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的幽灵与马克思的在场——解读马克思批判《法哲学》的开端

臧峰宇

【内容提要】通过深入研读黑格尔《法哲学》第261～271节，马克思穿越了黑格尔语法的迷雾，深刻批判了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政治逻辑。从这些提纲挈领的论述中可见，走进黑格尔迷宫的马克思颠倒了黑格尔哲学运思对象的主谓关系，在批判地继承黑格尔的辩证法和经济学之后走出了黑格尔。马克思并不怀疑黑格尔超越当时的政治浪漫主义和各种先验原则的理论努力，而是以颠倒黑格尔思维逻辑的方式使黑格尔政治哲学向前迈进一大步，这正是马克思政治哲学在场的标志所在。

【关键词】黑格尔的幽灵 马克思 法哲学 神秘主义 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聚焦在“国家法”方面，而第261～271节居于“国家法”的引言部分，是马克思批判的开端。马克思在对这11节的研究中穿越了黑格尔语法的迷雾，批判了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政治逻辑。从这些提纲挈领的论述中可见，马克思并不像费尔巴哈那样关注黑格尔的自然观念、哲学思辨和宗教观念，而是重视研究黑格尔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哲学阐释。走进黑格尔迷宫的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辩证法的要义之后又走出了黑格尔，这种走出是通过颠倒黑格尔哲学运思对象的主谓关系完成的。他对黑格尔政治逻辑的颠倒意味着什么？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形成过程中保存的黑格尔哲学因素？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应注意马克思对黑格尔文风的批评。

一 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神秘主义文风的批评

黑格尔对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关系的阐释不是从经验角度展开的，而是从观念层面展开并上升到本质规定，即从概念思维的高度确认市民社会对国家的从属关系。从《法哲学》的公开出版文本来看，黑格尔清晰地表明，国家是市民社会的内在目的，而这正是马克思批判的着力点。批判市民社会从属于并依存于国家的必然性观念，仅从经验的角度加以外在否定无济于事，为此必须走进黑格尔思想的深处，以新的思维方式超越黑格尔，而其前提是读懂黑格尔。且不说黑格尔哲学所抵达的概念思维的高度，仅从他为了应对出版审查而对思想加以玄奥修饰这一点来看，穿越各种哲学修辞而把握黑格尔的本意也并非易事。马克思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批判黑格尔文风的同时，尽力“翻译”黑格尔的本意。

从行文形式来看，马克思的解读并不是逐节批判，而是详略得当的。仅就这11节而言，第271节只是抄录，马克思未做评价。对前面10节的解读，有些也是放在一起做总体评价，比如第263～266节。其中，马克思对第262节的解读尤其重要，原因在于，这一节“似乎集中了黑格尔法哲学的全部神秘之处，对它的分析可以看作是1843年马克思对黑格尔批判的‘核心’”。然而，读懂黑格尔这一节有很大的难度，因为黑格尔在此只提到从作为现实观念的精神中分离出两个理想的概念领域——家庭和市民社会，“作为群体的各个人”是观念的现实材料，被观念分配在这两个领域中，其中介是“情况、任意和本身使命的亲自选择”。可是，家庭和市民社会何以从观念中分离呢？什么是“情况、任意和本身使命的亲自选择”的具体内容呢？答案只能在黑格尔的玄奥表达中寻找。

马克思“翻译”了黑格尔在这一节中的玄奥表达，他甚至使用如下的句式——“我们把这一段译成普通的语言”，接下来对黑格尔的语言进行了简明的转换。马克思强调黑格尔没有说出的国家的现实性及其与家庭和市民社会这两个领域的准确相关性，“国家是从家庭和市民社会之中以无意识的任意的方式产生的。家庭和市民社会仿佛是黑暗的自然基础，从这一基础上燃起国家之光。国家材料应理解为国家的事务，理解为家庭和市民社会，因为它们是国家的构成部分，它们参与国家本身”。作为现实观念的精神就是国家，家庭和市民社会是从国家中分离出来的两个有限的领域，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发展是国家“按照一定的原则和一定的意图而行动的”。至于“情况、任意和本身使命的亲自选择”作为现实的中介，只是现实观念的产物，其现实性并非从现实中归纳出来，而是在想象中实现的，作为现实观念的精神因而是异己的。马克思从中把握到问题的要害，黑格尔的论述乃是“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这种神秘主义是黑格尔思维大厦的华丽墙砖。

在论述第270节的时候，马克思再次使用类似句式：“我们把整个这一节译成明确的语言。”对黑格尔这种神秘主义的印象马克思直至晚年还记忆犹新，他在《资本论》第2版“跋”中回忆道，“将近30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这种神秘主义是黑格尔有意为之的文风，从写作策略来看，黑格尔在柏林大学授课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他甚至是不被信任和加以压制的对象”，而他当时讲授的内容也足以配享普鲁士政府对他的怀疑。这一点从非正式出版的《法哲学》文本中可以找到明证，黑格尔对贫困问题的哲学解析、对专制君主的批判以及对民主制度的倾向是明显的，而这些论述在正式出版文本中都经过哲学修辞而难以读懂。因而，尽管黑格尔的法哲学为“新时代”矗立起法的现实精神，但是这些现实的阐释是在精神中展开的，而在《法哲学》的正式出版文本中，现实的精神是国家的化身，市民社会对国家的依存关系得到了玄奥的逻辑证明。

因此，这部著作的出版使黑格尔的学术形象发生了变化，其负面效应相当强烈，批评者也并非只有马克思。这类见解在当时比较流行，黑格尔被当作“死狗”的境遇似乎是他作为“普鲁士国家哲学家”的代价。当然，对此持不同意见者也不鲜见，以甘斯为代表的黑格尔主义者极力为黑格尔政治哲学的自由思想立场辩护，而马克思走进哲学正是在接受黑格尔哲学正面形象的过程中完成的。如果结合黑格尔法哲学的演讲文本，考虑到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就可以更新以往的成见，剥离黑格尔哲学玄奥的语法，看到他的国家观念中不乏对理性和自由精神的坚守。倘若如此，马克思为何这般强烈地批判黑格尔呢？

马克思深知其中的堂奥，他所批判的是公开出版的《法哲学》，此举出自两个明显的原因，一是《法哲学》正式出版文本以晦涩方式表达国家观念，其中对贫民饥饿、君主专制的批评被转换成看似肯定专制国家统治合理性的话语逻辑；二是马克思对黑格尔认同普鲁士改革的自由主义思路不满，他要进一步超越黑格尔之思。如果说黑格尔批评自然法传统而以理性塑造国家法旨在“以此作为政治－宪政改革计划的一个理论政纲”，那么，马克思则彻底否定了这个政治－宪政改革的思想根基。如果说前一种原因是马克思对哲学家停留在用晦涩的语言解释世界这种理论活动的不满，那么，后一种原因则干脆从实践层面表达改变世界的诉求，正是在颠倒黑格尔关于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关系方案的过程中，马克思以实践思维方式扬弃了黑格尔以精神为核心的观念体系，使市民社会成为生活世界的根基。

二 “颠倒”国家与市民社会的逻辑意味着什么

在对第262节的解读中，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两个错误，一是将观念视为主体，二是将作为现实观念化身的国家视为主体，因而构成了两种视域的悖谬。改正第一个错误，需要将观念论转换为实践论，马克思在这时已经意识到问题之所在，但真正克服观念论传统，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确立“现代唯物主义”的时候完成的。这时马克思致力于改正的主要是第二个错误，即主体是市民社会而不是国家，因为“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自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对国家来说是必要条件”。黑格尔颠倒这个关系并为之合理论证的全部秘密就是以神秘主义的方式构建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政治逻辑，因而马克思在这里的最后评价是：“这一节集法哲学和黑格尔整个哲学的神秘主义之大成。”

秘密已经被揭示了，马克思将黑格尔冗长的表达翻译为三句话：“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构成部分。国家材料是‘通过情况、任意和本身使命的亲自选择’而分配给它们的。国家公民是家庭的成员和市民社会的成员。”同时，他清楚地表明与黑格尔不同的观点，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和动力。在接下来对第263～266节的批判中，马克思揭示黑格尔“从本质领域到概念领域的过渡”的逻辑学特征，从中推导出《法哲学》的逻辑，即“家庭和市民社会到政治国家的过渡在于：本身就是国家精神的这两个领域的精神，现在也是作为这种国家精神来对待自身的，而且作为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内在东西本身，是现实的”。问题在于，黑格尔不是从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特殊规定出发，而是从自由和必然性的普遍逻辑出发，因而这种阐释更多的并非旨在解决问题，而旨在完善语言表达的逻辑。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不仅是对其语言表达的批判，因为语言形式是思想内容的反映。费尔巴哈在《黑格尔哲学批判》中已经从自然哲学层面正视过这个问题，马克思则主要是在政治哲学层面解析这个问题，前者停留在自然观中，后者则进入了社会历史领域。在对第267节的批判中，马克思明确指出黑格尔的主谓结构，“政治信念是国家的主观实体，政治制度是国家的客观实体。可见，从家庭和市民社会到国家，这种逻辑发展纯粹是一种外观”。因为没有具体化的家庭的信念与家庭的设制，没有具体化的市民的信念和各种社会设制，没有各种要素之间何以发生联系的具体说明。有的只是逻辑的自洽，以及将理论逻辑的自洽转换为现实的逻辑关系的努力，但并未确认上述逻辑关系的现实落脚点。

在这里，从家庭和市民社会到政治国家的过渡并非现实的过渡，由于在黑格尔哲学语境中政治实践的发展是在观念中展开的，因而这种过渡在事实中并不存在，它是在想象中完成的。这样，当马克思在批判第268～269节时质疑黑格尔话语中的政治信念即“爱国主义”就顺理成章了。黑格尔将政治制度视为国家机体，视为有理性的生命存在，这种理解得到马克思的肯定，但马克思反对黑格尔从政治观念中引申出现实的差别，而不是在现实的差别中产生政治观念。在批判黑格尔神秘主义的同时，他指出黑格尔的语法问题：“政治制度是国家机体，或者国家机体是政治制度。任何机体的有差别的方面，都处于由机体的本性所产生的必然的联系之中，这种说法纯粹是同义反复。因为政治制度被规定为机体，这种制度的各个不同方面、各种不同的权力，就作为有机的规定而相互对待，它们就处于合乎理性的相互关系之中，这种说法也是同义反复。”黑格尔的政治观念不是对现实政治的理性归纳和反思，而是政治领域中的抽象观念，马克思并不反对从具体到抽象的思维演进，他反对的是从抽象到抽象的纯粹想象，由于黑格尔的抽象观念只是普遍逻辑的结果，因而对政治问题的解释是无效的，他没有直接触及任何与现实政治有关的社会问题。

马克思拒斥黑格尔主谓颠倒的政治哲学理路和缺乏现实性的观念，甚至批判黑格尔句式中的连词所反映的逻辑悖谬。例如，黑格尔在第269节中说：“信念从国家机体的各个不同方面取得自己特定的内容。这一机体是观念向自己的各种差别及各种差别的客观现实性的发展。由此可见，这些有差别的方面就是各种不同的权力及其职能和活动。”马克思认为从前两句话推导不出后面的话，“‘由此可见’这么几个字造成逻辑顺序、演绎和阐释的假象。”这种论证模式在马克思看来仍然是神秘主义的产物，他进而用很大的篇幅在两种话语情境中解读黑格尔的句式，除了上述话语情境之外，马克思论证下面这些话与上述前两句话的关系，“通过它们，普遍东西不断地创造自己，而且以必然的方式创造自己，因为这些差别是由概念的本性规定的；又因为这一普遍东西是自己的创造活动的前提，所以也保留着自己。这种机体就是政治制度”。这里的问题是，国家机体的各个不同方面被看作观念差异的外化，它们都是由概念规定的，所有的政治活动因而都是政治观念的对象化，它们是普遍逻辑的自我创造，只有陷入这种前提的纯粹想象，才可能推导出其逻辑结论。

应当注意的是，马克思这时并不高估缺乏哲学反思的经验描述，即使在黑格尔的语言迷宫里，偶尔闪现的经验描述也遭到他诟病。比如黑格尔论及国家各个不同的方面实则各种不同的权力，在马克思看来，“这一命题是经验的真理，不能冒充为哲学上的发现，也决不是作为先前阐释的结果产生出来的”。黑格尔提出这一命题的目的是，致力于将想象中的政治观念与现实政治权力对接，但是缺乏有效的中介。如果只是从思维层面把握想象中的现实，附以单向度地将政治制度和抽象观念联系起来，那么这种政治理念设计与现实政治制度的桥梁只能是海市蜃楼。政治哲学的反思对象是政治生活本身，还是政治观念植入想象中的现实之后产生的理论假想呢？答案不言自明。黑格尔显然把政治制度理解为政治观念的历史环节了。

这样，黑格尔所理解的政治权力就不再反映自身的本性，而只是反映其政治观念的权力图式了。由于颠倒了政治生活和政治哲学的主谓关系，黑格尔这种缺乏现实对象的法哲学研究只是一种解释世界的方案，其有限性就很明显了，他“不是从对象中发展自己的思想，而是按照自身已经形成了的并且是在抽象的逻辑领域中已经形成了的思想来发展自己的对象”。马克思所要做的正是在颠倒的过程中超越这种有限性。“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所谓‘颠倒’，既非费尔巴哈‘头足倒置’意义上的‘翻转’，也非黑格尔对立统一意义上的理性跃迁，而是一种基本视域的转换：即从理性的思维过程转向现实的批判过程；从理论意义上的解释世界转向实践意义上的改变世界。”超越黑格尔之后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出场了，这种出场是否意味着全然否定了黑格尔政治哲学的理路与方法呢？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政治经济学层面把握黑格尔政治哲学的理论底蕴。

三 马克思的在场标志与黑格尔的思想遗产

通常认为，马克思继承黑格尔哲学的主要内容是辩证法，仅从哲学的一般意义来看，这种理解触及了马克思与黑格尔学术关系的关键。但若从政治哲学角度理解这两位哲学家的思想关系，还需要从更为现实的利益观念维度理解他们的思想发展，为此必须重视黑格尔思想发展的耶拿时期。黑格尔在耶拿时期对英国政治经济学非常着迷，并认为政治经济学从偶然性的思想中归纳出规律，逐渐形成了“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黑格尔这时深受亚当·斯密的影响，这一点从以下论述中就一览无遗：“在劳动和满足需要的上述依赖性和相互关系中，主观的利己心转化为对其他一切人的需要得到满足是有帮助的东西，即通过普遍物而转化为特殊物的中介。这是一种辩证运动。其结果，每一个人在为自己取得、生产和享受的同时，也正为了其他一切人的享受而生产和取得。在一切人相互依赖全面交织中所含有的必然性，现在对每个人说来，就是普遍而持久的财富。”尽管黑格尔更看重国家意志的“外在必然性”，对市民社会的认识较之斯密也具有更悲观的色彩，但是他“几乎与斯密拥有相同的社会认识，他的有关市民社会的特殊性原理和普遍性原理以及两者的统一在斯密那里似乎都能够找到原型，在这个意义上而言，黑格尔是一位斯密主义者”。

黑格尔在耶拿时期确实认真钻研过政治经济学，并致力于为哲学赋予现实的内容。尽管没有读过黑格尔的《耶拿手稿》，但马克思对黑格尔其后著述的深刻领会使他深谙黑格尔的辩证法与经济学的关系，这在他研究经济学的初期表现得尤为明显。正是因为具有经济学研究的背景，黑格尔超越了当时的政治浪漫主义和各种先验原则，而注重从现实的观念层面理解德国政治问题。当然，马克思不满足于黑格尔这种诉求现实性的结果，因为这种现实性在黑格尔的逻辑迷宫中渐渐窒息了，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是为了解决物质利益的难事，有明确将理论研究转化为实践的愿望，而非只为诉求哲学研究所应具有的经济学基础。

在是否出版《1843年手稿》的问题上，马克思的顾虑也与政治经济学有关，因为越是到后来，他越是意识到对法哲学的批判不能缺乏政治经济学这个前提。“马克思起初计划立即修订出版他的1843年黑格尔批判。但是，这部著作主题的复杂性，他后来写道，使得修订不切实际；于是他计划出版一些小册子，每个都致力于综合评述。虽然这项计划的改变已经发生，然而马克思已经开始借鉴政治经济学文献并得出这个结论，即政治经济学批判优先于政治批判。”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过程中，马克思开始重视政治经济学，这无疑是他在1844年写作《巴黎手稿》的思想准备。在黑格尔那里，政治经济学是哲学研究的思想材料；在马克思这里，政治经济学成为哲学研究的思想地基。马克思以颠倒黑格尔思维逻辑的方式使黑格尔政治哲学向前迈进一大步，以实践代替了精神，这正是马克思政治哲学在场的标志所在。

这种端倪在马克思对《法哲学》第270节的批判中就可以看到，他试图专门研究黑格尔论述政治问题的逻辑范畴。黑格尔这段论述国家利益的话引起了马克思极大的兴趣，马克思在这里使用的篇幅甚至超过了对第262节的批判。黑格尔重视对国家利益的论述，但他的论述对象仍然是在思想中成立的，他“真正注意的中心不是法哲学，而是逻辑学。哲学的工作不是使思维体现在政治规定中，而是使现存的政治规定消散于抽象的思想。哲学的因素不是事物本身的逻辑，而是逻辑本身的事物。不是用逻辑来论证国家，而是用国家来论证逻辑”。这种国家利益因没有现实性而无所谓利益，黑格尔的努力只是运用政治经验对逻辑学加以补充，补充之后的话语失去了利益的真实，殊不知，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追求的一切都与他们的现实利益有关。

毋庸置疑，论述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走向，包括《法哲学》的未正式出版文本在内的黑格尔政治哲学著述不乏力度，作为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的黑格尔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精神高度。关于这一点，英国学者伯尔基认识到，“自由主义思想之黑格尔式‘哲学’顶点，事实上并不是对一切马克思主义发展所需之重要东西的彻底总结。对于自由主义社会，很可能黑格尔的哲学国家是最终、最完美的答案。但对于社会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说，这只不过是其顶点中的一个罢了，就好像一座‘山峰’绵延于群峰之中”。后一句话道出了问题的关键，即马克思努力的结果是恰当地扬弃黑格尔政治哲学，他冀望的未来社会不是以自由主义为政治理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而是超越资本逻辑的共产主义时代，未来社会的哲学理念必然要扬弃自由主义的局限。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观念的颠倒并不只是主谓倒置，而是对社会理想更具哲学高度的实践建构。

现代哲学以“黑格尔之后”为思想起点，但是，后黑格尔时代的哲学研究仍然带有黑格尔现实观念的烙印，只是在重视思想的现实应用方面更为突出。“我们的全部时代，无论是通过逻辑学还是通过认识论，也无论是通过马克思还是通过尼采，都试图超过黑格尔……但是，实际上，超越黑格尔，就意味着正确估计脱离他所要付出的全部代价。这就是说，充分估计到黑格尔在多远的范围内同我们接近，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究竟能在多大的范围内思考反黑格尔和黑格尔主义；同时这也意味着，我们反对黑格尔可能是一种策略，促使我们期待并静静思考。”这是福柯在法兰西学院发表院士终身教授就职演说时所说的话。他提示我们，离开黑格尔是后黑格尔时代必要的思想抉择，但我们很难超越黑格尔扬弃纯粹先验原则之后从综合角度理解事物本身的理论努力，因而所有的离开都将以不同的方式回到黑格尔；尽管理解问题的思想资料和时代特征与黑格尔哲学文本存在不可忽视的差别，这种差别为我们提供了再次离开黑格尔的可能性，这与青年马克思创建法哲学时的最初心境是颇为相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