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怪物”的历史：《共产党宣言》首句译词的变迁

杨哲

【内容提要】从《共产党宣言》诸多译本对首句的翻译来看，陈望道的“怪物”隐喻在翻译史中是具有前后相续性的。他在译介《共产党宣言》时的历史情境和自觉秉持的修辞理论使《共产党宣言》首句的翻译成为一次政治实践、话语宣传和意识形态的塑造活动，“怪物”隐喻的使用不仅起到修饰文本的作用，更蕴含了译者对文本政论特征的重塑以及对读者情感上的主导意图。对《共产党宣言》首句的色彩、语序和时态的修辞学分析表明，“怪物”隐喻显明了文本关于意识形态的隐性叙事。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隐喻 修辞 “怪物”

《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自1899年首次译介至中国以来，历经多次翻译和长期传播，极大地塑造了近现代中国的思想面貌和政治历程。首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几乎成为《宣言》的名片广为中国读者所知。本文以陈望道对《宣言》首句的翻译为例，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文原本、恩格斯校订的英译本和幸德秋水翻译的日译本以及诸种中译本，关注首句中重要译词的变迁，探讨“怪物”隐喻的产生、使用和效果，旨在展现马克思思想中国化过程中的叙事维度。

一 “怪物”隐喻的形成：《共产党宣言》首句翻译的版本变迁

从1919年冬至1920年春，陈望道受上海《星期评论》之约，依据戴季陶和陈独秀提供的《宣言》日译本和英译本着手翻译工作，译稿经陈独秀和李汉俊校阅后于1920年8月出版。这是国内第一个公开正式出版的《宣言》中文全译本。陈望道将首句译为：“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该句中“怪物”的使用毫无疑问是比喻，依据修辞学更加严格的分类，当属“隐喻”。该句中本体是共产主义，喻体是怪物，“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是把共产主义比作怪物的隐喻，如果采用明喻的表达方式则应为“这怪物就像共产主义”。

陈望道在首句中使用隐喻并非原创，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作《宣言》时就已经使用了隐喻的修辞手法，陈望道翻译《宣言》所借助的英译本和日译本也都采用了隐喻的修辞手法。德、英、日、中译本的首句翻译如表1所示。

陈望道使用隐喻的翻译思路或许出于译者对原文的自觉尊重，但他对“怪物”这一译词的选用在《宣言》的汉译过程中尚属首次。根据中央编译局的官方意见：陈望道翻译《宣言》是以在《社会主义研究》第一号上刊登的幸德秋水和堺利彦的翻译为底本，参照了陈独秀从北京大学借出的英文版本。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德文本使用了德语词“Gespenst”，恩格斯校订的英译本是以英语词“spectre”来对译的，而幸德秋水的日译本则采用了日语词“怪物”。陈望道沿用“怪物”一词或可视作对日译本的借鉴，也说明该译词的选用在词义和词性的准确性上没有疑问。

从Gespenst→spectre→怪物→怪物这一德语→英语→日语→汉语的译介历程来看，词语的翻译毕竟存在不完全对等性。因此，以“怪物”来对译Gespenst和spectre尽管正确，却不是唯一。根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和传播》三本资料选编集，陈望道翻译《宣言》之前和之后的诸种中译本在翻译首句时对译词的选择如下：

1．1908年1月3日《天义报》上刊出民鸣根据日本《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上登载的日文译本译出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以及恩格斯写的英文版序言，《宣言》首句译为：“欧洲诸国，有异物流行于其间，即共产主义是也。”

2．1919年5月，《晨报》分三期连载了渊泉翻译的日本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宣言》首句译为：“一个妖怪，徘徊欧洲——共产主义的妖怪。”

3．1919年冬至1920年春，陈望道将首句译为：“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

4．1930年，上海华兴书局出版由华岗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有组织出版的第一个全译本。首句译法沿用陈望道版本：“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

5．1938年，延安解放社出版由成仿吾、徐冰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在解放区由中国共产党公开组织翻译出版的第一个《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宣言》首句译为：“一个巨影在欧罗巴踯躅着——共产主义底巨影。”

6．1943年8月，延安解放社出版了博古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该译本根据俄文版《共产党宣言》对成、徐译本做了重新校译。《宣言》首句译为：“一个幽灵在欧罗巴踯躅着——共产主义底幽灵。”

7．1943年9月，商务印书馆印行陈瘦石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全文，是第一个由非共产党人翻译的本子。首句是“一个精灵正在欧洲作祟——共产主义的精灵”。

8．1948年，中国出版社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出版百年在香港出版了乔冠华对成仿吾、徐冰译本的校译本，首句译为：“一个怪影在欧洲游荡着——共产主义底怪影。”

9．1953年12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成仿吾重校1938年他与徐冰合译的译本，首句译为：“一个魔影出现在欧罗巴——共产主义底魔影。”

10．1958年，中央编译局对1954年莫斯科中译本《共产党宣言》进行修订，首句译为：“一个怪影在欧洲游荡——共产主义的怪影。”

11．1964年，中央编译局根据1959年德国原版并参照英、法、俄各版和国内已出各种中译本，重新校订，出版了单行本《共产党宣言》。首句译为：“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

12．1978年11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成仿吾根据德文重新校译的《共产党宣言》。首句译为：“一个魔怪出现在欧洲——共产主义的魔怪。”

13．1995年，中央编译局再次校译《共产党宣言》，首句译为：“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1995年以后出版的《共产党宣言》都沿用该译法。

诸种中译本对Gespenst和spectre的译法不一而足，有异物、妖怪、怪物、巨影、精灵、怪影、魔影、魔怪和幽灵共九个，其中使用频率较高者为怪物（两次）、怪影（两次）、幽灵（三次），详见表2。这些汉语词：词性相同，都能并且只能用作名词；词义相近，指非实际存在、有异于常、难以把握、有着神秘或强大力量的事物；至今仍被使用，其中妖怪、怪物、精灵和幽灵是今天口头语和书面语中极为常见的词语。

概言之，从《宣言》诸多译本对首句的翻译来看，尤其是从重要译词的词性、词义和用法上看，各中译版本略有不同但无本质区别，隐喻的使用也是非常一致的：选择了意象相近的喻体、都没有使用比喻助词。陈望道的“怪物”隐喻在翻译史中是具有前后相续性的，是尊重原本的选择以及特定翻译传统的产物。

二 “怪物”隐喻的使用：陈望道翻译的历史情境和修辞理论

在陈望道译本之前，国内已经出现了两种中译本，分别将首句的关键词译为“异物”和“妖怪”，陈望道为什么没有沿用两者又为何选用“怪物”一词？该问题不能简单地从对原文的尊重或者翻译传统来解释，也不能笼统地归因于对幸德秋水日译本的借用。毕竟翻译不是如实照搬，也无法如实照搬。在今天的翻译理论看来，翻译即创作，翻译即重写。《宣言》是作者、译者、读者共同建构的成果，在文本译介过程中，译者的翻译情境和翻译理论都会对“怪物”译词的选择、“怪物”隐喻的生成产生影响。

1919年，《星期评论》主编、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接触到日文版《宣言》。“而今打算请人译出，就在《星期评论》上连载，却一时未有合适的人选，便请党内同志、《民国日报》主编邵力子物色推荐，并提出了翻译此书的三个条件：一是熟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学说；二是精通德、英、日三种外语中的一种；三是有相当水平的语言文学素养。”邵力子力荐陈望道担任译者。1919年冬至1920年春，陈望道开始翻译《宣言》。

就宏大的历史背景而言，陈望道的翻译活动正值20世纪“西学东渐”潮流的高峰，各路西方思想纷纷借助中国知识分子的翻译进入中国进而被思考、讨论及实践。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同时，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展开，翻译领域成为“提倡白话文”的主要阵地。陈望道的翻译活动是自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带有明显的实践性导向和思想宣传目的。

就具体的翻译情境而言，当时《宣言》译介至中国已有整整20年，但国内尚未刊发过中文全译本。1919年是国内译介《宣言》的高峰期，陈译本出现之前的译介活动则以1917年十月革命为界，大体呈现出以下特点：翻译主体由传教士、改良派、民主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多方参与演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单方参与；翻译手法逐渐由针对某句的节译、编译发展为针对某段、某章的全译；翻译对象也日益集中在《宣言》首章、末章和第二章的十条纲领；翻译过程中所依照的源文本亦由最初的日文版向日、英、德多种版本扩散。翻译初衷也发生了改变：早期非马克思主义者的翻译主要是把《宣言》当作一种国外思想引进中国，或者借此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一时期的翻译还停留在为我所用的诠释型翻译上。1917年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把《宣言》视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进行译介，其中成舍我、张闻天、李大钊的译介活动明显表现出他们已经在自觉、主动、积极地运用《宣言》中的唯物史观思考并尝试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了。

陈望道首次将《宣言》进行全文中译这一翻译活动，颇有为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立言立意的用心，也有占据话语制高点、匡正和总括《宣言》早期诸种译本的深意。翻译《宣言》首句时以“怪物”取代“异物”和“妖怪”或可说是上述历史情境的产物。就词义来区分，“异物”强调不同寻常，但不一定是虚幻之物，1908年以“异物”来翻译首句反映出国人对共产主义的陌生感；“妖怪”强调非真实且有害之物，囊括了“异物”之“异”，更添加了贬义和负面性质，译者对文本及其思想的排斥和恐惧可见一斑；“怪物”一词则综合了二者的词义与感情色彩，既强调作为域外思想的共产主义的陌生与新鲜，又以“去妖魔化”的处理方式降解了“妖怪”一词的神秘感、魅惑性，修辞在这里对“共产主义”的传播与接受起到了柔化与祛魅的积极作用。

除了特定的历史情境，陈望道作为修辞学家、语言学家所秉持的修辞理念也影响了其在《宣言》首句翻译中对“怪物”隐喻的使用。根据他在《修辞学发凡》中对文体的区分，《宣言》当属“政论体”。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草创之初，抑或陈望道译介之时，“政论檄文”或者“战斗宣言”都是《宣言》较为鲜明的形象。相比于议论文单纯以论服人，政论文强调鼓动性和感召力，因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从情感角度考虑文本对读者的影响和读者对文本的接受。陈望道在全文翻译过程中使用了大量的口语，不仅是“白话文写作”的身体力行，也是充分考虑了译本的明确有力，力求以最经济的风格让中国知识分子甚至普通读者接受《宣言》的思想。因而刻意避开了富有中国封建文化特征的“妖怪”“鬼怪”等近义词，取而代之以白话特征明显的“怪物”一词，以祛魅的手法减少读者情感上的恐惧和排斥。

此外，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一再强调“修辞对情境的适切”：“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不应是语辞的修饰，更不应是离开情意的修饰。……凡是成功的修辞，必定能够适合内容复杂的题旨，内容复杂的情境，极尽语言文字的可能性，使人觉得无可移易，至少写说者自己以为无可移易。略如福洛贝尔（本文注：福楼拜）教导他的弟子莫泊桑的‘一语说’所谓无论什么只有一个适切的字眼可用而写说者就是那个用唯一适切的字眼来表出的一样……”换言之，与特定的文本语境和特定的情感表达相适应的修辞必定只有一个最适切的，情与境决定修辞的使用，最好的修辞也应当以传情达境为要旨。足见陈望道在翻译实践中对“怪物”的选词乃是充分考量了《宣言》自身的文本语境和《宣言》置身的历史情境，并且照顾了译本受众在情感上的接受，也无怪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有组织出版的第一个全译本《宣言》（上海华兴书局1930年版，华岗翻译）依旧沿用了陈译本对首句的翻译。罗章龙也在《宣言》德文中译的过程中采用了陈望道的首句译法。

对陈望道译介《宣言》时的历史情境和修辞理论的考察表明，《宣言》首句的翻译不只是一次个体的翻译行为、学术行为，更是一次政治实践、话语宣传和意识形态的塑造活动。“怪物”隐喻的使用也不仅起到美化、修饰文本的作用，更蕴含了译者对文本政论特征的重塑以及对读者情感上的主导意图。或可以说，陈望道的翻译与修辞在某种程度上已然参与了马克思思想在中国的移植和传播。

三 “怪物”隐喻的效果：首句的色彩、语序和时态

陈译本以后，国内《宣言》的翻译和修订逐渐演变为官方组织的集体政治行为。在尊重原文和借鉴前人译本的前提下，1920年至今诸译本的意识形态指向在不断加强。基于对16种首句译法的比较和分析（见表3）,“怪物”隐喻的效果或所蕴含的意识形态性主要体现在首句的色彩、语序和时态三个方面。

首句的色彩主要包括感情色彩和实践色彩，分别体现在翻译过程中对两个对译词的选择上。一是对于名词Gespenst的翻译，表3中诸版本在准确度和正确性上的差距甚微，在此不予考虑，重点关注以下对译词（异物、妖怪、怪物、巨影、精灵、怪影、魔影、魔怪和幽灵）的情感色彩。以上九个汉语词的共性在于：只能被用作名词，今天仍被使用，皆可用作喻体来形容怪、力、乱、神之物，都具有“半形而上学性”。它们词义相近，都是指不同寻常、不可把握的存在，因而都具备一定的神秘色彩，但依据程度上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妖怪、怪物、怪影、魔影、魔怪；另一类是异物、巨影、精灵和幽灵。第一类词语突出了妖、怪、魔等字眼，强调了本体的异质性、危险性和不可知性，第二类词语则消除了部分的危险性。从陈望道的“怪物”到通行本的“幽灵”，译词色彩由阴性色调渐转至中性色调，情感上也由恐惧和排斥渐变为平淡和接纳。译词的柔化和祛魅，在这里暗示了作为译者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接受《宣言》过程中的包容力和积极性。

二是德语动词geht的动词原形gehen在上海译文出版社《新德汉词典》中的释义是“走，行走”，但以上中译本对该词都没有进行直译，而是分别使用了：流行（一次）、徘徊（四次）、踯躅（两次）、作祟（一次）、游荡（三次）、出现（两次）。“出现”和“流行”偏重于状态的描摹，其余四词则都是拟人化的用法，用来表示人的行动。其中“徘徊”强调走来走去的不定性，“踯躅”偏重要走不走的犹豫性，“作祟”意指隐秘地做坏事。三者相较，笔者认为陈译本对“徘徊”的选择更佳，但相较于中央编译局版本使用的“游荡”，其他译词都缺乏一种行动力和主动性，但这恰恰表明，当一种外来思想未能与本国实践成功结合起来以前，接受者对待该思想的态度总是不够坚定或者存有犹疑。从陈译本的“徘徊”到今天的“游荡”，主语“共产主义”被赋予了更多的理论生命力和实践色彩。

首句语序上的修辞效果主要体现在句式上。在最初的德文版中，马克思恩格斯就用同位语的形式对“Gespenst”予以重复和强调，这在修辞学中属于“反复”。其后的英、日及诸中译本都沿用了反复的修辞手法，只是在同位语的位置上存在差别。多数译本都采用同位语后置，即在句末对主语进行重复。陈译本也是如此。而1964年中央编译局的《宣言》单行本和1995年的通行本，则将同位语前置，紧接在主语之后对主语进行重复，破折号也得以省略。“反复”的使用在修辞上会造成一种“简纯的快感”，句式调整后的首句则更加符合汉语的语法习惯，主语紧接同位语的句式在阅读中更加朗朗上口，营造出前后相续、紧凑连贯的快感和气势，语言的节奏感和感染力也会随之增强。

隐喻的第三个效果则体现在时态上。德文版首句译文的时态体现在动词geht的使用上，属于一般现在时，此外，日文版、1908年中译本、1919年中译本都使用了一般现在时。而英文版和其他中译本（包括陈译本和通行本）皆使用了现在进行时，表现在“在”和“着”这两个介词的使用上。相较于一般现在时，现在进行时更加突出当前的活跃状态，增强了话语的现实性和即时感，应用在《宣言》的首句，则暗示了共产主义在身边的发用流行以及无所不在，文本的现实指向性和理论的鲜活生命力便呼之欲出。

马克思曾在《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提请读者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经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是：《宣言》也是一个历史事件，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完结。就前一个事实而言，我们只能“袖手旁观”，但就后一个事实来说，我们却不可能无动于衷。读者与《宣言》的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叙事的编织。

作为解构和重构文本的阅读行为，陈望道在翻译实践中对“怪物”隐喻的使用绝非译者的随意而为，不仅出于对原本的尊重，更源于先前诸译本的翻译传统。一个优秀的译者总是会最大限度地遵照原本、反映原本、重现原本。但是，完全如实的翻译绝非可能，翻译活动的历史情境和译者秉持的修辞理念等大写的文本语境必定会影响译词的选择和情感的表达进而影响文本的译介。译法的变化和译词的选择又会书写新的文本语境，“怪物”隐喻在诸多版本中的变迁便体现出马克思思想在中国的建构。

在跨语际翻译和传播实践中，文本总是不可避免地陷入“还原”与“重建”的角力中。以叙事的历史理论分析《宣言》中译本首句译词的变迁，表明在历史与叙事的相遇之处，真实与虚构的矛盾总是存在。知识论上的实证主义强调历史作为一门科学的实在性与客观性，而叙事的历史哲学则以言语解构语言，强调话语的力量和读者的接受，历史研究和写作当以对读者的“最大影响原则”为首要。从作者、译者到读者，首要传递的不应是“过去是什么”，而是“过去被理解为什么”。毕竟，真实的过去无法自行现身，“过去”和“当下”之间的不可逾越性只能借助话语和叙事来消解。在历史与叙事的融会之处，虚构不是真实的宿敌，而是被制造的真实；修辞不再是文本的装饰，而是文本自身。正如赫克斯特的精彩比喻道出的，修辞不仅是历史这块蛋糕上的糖衣，它已经完全混合到蛋糕糊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