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西非的区域组织与区域一体化实践

虽然在争取独立运动的过程中，国家民族主义的认同暂时压制了西非区域主义的认同，但西非区域意识并未消失，西非各国相继努力建立起了各种区域组织。这些区域组织的建立表明了西非国家领导人对西非区域意识的认同及彼此之间在追求区域主义上达成的共识。

1．各种区域组织的建立和区域一体化实践

早在19世纪的非洲殖民统治时代，西方列强为了加强对非洲大陆的统治和方便掠夺，就相继建立了一些经济一体化机构，如1904年成立的法属西非联邦和1912年成立的英属西非货币委员会。各种生产要素在区域内可以自由流动。这种一体化下的非洲仅是宗主国原材料、初级产品的供应地，工业制成品的倾销市场，受益的仅是少数地区；同时因为宗主国彼此之间的竞争，割断了非洲地区传统的经济交往，使得非洲大陆的经济发展不是服务于本地，而是服务于宗主国，是歧视性的、单边的、仅仅促进宗主国经济发展的一体化。从总体上而言，这种一体化带给非洲的消极性影响胜过积极性影响，这种一体化加深了非洲殖民地对宗主国的依赖，疏远了非洲各地区彼此之间的横向联系。

这种一体化的旧经济结构的惯性没有因为非洲国家的独立而自行消失。体现为独立初期的非洲经济一体化组织基本上沿袭的是原宗主国所建立的合作组织。1904年，法属西非区的达荷美、几内亚、科特迪瓦、塞内加尔和上塞内加尔（尼日尔）五个殖民地组成了联邦。独立前后，相继成立的协商委员会（ENTENTE, 1959年4月）、西非关税联盟（UNDEAO, 1959年6月）、西非国家中央银行及西非货币联盟（UMOA, 1962年5月）都有着1904年法属西非联邦的影子。而西非经济共同体（CEAO, 1973年4月）的前身正是法属西非联邦于1959年解体后又在同年6月成立的西非关税同盟（见表2-2）。这些组织都是一脉相承的，都有法国殖民统治的影子。

法属西非国家自独立以来在促进西非一体化实践方面所做的努力要多于英属西非国家，其主要原因就是法国在西非确立殖民统治时，有意识地将西非各殖民地看作一个整体，法属西非联邦的成立就是法国政府1895年、1902年和1905年所发布的法令的结果，桑戈尔1960年在颂扬塞内加尔与马里组成的马里联邦时的演讲中说：“过去60年历史里，法语西非（联邦）使我们走到了一起，这之中我们学会了了解彼此——的确我们之间有争吵，但是我们同样欣赏热爱彼此。我们不能逆着历史潮流游泳而不冒被淹死的风险。”

英语西非国家彼此分割的客观状态以及英国政府间接统治的统治模式，可能影响了英语非洲国家独立以来的一体化实践活动。在哈里森（Harrison）等看来，无论是西非国家的合作和团结还是西非国家的分裂都可以追溯到殖民时期。但是，恩克鲁玛执政时，曾多次尝试打破这种分裂状态，如建立以加纳-几内亚为核心，随后马里加入进来的非洲国家联盟（Union of African States），以及以加纳、几内亚和利比里亚为创始国面向所有独立非洲国家的非洲独立国家共同体（Community of Independent African States） （见表2-2）。尽管恩克鲁玛努力的目标是整个非洲大陆的团结，但是其基础来自西非各国的团结与区域主义指向。这些努力虽然失败了，但是它们为未来的西非区域合作和一体化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这表明西非国家在区域合作和一体化上有着实践的积累，同时主观上有着西非国家领导人的推动。

虽然非洲人意识到经济一体化及非洲各国的密切合作与协调是应对非洲本地市场狭小、改变不发达状况、革新不合理经济结构的出路所在，但将这种意识落实到行动上，则面临着各种有形与无形的障碍。有形障碍可能体现为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不同、人力资源和技术的不足、关税水平的不同、生产与产品的相似、彼此进行联系与交流所需的基础设施的缺乏。有形的障碍基本是可以克服的，但无形的障碍——对捍卫主权的过度敏感、英法的影响、彼此之间的竞争与猜忌、利益及代价的分摊、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等，克服起来则有着相当的难度。尽管有着诸多的障碍和困难，但是西非国家仍然尝试着相互合作，从功能性合作组织、经济合作组织、政治经济合作组织到致力于建立邦联的合作（见表2-2和表2-3）。

除了法语西非国家的一再尝试外，跨英语非洲和法语非洲的国家也尝试过合作，如基于意识形态基础的加纳-几内亚合作、加纳-几内亚-马里的三国联盟和非洲国家联盟；基于地理、地缘政治或其他因素的合作，如塞内加尔-冈比亚、塞内加尔-马里、几内亚-科特迪瓦-利比里亚-塞拉利昂自由贸易区、加纳-布基纳法索、马诺河联盟等。其中几内亚-科特迪瓦-塞拉利昂-利比里亚计划的自由贸易区被西蒙斯（Simmons）看作西非国家走向更大合作的一个缩影，他在1972年预言该自由贸易区对未来西非区域合作有重要意义。这些组织有的得到外部力量的支持，如法国对法属西非国家建立的各种区域组织的支持，有的完全是西非国家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的，如马诺河联盟。这些组织以致力于单一目的或功能合作的政府间组织最多；其次为致力于多重目的合作的政府间组织；再次为货币与金融方面的合作组织；数目最少的是政治与外交方面的合作组织。这些合作组织涉及范围广泛，包括了政治、经济、外交、农业、工业、卫生、基础设施、环境、教育等方方面面的合作。这些区域组织不论成功与否，都是西非区域合作过程中的有益尝试，是西非一体化实践经验的积累，也是西非国家在区域合作上有着共识的体现。经济、政治的客观需要推动着非洲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这些合作实践显示了西非共同体意识与精神的存在与发展。或者用前西共体秘书长的话说，就是“西非国家彼此之间多年来已经培养出团结和共同体的精神”。表2-2显示，西非国家在独立后直至1975年不到20年的时间里成立了众多的国家间合作组织，进行了多样化的合作尝试，这些尝试为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成立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与教训。表2-3则表明西共体成立后，仍有新的区域间组织出现，这些新的区域组织或者是适应形势需要而新成立的，或者是旧的组织的继承者。1975年以后的区域一体化倾向，仍然是法语非洲国家强于英语西非国家，法国殖民统治时的联邦建制和对独立后的法语西非国家合作的支持是其中重要的因素。然而，从数量上看，1975年以后的新区域组织明显减少，这表明，西非国家区域一体化已从创建扩展时期过渡到巩固和深化时期，一体化由广度向深度延伸。

2．对西非区域组织和一体化实践的评述

在这些区域组织中，法语西非国家组成的西非货币联盟（WAMU）运作得较为成功，多年来西非法郎与法国法郎挂钩，并且可兑换，价值一直被高估，直到1994年贬值50%。西非经济共同体在非洲贸易区域一体化方面的程度相对较高。塞内加尔和科特迪瓦在该共同体内是较发达的国家，是共同体区域内制成品的主要净出口国，因而也是补偿基金的贡献国。但是，相同的工厂出现于不同的成员国内，说明了成员国之间的发展政策缺乏协调，也使合作的规模效益难以展现。20世纪90年代末，西非经济共同体放弃了补偿机制的安排，该组织几乎名存实亡。尽管在有些学者看来，这些国家间区域组织仍是原宗主国进行剥削的工具——当然工具没有好坏之分，关键在于西非国家对这个工具的革新改造，使其更服务于西非区域发展的需要——不是真正的一体化，不管怎样，我们应该承认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西非国家看到了自身发展的弱点，也看到了彼此合作对克服这些弱点并实现国家乃至整个区域发展所具有的潜在推动作用，从而形成了加强合作的共识，没有这种共识，这些组织是难以建立起来的。

阿德德吉（Adedeji）指出西非国家独立后10年的一体化实践中的四点教训：①脱离了西非发展现状的“要么一切、要么零”的合作方式，“西非区域合作的形式越复杂，取得的成效就越少”;②人口、资源的不均衡分布；③各国经济独立性差；④缺乏良好的政治意愿。阿德德吉的这种评述有失偏颇，就第一点教训而言，表2-2和表2-3显示，西非国家的合作并非是“要么一切、要么零”的方式，而是进行了多层面、多角度的尝试，故区域组织才会如此多。这样众多的区域组织的存在也表明西非国家并不缺乏良好的政治意愿，而各国人口、资源的差异是客观事实，是一体化必须推动的一个缘由，不是教训。西非国家经济的依附性也是一个客观事实，是西非国家经济的缺陷所在，这个缺陷正是西非一体化过程中要逐步加以克服的。

西非国家独立后的区域一体化实践直到20世纪90年代都是在效仿西欧一体化，即追求由经济自由主义和功能主义指导的经济一体化模式。这种模式期待各国经济合作的自然外溢效果，即经济一体化的深化将带动各国的政治合作及一体化。西非各国对自身经济发展的局限性有所认识，即对规模经济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的认识，在这种思想认识的基础上，西非各国开展了一系列的区域合作及一体化实践。相比西欧，西非一体化的经济迫切性超过了政治迫切性，这种经济迫切性就是经济发展规模的迫切需要及变经济依附为经济自主的需要。加纳领导人恩克鲁玛在独立之初就对这个问题有着深刻认识。英国经济学家杰克逊也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非洲的联合和一体化存在“纯粹的经济原因”。

在涉及西非国家区域合作的形式上，主权是否受到侵害和经济是否获利才是西非区域合作和一体化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表2-2所示的各种国家间组织中，基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区域组织都非常短命，因为政治的结盟首先触及主权，主权对有过被他人统治的殖民经历的西非国家而言，是倍受珍惜的政治自主权，故它们对在主权上的谈判格外慎重。而目标单一的功能性合作组织与主权的关联较小，故数目众多。西非经济共同体在消除成员国发展的不平衡和资源分布不均方面有一些积极的经验可以供西共体借鉴，如它们通过发展共同基金（Fonds Communautaire de Développement, FCD）和争取共同体发展巩固与干预基金（Fonds de Solidarité et d'intervention pour le développement de la communauté）来平衡共同体的不平衡发展。

另一点教训应该是各国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一体化给本国所带来的得与失的预期不一样，承受程度不一样。这主要分为两类情况；一是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和小国的担忧，这类担忧既包括政治层面的担忧，即对主权受到限制甚至侵蚀的担忧，也包括经济层面的担忧，如担心无法从一体化合作中获利，反而遭受损失；二是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和大国的担忧，这类担忧主要是经济层面的，担心自己国家在一体化合作中的付出多于所得。

这些国家间合作组织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西非国家一直在尝试着打破独立时彼此分离的局面，进而打破新殖民主义的经济封锁。从上述区域组织的成员看，首先，原法语非洲国家合作的意愿要强于英语非洲国家，主要是殖民时期曾存在的法语西非联盟，且法语西非国家在地理位置上也连成一片，客观上有利于促成国家间的合作。但法语国家之间的这种合作意愿始终受制于同原宗主国法国的紧密联系，难以打破对法国的依附。其次，跨英法势力范围的英语西非国家与法语西非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尝试过，如加纳- 几内亚、加纳- 布基纳法索、塞内加尔-冈比亚的政府间合作组织。这些跨越英法势力范围的合作在独立后的初期非常可贵，是西非国家试图扭转历史惯性的一种尝试，这种尝试的发起国包括了来自英语、法语国家的两个主要国家加纳和塞内加尔，这对西共体的成立是一个有益的经验。所有这些尝试与实践为西共体的成立积累了不少的经验与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