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果真终结了吗——评鲍德里亚对马克思整个学说的批判

王晓升

【内容提要】鲍德里亚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通过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象的分析，对马克思的整个学说进行了全面的否定和批判。针对马克思的理论学说，鲍德里亚提出了“价值结构的革命”“生产的终结”“劳动的符号化和符号统治”“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失效”“政治经济学批判只有仿真效果”“象征死亡是对抗资本主义符号统治的有效手段”等系列理论观点。鲍德里亚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出现的新现象，因而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诱惑性。通过分析，我们发现，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了严重的误读。事实上，在当今社会，劳动价值理论是不容否定的，经济斗争依然是社会斗争的基本形式。

【关键词】鲍德里亚 马克思 生产的终结 劳动的符号化 象征死亡

鲍德里亚（又译波德里亚）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根据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终结”现象的分析，对马克思的整个学说进行了全面的否定和批判。由于他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较好地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出现的新现象，因而具有很大的诱惑性和欺骗性。澄清他在理论中所涉及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对于今天来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价值结构的革命

鲍德里亚认为，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的价值观也会发生变革。他把人们价值观上的这种变革称为“价值结构的革命”。按照他的分析，在古代社会，人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不是人生产出来的，而是由自然所赋予的，或者是上帝所恩赐的。这是一种自然主义或者神学的价值观。这里根本就谈不上什么价值规律，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规律的话，鲍德里亚认为，可以把这种价值规律称为“自然价值规律”。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开始认为，价值是由人生产出来的。马克思接受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并提出了他自己的劳动价值论，认为人所生产出来的东西的价值可以用抽象劳动来衡量。他把价值是由劳动所决定的思想概括为“商品价值规律”。在鲍德里亚看来，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即国家干预的资本主义社会），一种商品的价值与劳动没有关系了，而是在各种商品的比较中显示出来的。比如，同样的衣服，如果衣服上有名牌标记，那么它似乎就比那些使用同样多的抽象劳动时间的衣服更有价值（按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应该被说成价格）。按照他的看法，各种不同商品的价值与人们付出的抽象劳动的多少没有关系，而与它们之间的结构性差异有关。或者说，商品的价值（价格）是由它们在各种商品中的结构性差异所决定的。他把这种情况称为“价值结构规律”。而他所研究的就是当代社会中的这种“价值结构规律”。在他看来，政治经济学是对“自然价值规律”的批判，而他所进行的是“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这种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对“商品价值规律”的批判。那么，他所进行的工作为什么叫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呢？

在这里，鲍德里亚把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加以类比。按照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符号有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符号与其他符号之间的关系。这是符号的结构关系。符号的含义是由符号之间的差异所决定的。另一个维度是符号与它所指涉的对象之间的关系。这是符号的功能维度。在索绪尔那里，这两个维度共同发挥作用。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也属于这类“古典的”理论。商品的价值也有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一种商品与其他商品之间的差异以及由这种差异所产生的价值差异（价格差别），另一个维度是价值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前者类似于符号的结构关系，后者类似于符号的功能关系。如果说在符号学中，符号能够指称它所代表的东西，那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价值能够指称劳动。鲍德里亚认为，在后现代社会，符号的功能维度已经丧失了，而只有结构维度在发挥作用。这就是说，商品的价值（价格）是由商品之间的结构关系所决定的。

在这里，鲍德里亚还继续了后结构主义的思想，并借助于后结构主义的思想批判马克思关于价值的观点。按照后结构主义的观点，符号与它所指称的对象之间不存在确定的联系，比如“马克思”这个词是不是指称《资本论》的作者要看它在哪个符号体系中出现。用鲍德里亚自己的话来说，“这是符号的解放：它摆脱了过去那种指称某物的‘古老’义务，终于获得了自由，可以按照一种随意性和一种完全的不确定性，展开结构或组合的游戏，这一游戏接替了以前那种确定的等价法则”。鲍德里亚用这种后结构主义思路分析马克思关于价值的观点，并由此得出两个结论：第一，价值不指称任何东西，或者说，价值与劳动无关；第二，各种不同商品之间的结构价值也是不确定的。鲍德里亚说：“劳动力和生产过程的层面上也有（与符号解放——引者注）相同的操作：生产内容的所有目的性都被摧毁了，这使得生产可以像代码一样运转，比如像货币符号一样逃进无限的投机中，脱离生产真实的参照，甚至脱离金本位制的参照。”这就是说，本来人付出自己的劳动，投入了抽象劳动，其目的是要生产某种使用价值，而抽象劳动可以用货币来衡量。但是，在后现代社会中，劳动的投入不是为了生产某种使用价值（甚至出现了为了生产“劳动”而进行的劳动），它的目的性被摧毁了。而用货币来衡量的抽象劳动的原则也失效了。因为，本来货币的价格是固定在金本位上的，现在货币与金本位无关了，而是加入了无限的投机和膨胀过程。既然劳动不是为了生产某种使用价值，那么劳动就与价值的生产无关了。与此同时，一种东西的交换价值与它的使用价值无关了。传统人类学意义上理解的使用价值不存在了，而存在的只是现代符号学意义上的使用价值。

鲍德里亚不是停留在这种简单的类比上，而是提出一定的证据来说明后现代社会确实出现了这样一种新的情况。这就是他所提出的“生产的终结”以及“劳动的符号化”理论。

二 “生产的终结”

在鲍德里亚看来，后现代社会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这种新的现象就是“生产的终结”。本来人要通过劳动来生产某些物质产品以满足自己的需要，现在这种劳动可以由机器取代了。在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时代，也就是鲍德里亚所说的“工业系统的‘前科学’阶段”，许多工作都是依赖于人的体力和智力来完成的。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对工人劳动的剥削。这个时候，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新技术的使用，固定资本的积累越来越庞大，“这种对象化劳动积累作为生产力取代活的劳动，然后通过知识积累而无限增值”。在鲍德里亚看来，这种无限积累的过程如此迅猛和深刻以至于它可以完全吸收和驾驭工人的劳动。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死劳动对活劳动取得了“霸权”，并能够“吸收”活劳动。他认为，在这个时候，原始积累终结了，而原始积累的终结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说：“因此，原始积累的终结标志着政治经济学的关键转折：向死的劳动所具有的优势的过渡，向在死的劳动中结晶并体现的社会关系的过渡，死的劳动作为统治代码本身压在整个社会之上。”对于鲍德里亚来说，这个转折的意义是巨大的。它标志着传统意义上的生产的终结，即由工人的活劳动所主宰和控制的生产过程的终结。现在整个社会的生产过程是由死劳动所控制和主宰着的。既然社会生产是由死劳动所主宰的，那么由此生产的产品的价值就不能用活劳动的凝聚来说明，不能用抽象劳动的凝聚来说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价值，作为“能指”，它不再指称抽象劳动。不仅如此，当资本的原始积累完成之后，资本对于工人的剥削就不是像马克思的时代那样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了。于是工人和资本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资本对工人采取了一种新的控制形式。这种新的控制形式就是，机器系统（死劳动）像符号系统一样，把人纳入这个系统中，对人进行规定。

那么，这个机器系统为什么竟然成为一个符号系统，并能把工人纳入这个体系中呢？本来，由于机器的发展和自动化水平的提高，人们可以用机器来生产生活中的必需品，人就可以从劳动中解放出来。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却不会把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而是要进一步把人放在生产的系统中，把人作为“劳动者”再生产出来。鲍德里亚认为，自从1929年的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一个生产过剩的阶段。在生产过剩而需求不足的情况下，资本主义整个社会系统就需要采取各种方法刺激需求（这种需求可以被称为仿真的需求）。比如，企业通过广告等各种销售手段来刺激需求，让人购买一些对于自己的生活可有可无的东西（我们既可以说这种东西有使用价值，也可以说没有使用价值。或者说，这种东西真有使用价值还是假有使用价值，我们已经无法区分。用鲍德里亚的术语来说，这叫“仿真”的使用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说，人们所购买的东西果真具有使用价值。但是，它们具有符号价值。不仅私人企业要刺激需求，国家也需要刺激需求。只有需求被刺激起来，普遍存在的高失业率的问题才能够得到解决。于是，国家生产火箭，生产协和式飞机（这种飞机由于种种问题而不再生产了，没有产生经济效益），进行全新的军事计划，或者基础设施建设、培训和进修等。这种所谓增加就业就是要把“劳动”再生产出来。当资本主义社会把这些可有可无的东西生产出来的时候，也造成了大量的污染。而清除污染这个宏大的事业也把“劳动”再生产出来了。GDP增加了，就业率提高了。鲍德里亚说：“这种再生产计划中的代表作可能是反污染，整个生产系统将转而清除自己的废料——毫无效果的巨大方程——不过并非完全无效，因为通过污染/反污染的‘辩证法’，一种无限增长的希望显示出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系统是先污染，然后清除污染。在这里，污染和清除污染并不产生真正的经济效果，但是“劳动”被生产出来了，无限增长的希望出现了。于是，他认为，在完成资本积累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社会系统不仅生产商品，而且把劳动（生产）再生产出来。既然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不仅用来生产商品，而且生产“生产”，那么，这里的“生产”如同符号一样，是在没有生产使用价值意义上的“生产”。这个符号系统一方面自我编程，自我复制；另一方面又试图指称某个外在的东西，即生产物质产品。它总是让人感到，这里所进行的是真实的生产，是进行使用价值的生产，而实际上它没有真正地进行使用价值的生产，而是为生产而进行生产，是“再生产”。如果我们用鲍德里亚的术语来说，这是“仿真”的生产。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认为，马克思意义上的生产已经终结。

如前所说，鲍德里亚吸收了后结构主义的符号学理论，而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都看作一个符号系统，物体系是一个符号系统，人也是符号，劳动也是符号，所有的东西，都成为符号，都可以按照后结构主义的符号概念来理解。

三 劳动的符号化和符号统治

在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的今天，劳动不再生产真正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劳动不过是被生产出来的一种符号。那么资本为什么要把劳动作为符号生产出来呢？这就是要人们承认自己的劳动者身份，把自己标识为劳动者。当资本给人加上这样的符号的时候，资本实际上就开始对人进行控制了。这就如同一个社会给黑人加上“黑人”这个符号，给女性加上“女人”这个符号而对她们进行压制和控制一样。这是一种符号暴力。于是，鲍德里亚说：“生产是为了标志，生产是为了再生产带有标志的人。”他进一步强调：“劳动者不再是人，甚至不再是男人或女人：他有自己特殊的性别，即这种把他指派给一个目的的劳动力，他带有这种劳动力的标志，如同女人带有性别的标志（她的性别定义），如同黑人带有肤色标志——女人和黑人自己也是符号，仅仅是符号。”资本把人作为符号生产出来，对人进行压迫。

同样，资本不仅把劳动者作为符号生产出来，而且把劳动生产出来。这种劳动不生产真正的使用价值，而生产供人“消费”的消费品。人在这种符号消费中接受社会控制。本来劳动是指向某种目的的即生产劳动产品的，但是现在劳动失去了具体的目的（生产使用价值的具体目的），劳动就成为一种符号，而且是不指称任何对象的符号。鲍德里亚说：“劳动不再是一种力，它成为各种符号中的符号。它像其他事物一样被生产，被消费。它按照一种完全的等价关系与非劳动、与休闲相互交换，它可以与日常生活的其他一切领域相互替换。”一句话，劳动就是社会结构中的符号。在工厂里，工人被雇佣，其目的不是生产什么东西，因为这个过程可以由机器系统来完成。在这样的工厂中，劳动与休闲没有什么差别。或者说，这种劳动是一种非生产性的劳动。既然工厂中的劳动能够成为非生产性的劳动——不以生产某种产品为目的的劳动，那么这种劳动就等于非劳动，等于休闲，等于时间和空间上的占有。如果劳动就等于空间和时间上的占有，那么人进行休闲娱乐也是时间和空间上的占有，这种休闲娱乐不是也具有劳动的意义了吗？既然如此，工厂中的劳动和工厂之外的娱乐都可以被说成劳动，也都可以被说成娱乐。我们把它们说成休闲或者劳动，不过是我们赋予它们两种不同的符号，劳动和娱乐都成为“漂浮的能指”。同样，我们也可以把劳动理解为一种消费品，这是资本生产出来供工人消费的。就像工厂以前生产某种产品供人消费一样，现在工厂生产“劳动”供工人消费。

既然劳动和娱乐是一样的，那么劳动就不一定在工厂里发生。家庭中的数字化劳动是劳动，休闲娱乐是劳动，学习进修是劳动，看电视是劳动。至于这些东西是不是应该被称为“劳动”，这并不重要。它们都是资本控制系统中的符号而已。资本这个控制系统总是要制造出某种东西来，把人安排到系统中，给每个人提供合适的位置。如果你会电脑，那么你就可以在家里进行数字化劳动；如果你没有劳动，你可以去进修；如果你没有参加劳动，那么它给你提供海滩，让你晒太阳。于是，鲍德里亚说：“劳动（包括休闲形式的劳动）按照一种无所不在的代码，作为根本的压迫，作为控制，作为对某些受到调节的时间和地点的永久占领，侵入了全部的生活。必须把人固定在各处，固定在学校里，工厂里，海滩上，电视机前或进修中——这是永久的总动员。”这实际上表明，社会生活中所出现的各种娱乐、进修、学习等都是资本系统所生产出来的，就如同劳动是资本所生产出来的一样。正如资本把劳动生产出来，就是要对人进行控制一样，资本把所有这些娱乐、学习等生产出来，供人消费，并实现了对人的控制。按照鲍德里亚的看法，现代资本主义不再需要工人生产剩余价值了。资本对于工人的控制不是要剥削剩余价值，而是要把工人控制在不同的劳动（娱乐）中。资本已经把各种不同的消费符号生产出来，供工人消费了。人就被控制在这种符号消费中。甚至人本身也变成了符号，比如“劳动者”。

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曾经把劳动区分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但是后来放弃了这个观点，他并没有能够真正把这两者区分开来。这表明，在马克思的时代，劳动的符号化现象就有了某种苗头。而在后现代社会，资本就扎根在非生产性劳动中，并由此“开始确立自己的真实统治，不再仅仅统治劳动，而且统治整个社会”。在鲍德里亚看来，资本之所以要把非生产性的劳动再生产出来，就是要获得劳动者对于资本的效忠，表明劳动者是服从资本的控制的。既然现代社会中的劳动不是生产性的，那么劳动就可以有一个新的定义：劳动/服务。在鲍德里亚看来，劳动就等于服务。他说：“我们正处于这种社会（如果马克思的时代还没有达到这种社会）：任何劳动都被降低为服务——劳动作为时间的纯粹在场/占有、消费，是时间的‘贡赋’。显示劳动就如同显示在场，显示效忠。”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不过是消磨时间，不过是要体现纯粹的在场，就是要体现一个人对资本的效忠。这就如同我们有时参加会议或者参加某种仪式一样，仪式的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到场。到场就是要显示我们对于这个体制的忠诚。我们效忠于这个既定的秩序。显然，这种意义上的劳动就是服务，就是为资本服务，为资本控制的社会体制服务。

既然劳动与服务都一样了，生产意义上的劳动不存在了，那么传统意义上的工厂也就不存在了。而资本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个社会就是工厂。这就如同福柯所说的那样，在现代社会，疯人院已经不存在了，而整个社会都变成了疯人院，所有的人都被规训，并按照合理化的原则行动。由此，鲍德里亚指出，“我们的文化在走向文明时分泌出来的所有那些关押与集中的场所：疯人院、贫民窟、收容所、监狱。不过，所有这些场所在今天也失去了自己的边界，它们扩散到全社会，因为疯人院形式、监狱形式、歧视从此包围了整个社会空间，包围了社会生活的所有时刻。这一切中还剩下工厂、疯人院、监狱、学校，也许它们作为震慑符号，还将一直存在下去，以便把资本的统治引向一种想象的物质性”。我们的整个社会都成为工厂，都成为监狱（透视监狱），成为学校，我们受到规训和控制。既然整个社会都已经成为监狱，那么监狱就应该关闭了，既然整个社会都变成了工厂，那么工厂就应该关闭了。可是现代社会却仍然保留了工厂，这是为什么呢？鲍德里亚认为，这是一种“震慑符号”，它们告诉人们工厂、监狱、学校究竟是怎样压迫人的，似乎资本没有像它们那样压迫人和控制人。这就是要让人产生一种误解，似乎资本的统治就是局限在工厂、监狱和学校中，而不是整个社会。现实中仍然保留下来的工厂、监狱、学校不过是“震慑符号”、迷惑人的符号。

四 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失效

在鲍德里亚看来，现代社会中的许多人，包括法国的工会组织、社会党人都受到了这种现象的迷惑。他们还是在传统意义上理解工人阶级，认为革命仍然应该在传统意义上的工厂领域展开。他们仍然把传统意义上的罢工看作摆脱压迫的手段，并试图带领工人罢工，他们不知道，工人阶级已经“堕落”。

从鲍德里亚对于劳动的理解，我们可以直接得出结论，既然在工厂里工人的劳动不是生产性劳动，与生产剩余价值没有关系，那么工人的罢工就不影响剩余价值的生产，对于资本也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传统上，罢工是为了从资本那里夺回剩余价值，或者获得一部分剩余价值。然而，在后现代社会，这种性质的罢工已经死去了。鲍德里亚提出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资本能让任何罢工都腐烂”。这是因为，对于资本来说，重要的不是剩余价值的再生产，不是获得更多的利润，而是保证生产关系得到再生产。第二个理由是罢工“什么也不能改变”。即使资本家答应提高工资，增加收入，这也是资本所愿意给予的东西。他说：“罢工从资本那里争夺的，最多也只是资本按照自身逻辑最终总会让出的那些东西。”在鲍德里亚看来，如果仍然按照传统的方法进行罢工，争取更多的报酬，争取更好的劳动条件等，这对资本主义制度不会产生任何冲击。这是因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工资本来就是政治工资，工资与劳动力的价格无关，与生产的效率无关。甚至一个人不工作也有“工资”（失业救济金）。鲍德里亚指出：“当工资是劳动力身份的认可时，是服从资本游戏规则的符号时，它就完全不再有劳动力的等价物这个意义了。它不再与任何东西相等或成比例，它是像洗礼一样的圣事，这一圣事使你们成为资本政治社会的真正公民。”这就是说，工资与生产性劳动没有关系，它只不过要人们承认他们是劳动者，只不过赋予他们“劳动者”身份，使他们承担劳动者的责任，要求他们服从资本的游戏规则。

在鲍德里亚看来，劳动和价值关系的这种变化还导致了工人和工会以及工人政党之间关系的变革。这种变革表现在工会和政党不能再代表工人了。在这个社会，人和人之间的代表和被代表的关系不存在了。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许多工人都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这些移民和西方的工人不一样，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中没有受到西方生产主义传统的熏陶。用鲍德里亚自己的话来说，他们是“最后脱离非生产本位主义传统的人”。或者说，他们没有像西方工人那样，一开始就把自己理解为劳动者。而这些人是被排除在工会之外的，工会也无法代表他们。在鲍德里亚看来，按照生产主义传统来对付资本主义系统是没有作用的，只能利用非生产主义传统的东西来对付资本。正是由于移民是“最后离开非生产主义传统的”，他们身上还带有许多非生产主义的东西。由此，用他们的那种非生产主义的精神来对付资本的控制才是一种有效的方法。这些非生产主义传统中的人不会按照西方生产主义的规范要求来劳动。他们会随意停工、怠工、不守纪律等。而西方社会的工人有一种所谓“新教伦理”，他们把劳动看作“天职”。在鲍德里亚看来，只有移民才能“解构这种统治西方社会的生产本位主义道德”。如果用这些移民来改造西方的工人，使他们不再遵循西方的这种所谓“新教伦理”，西方工人阶级就会在道德上“堕落”。鲍德里亚欢呼这种道德上的“堕落”。在他看来，这种“堕落”行为就是工人对付资本的非生产性统治的手段之一。在这样的情况下，“全部劳动纪律都消失了，两个世纪以来的工业殖民强加给欧洲的所有道德和实践的标准都瓦解了，都被遗忘了，而且从表面看没有经过努力，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在鲍德里亚看来，按照传统意义上的阶级斗争，为经济利益而进行的罢工斗争都服从于生产的逻辑。这对于抵抗后现代的资本控制是没有意义的。与传统上的罢工不同，这是一种“为罢工而罢工”，罢工没有目的，而只是要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为生产而生产”的秘密，揭露资本控制的新方式。为此，他指出：“为罢工而罢工，这是（与为生产而生产——引者注）相反的重言式（为生产而生产类似于‘生产是生产’的重言式——引者注），但它是颠覆性的，因为它暴露了这种与价值规律的最高阶段相符的资本新形式（指结构价值规律——引者注）。”

鲍德里亚认为，许多工人还是迷恋于传统的生产主义，他们沉醉在“生产的幻觉”中。他们相信，他们的劳动是价值的来源，他们生产了社会有用的产品。鲍德里亚说：“传统的、有组织的、加入了工会的无产者很可能是最后作出反应的人，因为正是他们最有可能长久地保持生产性劳动的幻觉。”保持着这样幻觉的人不仅不能起来摧毁资本主义的系统，而且会反对人们摧毁这个系统。他们相信，虽然他们受到了这个系统的剥削，但是这个系统是生产有用价值的系统。鲍德里亚认为，这种无产阶级的意识，这种生产性幻觉，“构成了最牢固的意识形态堡垒，并被用来反抗对目前系统的解构”。由此他进一步说：“那些今天还相信自己的劳动力使用价值的人，即那些无产者，是潜在的受到最大蒙蔽的人，他们最不可能造反，这种造反能让人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深深的无用性，意识到循环性操纵：把人变为荒谬的再生产的纯粹标志。”这些事实无产阶级无法承认，自己在这个社会竟然是无用的人，是受操控的符号。如果他们的斗争就是要显示自己的无用性，那么他们宁愿放弃斗争，他们宁可接受“生产性劳动的幻觉”。

五 政治经济学批判只有仿真效果

按照鲍德里亚的说法，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就是建立在这种“生产性劳动的幻觉”的基础上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建立在这种生产秩序的基础上的。鲍德里亚认为，现代社会中，我们要对付的恰恰是非生产性秩序，而不是生产性秩序。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不能有效地对抗现存系统，而且反过来误导人们去反对生产秩序。在反抗这种仿真秩序中，人们似乎得到了更高的工资，更多的自由时间，然而这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仿真效果。

本来劳动作为符号在后现代社会中失去了它的所指，不生产真正有效的使用价值，但是人们仍然停留在古典的符号学上，相信符号有它的所指，而这个所指是实在的东西。实际上，这种实在的东西是人们按照能指符号想象出来的，是“仿真”。原来，在原始积累尚未完成的阶段，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它破除了自然主义价值论，而强调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但是在后现代社会，从表面上看，价值是劳动创造的，然而，这只不过是一种仿真现象。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正是这种仿真现象。它把这种仿真的东西当作真实情况，而这样做实际上掩盖了“真实”的情况。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批判资本主义，实际上就是号召人们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仿真现象进行批判。这实际上就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真实”情况，使人们无法掌握摧毁资本主义系统的真正方法。他说：“社会必须作为阶级社会，作为阶级斗争来自我生产，必须在马克思/批判的层面上运转，才能更好地掩盖系统的真正法则及其象征摧毁的可能性。”本来，人们应该关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存在的符号控制，但是马克思主义却让人关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剥削。而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剥削已经不存在了。如果我们仍然按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看待马克思的剥削理论的话，那么资本就没有在剥削过程中“出场”。它“不在犯罪现场”，这就是说，马克思的思想为资本主义进行了无罪辩护。

在鲍德里亚看来，本来，我们应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非生产性控制，但是马克思却要人们去关注生产性的控制，关注资本主义在生产领域对工人的剥削，关注生产领域的危机。资本主义社会系统也用巧妙的方法使人关注生产过程，关注生产过程的危机。比如，正当工人阶级即将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为生产而生产”的秘密，并放弃劳动的伦理时，资本主义社会系统提出了生态危机、能源危机等生产性难题。它要让人们始终认为，生产性危机仍然是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形式。鲍德里亚说：“当劳动的密集调动和劳动力的伦理都有瓦解的危险时，物质能源的危机将及时赶来阻止生产目的性真正灾难性毁灭，把这种毁灭变成一种简单的内在矛盾。”在这里，资本主义系统立刻把生产和消费的对立制造出来，使人们相信生产问题仍然是社会的主要问题。比如，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政治经济学话语中，人们仍然会说“能源危机”，而实际上，这不过是资本控制系统制造出来的具有仿真效果的东西。本来，自然界所提供的资源是确定的，无所谓“过剩”或者“危机”。但是当资本主义的死劳动发动它的生产体系进行大批量、规模化生产的时候，“能源危机”就出现了（本来，这是由人的大规模生产造成的，甚至是由毫无意义的资源耗费造成的，但是它让人误认为，这是自然界缺少资源）。这种意义上的“能源危机”与资本的原始积累尚未完成条件下出现的“能源危机”不同。在那个时候，由于物质生产能力不足，人还无法有效地生产一定的能源。而今天，资本完全有可能调动自己的死劳动把能源生产出来。这种危机是仿真的危机。这个时候的“能源危机”就成为资本控制的符号了。实际上，当人们为生产而生产的时候，自然界即使有再多的能源都会发生危机。当“能源危机”出现的时候，有人就用阴谋论来解释，认为这是“大资本”的阴谋。大资本试图用这种阴谋获取更多的利润。后来人们认识到，这种“能源危机”是假的，是一种“仿真恐怖”。鲍德里亚认为，虽然“仿真恐怖”被消除了，但是人们仍然相信这是一种经济暴行，用经济的原因来解释。人们总是跳不出政治经济学的框框。他说：“仿真恐怖消除了：一切都更好了——宁愿要资本无所不在的政治经济命定性，只要资本有一个清晰的真理：利润、剥削，宁愿要资本的这种经济暴行，也不愿承认我们所处的形势，在这种形势中，一切都通过代码的效果来决定和撤销。”本来人们应该认识到，“能源危机”不过是一个空洞的符码，只要把它看作空洞的符码，那么这种恐怖就自然消除了，但是，人们给出的解释是政治经济学的解释。

这表明，人们没有跳出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也没有跳出历史观中的经济决定论框架。在当代社会，人们在面对各种社会现象的时候，都喜欢用政治经济学的方式来解释。这完全是一种“经济学神话操作”，仿佛这种政治经济学的神话操作仍然能够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现象。在当代，马克思主义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资本主义所进行的批判，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神话操作，是一种对于资本主义的仿真性批判，它在“政治经济学的‘决定性’面具下掩盖这一根本过程”。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把经济作为决定性原因解释一切，具有迷惑人的作用。而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区分开来，正是马克思主义失败的地方。

鲍德里亚按照他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象的这种理解，指责马克思：“他清楚地看到了已经在他那个时代的资本中游荡的东西，即资本‘加速’侵蚀自身基础的一种能力。他清楚地看到了，资本企图减少劳动力（如果不是将其完全清除的话），并且企图代之以一种死的巨型劳动力。但是由于他认为，活的劳动力是客观的、历史的、必要的资本基础，所以他只可能认为，资本因而在挖掘自己的坟墓。这是幻觉。”在他看来，资本并不需要以劳动力为基础，不需要把生产作为自己的基础。资本从一开始不过是在玩弄生产，当生产达到一定的水平，当死劳动可以控制活劳动的时候，就抛弃了生产。或者说，当死劳动能够控制活劳动，并进行自主生产的时候，资本就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资本了（它不再需要剥削活劳动了），它从生产领域渗透到非生产领域中，达到对整个社会生活的控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分也没有意义了）。在死劳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的体制下，“劳动力”变成了一个符号。同样，资本也变成了一个符号，一个不再剥削工人的“资本”。在这里，“资本”和“劳动力”不过是两个相互对立的符号（两个对立的词项）。这两个对立的词项使人们以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两者之间果真存在着对立，然而，这不过是“对立的仿真”。在这种“对立的仿真”中，劳动力作为反抗生产关系即符号控制的对抗因素实际上被化解了。

由此，他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拆除了真正的革命引信。

六 象征死亡：对抗资本主义符号统治的有效手段

按照政治经济学的思路，工人出卖劳动力给资本家，从资本家那里取得工资。在这里存在不等价的交换关系，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要废除这种不等价的交换关系。然而，在当代社会，资本主义体系对工人的控制不是这样的，资本家完全可以给工人更多的工资。在鲍德里亚看来，资本家已经放弃了政治经济学的思路，他们对于工人的控制是一种符号控制。资本家在这里给予工人一个符号，把工人放在符号秩序中。在这种符号秩序中，资本不断地给工人以“馈赠”。比如，资本家给工人的工资与工人所提供的劳动无关，它把工资馈赠给工人了，同样资本也把劳动（作为符号的劳动）馈赠给工人（供工人消费）。不仅如此，在国家干预的发达资本主义阶段，资本已经不局限在经济领域了，而扩展到了整个社会领域，并在整个社会领域中进行馈赠，如馈赠各种文化产品，馈赠闲暇、馈赠娱乐、馈赠安全，馈赠生命健康等。在这种统治秩序中，资本的体系就是把各种东西馈赠给人，并通过馈赠而获得权力。

在这里，鲍德里亚吸收了莫斯的思想。按照莫斯的思想，传统社会的人们没有商品交换的概念。他们之间存在一种所谓礼物交换。比如，一个人赠送礼物，那么另一个人就会回礼，如果他不回礼，那么他就对送礼的人背负了一种情感上的债务，一种象征债务。于是馈赠礼品的人在这里就获得了一种优势地位。由此，在传统社会中，所有的人都特别重视馈赠，把馈赠当作获得社会地位和权力的手段。按照同样的道理，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已经通过死劳动进行大规模生产。它开始馈赠，通过这种馈赠而获得权力。鲍德里亚把这种情况称为“象征暴力”，这种象征暴力是“通过单向馈赠而获得权力”。鲍德里亚还特别强调，这种象征暴力与符号暴力不同。符号暴力是把人放在符号秩序中，并按照符号秩序而控制人。

如果人们看不到这里所存在的馈赠现象，而认为这里仍然是一种买卖关系，如错误地认为“劳动”和“工资”是一种买卖关系，那么人们不仅不能摧毁资本主义系统，而且还会进一步推进资本主义系统。用鲍德里亚的话来说，“人们永远不能遵循系统自己的逻辑来战胜系统”。系统自身的逻辑就是要用虚假的买卖关系来掩盖由馈赠所引发的权力关系。因此，在鲍德里亚看来，要对付这里所存在的权力关系就要把握权力产生的根源——由单向馈赠产生的权力。本来，按照传统的思路，对付这种权力的方法就是回礼。比如，有人赠送我礼品，并试图对我取得优势地位，我就回他一个更重的礼品。但是，在鲍德里亚看来，这仍然没有逃出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因为回礼的轻重，是按照资本主义的价值交换原则来衡量的。由此，用回礼的方式是无法消除这里的权力关系的。按照这种方式来回礼，人们就会陷入一种无限的循环中，资本又会给你更重的礼品。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统治系统不会反对回礼。它欢迎回礼。因为这种回礼只会加强统治，使资本主义的统治更加牢固。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的统治权力来源于单向馈赠，就是说，来源于回礼的不可能性。而资本统治所害怕的是对馈赠体系本身的挑战和回击，它害怕的是无法回礼的馈赠。这就是说，它害怕人们给它馈赠的东西过高以至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回赠。鲍德里亚说：“如果统治来源于系统掌握馈赠的专有权而没有反馈赠这一事实——例如劳动的馈赠，对此只能用摧毁或牺牲来回应，不能用消费来回应，因为消费只不过是这个陷入绝境的赏赐系统又增加的一道螺旋，因此它也就是统治又增加的一道螺旋；例如传媒和信息的馈赠，由于代码的垄断，对此谁也无法进行报复；例如每时每处都存在的社会的馈赠，即防护的、保障的、社会奖赏和激励的体制的馈赠，对此谁也不再可能摆脱——那么此时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让系统的统治原则本身反转过来对抗系统：这是回应和报复的不可能性。”那么我们究竟用什么样的礼品馈赠给系统，让系统不能回礼呢？鲍德里亚的回答是：“死亡的馈赠。”当我们用死亡来馈赠系统的时候，资本主义系统也不可能有回礼，而只能用死亡来回应。这是因为，这里存在象征义务。当我们用死亡来馈赠这个系统的时候，由于系统面临着回礼的象征义务，它就不得不死亡。

当然，鲍德里亚所说的死亡馈赠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死亡，而是象征死亡。鲍德里亚的象征死亡，就是一种死亡赌注，通过这种死亡赌注迫使资本主义系统用死亡来回应。鲍德里亚用绑架人质的事例来说明这种死亡赌注。在绑架人质的过程中，“恐怖分子”绑架了人质，给警察提出了要求，警察需要回应这个要求，满足这个要求，由此，人质就会保全。这是“恐怖分子”和警察之间的讨价还价。但是，如果“恐怖分子”不是进行这种讨价还价，而是提出警察所无法满足的要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谈判都不可能了，这就不存在“等价关系”了（“经济层面的关系”），绑架就成为一种“象征”意义上的事件。这个事件就是要引起人们对社会的某种难以改变的不合理现象的关注（正因为这样，警察才无法满足他的要求）。这实际上意味着，“恐怖分子”赌上了自己的性命，而向制度系统提出了难以满足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制度系统如果结束了“恐怖分子”的生命，那么制度系统就失败了，因为恐怖分子本来就是要拿生命来做赌注，从而引发社会对制度系统的弊端的关注。如果制度系统不结束恐怖分子的生命，那么它就必须对恐怖分子的要求做出回应，而这种回应就是制度系统的死亡。在这里，“恐怖分子”试图用象征死亡来摧毁资本主义的制度系统。鲍德里亚对于自己所提出的这种斗争策略显得十分自信。他说：“警察、军队等全部政权机构和调动的暴力都根本不能对抗这种微小的象征死亡。因为这种死亡把政权带到一个不可能有回应的层面上。”在这里，“恐怖分子”给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一份礼品——象征死亡。面对这种象征死亡，资本主义的制度体系不可能进行回礼。在这里，“恐怖分子”“用一种系统除非以自身的死亡和崩溃为代价才能回应的馈赠来对抗系统”。在他看来，颠覆者就应该是这样的“恐怖分子”。

从鲍德里亚所提出的那些具体的策略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赞扬类似的激进方法。比如，工人的罢工不能是讨价还价的罢工，而应是提出资本主义系统无法满足要求的罢工。资本主义系统把“工人”这个符号加在人们的头上，这是一种单向的给予。人们就要拒绝这个符号。其方法就是，上几天班，然后罢工，没有谈判，没有要求，再突然上班。对于电视媒介提供的各种娱乐和文化产品（代码垄断），我们就采取象征死亡，即用不理不睬的方法来对付它。因为电视节目只是把娱乐馈赠给人们，人们用遥控选择不同的电视台，不过是一种讨价还价（交换规则），而只有象征死亡（不予理睬），才能导致这种电视台的单向馈赠的失败。在他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按照价值的结构规律来运行的，这就是符号的单向馈赠，而对付这种单向馈赠的方法就是彻底拒绝这种馈赠，用象征死亡来拒绝这种馈赠。这种象征死亡就是“恐怖分子”（革命者）对于资本主义“系统”的绑架，它以死亡威胁的勇气来对抗系统。在他看来，这种象征死亡，表面上力量微弱，但是实际上能从根本上动摇资本主义。

七 劳动价值论不容否定

显然，鲍德里亚在这里否定了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按他的思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已经终结了，价值与人的生产或劳动无关。资本对人的控制已经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分失效了。既然资本主义的控制不发生在生产领域，那么生产领域中的革命不仅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反而只会加剧资本对人的符号控制。而他对马克思全部理论的否定建立在两个基本命题上：第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就是为生产而进行的生产，生产失去了目的性。第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是通过机器系统来进行的，由此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价值与劳动无关。劳动价值论在这里失效了。那么鲍德里亚的这两个基本命题站得住脚吗？

应该承认，鲍德里亚对于为生产而生产的分析确实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说明当代资本主义所出现的新现象。比如，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都把增加就业作为一个重要的政策目标，而不关心人们在就业时是否真的生产社会生活必需品。如果是必需的，那么这也常常是一种仿真的需要。比如，某些国家总是把中国当作自己的假想敌，并以此为借口，进行大量的军事采购。再比如，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美元已经与黄金脱钩，并成为金融玩家操纵的符号。这种符号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它成为当代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当前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出现了主权债务危机。从表面上看，这是政府的财政危机，而实际上这是“生产终结”的危机。

我们知道，政府的财政支出必须由一定的税收来保证，而税收来自纳税人，来自纳税人的劳动。纳税人把自己收入的一部分交给政府，供政府开支。如果这个国家中的许多纳税人不劳动，或者少劳动，而享受国家所提供的社会保障，那么国家的税收就会减少，政府提供的福利就无法保证。为保证这种福利，国家必须借贷。更重要的是，如果国家把这些收入不是用于社会生活条件的再生产，而是进行军事工业的再生产，那么这种危机必然会不断加深。显然，如果人们所进行的生产不是生产使用价值，那么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就无法保证。在这些国家，许多物质生活资料它们不生产了，生产这些东西的工作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了。在这些国家中出现了“生产终结”的现象，即使它们生产，这种生产也失去了目的性（只有符号性的奢侈品的生产以及军工生产等）。这种为生产而生产的结果，导致政府开支的扩张和主权债务危机。应该说，在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确实终结了。然而遗憾的是，鲍德里亚没有看到这种生产终结所潜藏着的危机。今天西方社会所爆发的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实际上就是“生产的终结”的危机。它从反面告诉我们，物质财富的生产是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一些发达国家已经敏锐地意识到，要解决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就要重建工厂、重新生产。

鲍德里亚对于为生产而生产的分析也过于极端，难道美国工厂中所进行的汽车生产也是“为生产而生产”吗？它也是不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吗？当然，按照鲍德里亚的看法，这是仿真现象。在他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所有东西都有符号学特征。汽车是符号，汽车工厂是符号，而且是没有所指的符号。汽车之所以是符号，是因为人们通过汽车显示差异，并从差异中显示价值。一辆劳斯莱斯汽车区别于大众汽车。人们购买汽车就是为了显示差别。但是一些人却看不到这种现象，他们以为人们购买汽车就是用来消费的，一个人之所以购买劳斯莱斯，是因为它在功能上更好。他们以为，一种东西的交换价值总是与使用价值有关的。这是一种仿真现象。人们被这种仿真现象迷惑了，而误以为自己购买的主要是汽车的使用价值，而不是它的符号价值（在这里，人们购买汽车，如劳斯莱斯，究竟是因为其结构意义，还是因为其功能意义，已经无法区分了）。汽车工厂是符号，是区别于其他社会领域的符号，比如娱乐领域的符号。在汽车工厂中，劳动是由机器完成的，人的劳动无足轻重。这与娱乐没有什么差别。其符号学意义就是要让人们误以为，一个人只是在工厂中受到控制，而在工厂之外是自由的。实际上，人们错了，一个人不仅在工厂受到控制，而且在娱乐领域也受到控制。工厂的存在就是要作为一种符号让人产生误解，并把他们的斗争局限在工厂的生产领域。

鲍德里亚的这种分析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但是他过分迷恋于后结构主义的符号学理论，否定了符号作为能指与所指的联系。汽车是一种符号，许多人在购买汽车的时候所关心的确实是他的符号意义（结构意义），而对使用价值（功能意义）不够关心。但是，如果汽车这个符号没有任何功能意义，人们还购买汽车吗？我们认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基础。而只是对少数人来说，交换价值成为基础。可是鲍德里亚过分强调了汽车的结构价值，而忽视了功能价值。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人不仅在工厂中受到控制，而且在其他社会领域中也受到资本的控制，但是这两种控制形式毕竟不同。在歌厅中，人们很快乐地接受控制，而在工厂里，人们却无奈地接受控制。

鲍德里亚对于马克思有关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的指责也是没有道理的。他认为，马克思对于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传统区分过时了。然而在工厂中，发达国家的汽车工厂中从事生产的工人所进行的劳动都是非生产性劳动吗？显然不是，虽然在资本主义生产系统中，自动化程度提高了，但是人仍然是操作机器的主动者。只有当人把生产信息输入机器系统，机器才会运行。而鲍德里亚却走向了极端，似乎没有人的指令，机器也会运转。或许我们可以说，这是“发疯的机器”。

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虽然繁重体力劳动在工厂中已经被机器所取代。但是工厂的劳动却不能与娱乐等同起来。对于鲍德里亚来说，这里似乎没有什么差别。这与鲍德里亚对于劳动价值论的否定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应该承认，在现代工厂中，死劳动主宰着活劳动的现象还是非常突出的，人常常不得不服从机器系统，比如生产线上的劳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完全是死劳动的奴隶。把人控制在机器系统中的仍然是人，是资本家，而不是机器。人受到了机器系统的控制，并不意味着这种受机器控制的人的劳动就不创造价值，并不意味着这种价值是机器创造的，而不是人创造的。

在这里，我们并不否认死劳动在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中的作用，但是承认死劳动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中的作用，不意味着死劳动能够直接创造价值，而是意味着劳动所创造的复杂价值有一个转移的过程。死劳动、物化的劳动逐步转移到当前生产的商品之中。马克思本人也强调这种转移过程。他说：“每一种商品……的价值，都不是由这种商品本身包含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它的再生产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创造劳动工具，从而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的再生产，是人类物质生产劳动的基本形式。死劳动在生产中的巨大作用并没有改变劳动创造价值的基本事实。即使在现代社会中，人所创造的劳动工具的力量再强大，它也没有改变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同样，在现代工厂中，人的体力劳动减少了，劳动轻松了，这只是意味着人的劳动本身的形式发生了变化，而不意味着劳动的消失。而鲍德里亚把劳动形式本身的变化理解为劳动的消失。

从马克思的论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马克思也没有仅仅狭隘地理解劳动价值论。他考虑到了劳动形式和劳动存在形式所发生的变化。马克思并没有把创造价值的劳动仅仅理解为生产商品的当下活劳动，而是把凝聚在生产工具中的劳动也计入了价值生产过程之中。同样，马克思也没有把劳动仅仅理解为体力劳动。而问题恰恰是，鲍德里亚本人把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狭隘地理解为价值仅仅是生产产品的当下活劳动的凝聚。他把劳动存在形式和劳动形式本身的变化理解为劳动的终结。这只能说，他误解了劳动价值论。

八 经济斗争仍然是当代社会斗争的基本形式

鲍德里亚在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基础上，进一步否定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马克思主张，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矛盾体现在生产领域，体现为资本对于劳动者的剥削。然而在鲍德里亚看来，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已经终结了，资本家不再剥削雇佣工人了。资本对人的控制已经从生产的领域渗透到其他社会生活领域。在这样的情况下，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概念的区分已经失效了。他说：“人们经常用经济基础的假象欺骗我们，我们应该把这副面具扔回去（资本主义社会——引者注）。系统自己终结了这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确定性。它在今天假装把经济学当成基础，这是因为马克思曾经天才地向它提示过这种备用策略，但事实上资本从来没有真正根据这种想象的区分运转：资本并非如此幼稚。”在他看来，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这么幼稚，把社会生活领域区分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资本家不会这么幼稚地把资本限定在经济基础领域，而会渗透到社会其他领域中。而实际上，马克思早就提醒了这一点。

应该承认，鲍德里亚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不会局限于生产领域，而会向政治权力领域、意识形态领域渗透。比如说，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大资本控制着舆论。在选举中大资本在提供资助。在议会的决策中，资本在雇佣游说团体来影响决策。资本绝不会幼稚地局限于生产领域进行社会控制。不过，资本对于社会生活其他领域的渗透和控制并不是现代才有的，资本从诞生之始就是如此。马克思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取得统治地位之后，最终“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不仅如此，资本还会把它的控制力渗透到生活中的其他领域，比如教育领域。马克思说：“资产者唯恐失去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把人训练成机器。”同时，在任何一个社会，“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资本从经济领域渗透到社会其他领域，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这并不能改变社会生活中经济现象、政治现象、社会现象之间所存在的区分，也并不改变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所存在的区分。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物质生产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重要现象，是资本主义赖以维系的基础，物质生产的转移、“终结”都会对资本主义产生致命的影响。既然如此，经济就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生产领域中所出现的变化并不改变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并没有彻底消除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之间的界限，并没有彻底动摇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建立在政治权力领域和私人的经济生活领域的区分的基础上的。当然，这并不是要否认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谓“市民社会”国家化和政治国家社会化这样两种不同趋势的存在。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区分是根本性的，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建立在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区分的基础上的。如果这种区分没有了，那么资本主义制度也就终结了。当然，我们也不能把这种区分极端化，把这两者看作完全对立的两种东西。这里存在着社会的结构化和解构化的两种趋势。

鲍德里亚正是抓住了当代社会发展中解构化的趋势，而否定结构化的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否定阶级斗争，否定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在他看来，现代社会中，革命不能在生产领域中进行了，而必须在其他社会领域中进行，革命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存在的象征暴力。对象征暴力，我们不能用生产领域中的革命来解决，而必须采取“象征死亡”这一革命策略。然而，我们所要提出的问题是，既然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是死劳动体系的统治，而死劳动却又主要被资本家所控制，那么革命的主要目标当然应该是控制死劳动。而马克思所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就是要号召工人阶级通过革命来控制死劳动。只有真正地控制了死劳动，无产阶级才能不受死劳动控制，才能获得解放，而这种斗争只能靠工人阶级自己来完成。然而，对于鲍德里亚来说，死劳动无论掌握在谁的手里，死劳动控制人的体系都不会发生改变，其本质不会发生变化。在这里，死劳动体系不过是一种符号，它把人变成这种符号体系中的一个符号，并受到这种符号的结构控制。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它还是（馈赠的）象征统治，而不是交换关系中的不平等的统治。象征统治超出了这种交换关系，它是一种符号关系。要改变这种符号结构对人的统治就要破坏这种符号结构，把符号结构解构了。比如，资本要给人强加上符号，人所要做的就是不接受这个符号。象征死亡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解构策略，就是解构资本主义社会的符号体系的策略。

我们不能说，鲍德里亚的这些说法都是胡说八道。他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控制人的新方法、新策略。资本现在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借此来维护和稳定资本的控制。比如，它减少人们的劳动量，给人们提供各种娱乐活动，使人们快乐地接受这些娱乐，并把人纳入这些娱乐活动中。人被纳入这种娱乐体系中，从而失去了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控制的本质的理解。再比如，电视节目中许多人用电子信息参与互动，进行网络投票等。在选举活动中，人被纳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体系的再生产中。鲍德里亚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这些新情况，但是他被这些新情况迷惑了，他把符号的控制看作真正的社会控制，而把生产中的控制看作一种仿真现象、真假难辨的控制现象，而没有看到生产中的控制、死劳动对人的控制是最根本的控制形式。于是，他所提出的斗争策略主要是针对符号控制的，而不是针对生产领域中的控制。我们认为，在这里，真正幼稚的不是资本，而是鲍德里亚。资本才不会幼稚地放弃对剩余价值的剥削，放弃对生产的控制。正是由于这种控制，资本主义社会才出现分配的不平等，罗尔斯等人才会把解决财富分配的问题作为他们研究的核心问题。

按照鲍德里亚的逻辑，不仅马克思错了，罗尔斯也错了。假如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是生产的时代，马克思的理论过时了，那么与鲍德里亚同时代的罗尔斯也过时了吗？罗尔斯似乎也没有接受他的教诲，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符号控制的本质，而专注于财富的分配。鲍德里亚在写作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注意到罗尔斯这些人的思想成就。这表现了他那种“世人皆醉，唯我独醒”的孤傲。从罗尔斯的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经济问题、财富的分配问题仍然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核心问题。罗尔斯要通过民主机制来实现正义制度，而马克思强调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实现正义制度。无论在哪一种思路中，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仍然是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根本问题。无论是马克思还是罗尔斯，他们都承认这种不平等与人们最初所拥有的财富数量有关。在马克思看来，这与剩余价值的生产有关。

资本家不会自动、全面放弃剩余价值的生产。鲍德里亚所说的“政治工资”（局部放弃剩余价值）不过是资本主义系统维持自身体系的一种策略而已。这种策略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和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这一问题的解决最终依靠工人阶级的斗争。经济领域中的斗争才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根本形式。当然，这不是说鲍德里亚所说的其他领域的斗争不重要，不是说“象征死亡”不重要，而是说与经济利益的斗争相比，它们仍然处于次要地位。鲍德里亚所提出的斗争策略仍然是重要的、有价值的。这就是说，我们不能不看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和社会结构所发生的变化，不能固执于传统的阶级斗争理论，而对各种新形式的社会运动置之不理。它们应该被看作对资本主义社会控制进行斗争的有效形式。但是，我们却不能像鲍德里亚那样颠倒斗争的根本形式和次要形式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