方式最大的特点是国际化。从马克思所处时代“资产者奔走于全球各地”开拓世界市场，到当今完备的世界金融体系，东方社会必然被卷进以资本主义为首的世界体系中，西方资本主义必须把前资本主义的东方社会牢牢绑架在一起才能运行和发展。马克思完全清楚这一点，正是他与恩格斯首次描述了我们今天称为“全球化”的现象。故恩格斯说：“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因此马克思在研究了纯粹的和典型化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后，必然要把这种相对封闭的解释模型放到开放的国际关系和世界市场中研究；探讨了西欧资本主义中心的经济状态后，必然要把西欧与亚洲甚至各地“土著人”社会联系起来当作整体看待。问题是，《资本论》等著作中运用的那种纯粹化、典型化、抽象化、理想化了的资本逻辑，是否适用于东方社会？对于相对落后的德国等欧洲国家，马克思可以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但对完全不同的东方社会，马克思能这样说吗？如果说非西方的古老帝国甚至“土著人”也适合《资本论》的逻辑，也可以用西欧社会的那种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去解释，显然不符合事实；如果说它们服从另一套逻辑，那么如何回答《资本论》逻辑的普适性问题？如何解释资本主义总危机（请注意，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写作计划，最后一部分是“世界市场和危机”）？如何解释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关系？说到底，如何构建完整的世界历史图像？

面对这种宏大的根本性问题，马克思陷入极大困惑是完全正常的。如果不承认这种可能性，而把马克思对局部（西欧资本主义）的解释当作永恒和绝对的，倒是把马克思的思想矮化了。

四

面对上述理论困境，马克思究竟会怎样思考呢？从《人类学笔记》中，我们究竟能窥探到马克思何种内心世界？从他的这些阅读和写作中，我们能否揣摩到他大体的致思路径呢？

从笔记看，马克思关注早期社会形态，范围几乎遍及世界各地，历史跨度也极大，包括现存于世的易洛魁人、塔基马尼亚人，也包括在英国殖民者破坏下正在解体中的雅利安人，以及已经消失了的古代希腊、罗马、希伯来人和日耳曼人早先的部落。如果联系到马克思其他文献中对俄国、印度、锡兰等的关注，范围就更广。这说明：马克思不是做普通的历史研究，而是要跨越时间和空间，寻找世界各民族早期相通的东西。在这广阔的时间和空间里，马克思究竟寻找什么？关注什么？他要挖掘的秘密究竟是什么？《人类学笔记》涉及的内容和问题很多，但主要是农村公社，以及与公社相关的土地制度以及其他财产关系，即比较原始的并且大体相当于“生产关系”的内容——他常常称为“亚细亚生产方式”。

我们简要浏览一下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中关注什么问题。

在《马·科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摘要》中，马克思关注的是美洲红种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以及西班牙人统治下这种所有制的瓦解；印度《摩奴法典》等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古代公社所有制、从远古保存到现在的氏族公社土地和财产制度、穆斯林统治时期印度土地所有制封建化过程，以及英国人对印度公社土地制的摧毁；阿尔及利亚保存的氏族与公社所有制并存、氏族与家庭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以及法国人统治对这种土地制度的影响等。

在《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马克思跟随摩尔根，探讨了原始的血缘组织，进而重点探讨易洛魁人的氏族、胞族、部落的复杂关系和演化过程；南北美洲的诸多部落；阿兹特克联盟，以及西班牙人对这些关系和制度的摧毁等。其侧重点仍是财产关系、土地制度。

《亨利·萨姆纳·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则重点探讨古代爱尔兰人的氏族公社的财产关系、土地制度，以及罗马人统治和基督教兴起，公社解体和封建化过程。

《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一书摘要》关注的是诸多原始民族的血亲制度演化为王国的过程，以及原始宗教、土地和财产制度如何伴随这种演化而演化的过程。

综合起来不难发现，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关注的问题有如下特点：（1）以农村公社为主的血缘家族制度及其财产关系（特别是土地制度）如何演变？与之相伴随的宗教和伦理如何演变？（2）东方各民族古老的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制度，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入侵下，解体的具体过程究竟怎样？它们固有的历史发展轨迹如何“改道”？换句话说，马克思朦胧意识到尚需澄清的思想是：东方古老的农村公社、血缘家族组织、传统生产方式，遭遇来自欧洲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冲击，东方历史的深层逻辑与外部干涉共同作用，两大传统、两种力量互渗、博弈、“打交叉”，决定东方社会全新的发展轨迹，也反过来加剧西方社会的矛盾。马克思更关注的第二点恰恰被许多人忽略了。

马克思为什么对村社土地制度如此重视？是因为它的普遍性和强大的生命力。早在19世纪50～60年代，马克思就注意到东方社会不存在土地私有制，以及欧洲中世纪的马尔克人公社制度；进一步研究使他意识到：在遥远的过去，西欧到处都有古代类型的公社制。随着社会的进步，它们在各地不见了，但个别公社经历了中世纪的一切波折一直保存到今天，如他的故乡特里尔就有。并且，古代类型的公社被后来的村社取代时，前者的各种特征仍被继承下来。例如在印度，还保留着古代形态的最后阶段或时期的农村公社。这充分显示了它的天然的生命力，以及它灵活的适应性。“‘农业公社’所固有的二重性能够赋予它强大的生命力，因为，一方面，公有制以及公有制所造成的各种社会联系，使公社基础稳固，同时，房屋的私有、耕地的小块耕种和产品的私人占有又使那种与较原始的公社条件不相容的个性获得发展。”农村公社到处都是古代社会形态的最近类型，是从原生形态到次生形态的过渡期。它们的发展前景从理论上讲有两种可能——“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究竟何去何从，“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例如在俄国，“由于各种情况的独特结合，至今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的农村公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它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如果农村公社被置于正常发展条件下，那么“现在谁也不会再臆测消灭公社的‘历史必然性’了……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和一种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地块个体耕作转化为集体耕作，并且俄国农民已经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上实行着集体耕作。……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

以上分析表明，马克思正在构思一种全新的和宏伟的世界历史图像：农村公社的血缘（自然）联系和集体生产的习惯包含强大的生命力，但它内在的私有化倾向，加上外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入侵和冲击，它又不可避免地面临新的和多种可能的历史选择。影响东方民族历史选择的因素包括当时农村公社保存的情况、西方资本主义冲击方式和程度，以及这些国家内部各种力量的影响，等等。西欧资本主义的危机，加上它们对东方社会的不同影响以及东方社会的不同选择，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主导下的世界总危机。如果这种推论成立的话，则我们常说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图景等，只是马克思世界历史图像中的一个局部——虽然是一个主要部分。

五

马克思如此构思，对他的思想理论的整体性和严谨性意味着什么？马克思有着怎样的历史哲学情怀和世界体系的胸襟？要解开这个谜，还得回到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念，回到他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总体思路，特别是生产的国际关系、世界市场和危机。

黑格尔曾把历史研究分为“原始的历史”“反思的历史”“哲学的历史”。只有哲学的历史才看到历史深处的理性精神和自由原则，才能把握历史背后的规律。许多伟大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都试图抓住历史深处的这种精神、原则和规律，以便书写自己的“哲学的历史”。对维科来说，哲学的历史是人类“部落自然法”演进的历史，是从神的时代到英雄时代再到人的时代的历史；对斯宾格勒来说就是由各种“象征”（阿波罗精神、浮士德精神、道以及假晶现象等）贯通的文明；对马克斯·韦伯来说，就是各民族的宗教伦理（新教伦理、儒教与道教、印度教等）；对汤因比来说，是各种文明产生、成长、衰落、解体的历史，是不同模式的文明互相激荡形成的整体历史。

马克思一直试图构建一种“哲学的历史”——社会历史诸形态交替和相互作用的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世界历史”概念，就是这种“哲学的历史”。“（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共产党宣言》也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在前书中，马克思、恩格斯还以生产、分工和交往引起的社会形态变化为根据，建构了这样的“哲学的历史”：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希腊罗马）、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欧洲中世纪）。不过，这几种所有制形式只是西欧历史的归纳，还是世界各民族的普遍规律？从文本中明显看得出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他们还明确说：“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这些前提“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构思的“哲学的历史”有了些许变化。在讨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后，他还用一节的篇幅讨论“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劳动的个人对其劳动的自然条件的原始所有制、亚细亚的所有制、古代的所有制（希腊罗马）、日耳曼的所有制（欧洲中世纪即封建的）等。此处表述，普遍性口吻明显增强（不独是对欧洲历史的归纳）。但这几种所有制形式之间是何关系？是演进更替的历时性关系，还是不同环境导致的不同类型？从马克思的叙述看，“亚细亚的”“古代的”“日耳曼的”三者关系应作第二种理解，因为标题明确是说“公社的各种形式”。另外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和给查苏利奇的信中也提到过它们，并将其归于“农村公社”，可做旁证。“原始所有制”则比较特殊，它更像回答后几种所有制的前提，而不是所有制本身。此“原始”相对于现代资本主义而言：现代资本主义以雇佣劳动为基础，此前的社会形态以土地制为基础——“小土地所有制”“东方公社为基础的公共土地所有制”，关涉的都是“劳动同劳动的物质前提的天然统一”问题。还有一个证明：对亚细亚以后的三种所有制形式，马克思称“第一种形式”“第二种形式”“［另一种］所有制形式”，“原始的”却不在排序之列。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中，马克思描述的“哲学的历史”是：“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这个地方所述与前两处论述有几点明显的不同：一是肯定的口吻大大增强，二是明显把它当作普遍规律看待，三是几种形态明显被理解为历时性的，即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和更替过程。

以上说明，一方面，马克思始终有“哲学的历史”眼光，试图以生产方式为根据，描绘一幅贯通诸民族、各历史形态的“世界历史”图像；另一方面，“哲学的历史”之内容与结构并不太清晰、明确，毋宁说很粗略，甚至有些混乱，很多细节尚不清楚。

马克思的“哲学的历史”的叙述是以西欧资本主义为中心，时间上追溯历史，展望未来，空间上向全球投射。当他考察作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他有一套完美的体系和自洽的逻辑；当他要回答“生产的国际关系”“世界市场和危机”，把古老东方千差万别的社会形态都纳入进来作为整体考察时，他就不可能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逻辑简单和直接地推广，而必须探讨东方社会自身复杂的历史逻辑，以及东西方不同的历史和逻辑之间的对接。最后，在这幅“世界全图”里，资本主义主导、全球关联的总危机将会是怎样的？为了构建这一“哲学的历史”，马克思既需要从欧洲向东方推论，也需要从东方向欧洲推论，就像从大山的两边相向打通一条隧道的道理一样。后一方面的理论任务就留给了《人类学笔记》。

如果我们把《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人类学笔记》等文献联系起来，就可以想象在马克思心中酝酿的“哲学的历史”——欧洲资产阶级主导、世界各民族互动的全球总危机。笔者将这幅图像理解为：一元主导、多相互动、总体危机。

“一元主导”即欧洲资本主义在“哲学的历史”中起主导作用。在马克思全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以英国为范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无疑是批判的重点，世界市场和全球化是欧洲资本主义引起和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向东方社会的辐射，也成为制约世界各民族历史发展的主要国际力量；不仅如此，评价欧洲资本主义对古老东方的野蛮入侵时，马克思是以历史进步为主要尺度的——这种进步的标准，显然是“西方中心论”式的。这样，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就成为世界矛盾的中心。

“多相互动”是指在资本主义冲击下，东方传统社会以不同方式发生解体和剧变，这些剧变的冲击波反作用于欧洲资本主义，并成为世界总危机导火线上的一环。资产者开辟世界市场、用商品的大炮打开东方各古老帝国大门、用海盗式入侵东方的过程，也是他们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矛盾传播到世界各地的过程，是促使东方各国人民觉醒、生产方式急剧变革的过程。东方社会的改变反过来也影响欧洲资本主义。这是一幅西方与东方互动的复杂图像。对于古老的东方来说，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由于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不同，欧洲资本主义对其入侵的方式和程度不同，农村公社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互动的后果和结果不同，其发展道路和前景也就千差万别。例如，对俄国，马克思的大致设想就是前文引述的：保留农村公社土地制和吸收欧洲先进技术，不经过欧洲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过渡到共产主义。至于中国和印度，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时曾有所涉及：不列颠的铁路和工业，甚至掠夺和屠杀，促使印度封闭的部落和野蛮的种姓制解体；英国对中国的战争和掠夺，使古老封闭的帝国像木乃伊从密闭的棺材里移出来，风化解体，客观上促使古代亚洲的觉醒。晚年写作《人类学笔记》时他是如何考虑诸如中国、印度未来走向的，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原则上可以肯定的是：（1）无论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和生产方式，它们的进一步发展都是占主导地位的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东方传统生产方式（农村公社为主）博弈、互动的结果，而不是单一的西欧资本主义演化模式；（2）东方各国各民族经由这种互动所导致的发展道路，取决于它们的具体情境，不可能是同一模式、同一道路；（3）因此，“哲学的历史”总体上看呈现复杂性和多样性。

“总体危机”是指“中心”“夹心层”“边缘国家”交织在一起导致的触一发而动全身的危机。马克思预测的资本主义危机，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容纳不下日益增长的生产力，导致资本主义崩溃并为共产主义取代，而应该是欧洲资本主义主导、全球各国互动，形成错综复杂的动态关系，其中每一个点上的危机都会成为总体危机的一环。商品、市场、金融资本把欧美与东方古老国家联系在一起，同样的纽带也把世界各地的矛盾和危机联系在一起。世界总危机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简单的量的反差，而是“世界历史”之网中的任何一点。如果我们不承认这点，就不理解马克思为什么发问：中国引起的革命“对英国并且通过英国对欧洲发生什么影响”（1853年）；为什么说“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1857年）；为什么说俄国革命会是欧洲革命的前奏，“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1882年）。

总之，本文的大胆推测是：马克思试图构建他的“哲学的历史”，即“一元主导，多相互动，总体危机”的“世界历史”图像。这幅图像他早年就有了初步轮廓，但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对东方社会、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的深入，以及对变化着的时局的重新思考，他发现自己早年的解释模型在向东方社会推广时，或者说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农耕社会的生产方式对接时，存在的困难比他预想的大。他不得不停顿下来，重新思考，做大量基础性的准备工作。只是这项工作量太大，又天不假年，使他无法实现自己的夙愿，留下永远的遗憾和永远的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