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西非民族主义、区域意识与政治独立

西非独立时各国的领土和主权管辖范围正是建立在上述殖民领地的范围和行政区划基础上，而不是殖民统治前的西非古国管辖范围的基础上的，也不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西非区域基础上的。西非民族主义与区域意识在历史渊源上是相同的，二者是一种共生关系，共同推动了西非独立运动的开展。然而西非民族主义所体现的特性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直至二战结束前，西非区域意识与民族主义是合二为一的，随着独立的临近，二者渐渐分离，西非区域意识逐渐淡化，而基于领地的国家民族主义意识逐渐加强。

1．西非民族主义与区域意识

考古发现证明西非人民之间的迁移是一个长期的现象，先于现代国家边界习俗和移民法规的出现。古加纳、马里、桑海与豪萨文明属于整个西非，并不对应于当今独立的某个西非国家。这些西非古代文明展示了非洲人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所创造的文明，证明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居住着许多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有些在经济上远比同期处于殖民地时代的北美或者澳大利亚更为先进”。这些是西非被看作一个整体的客观历史基础，是西非人民重塑自信、发挥能动性、争取独立、顺应并创造自己新的历史的逻辑起点，是西非民族主义得以产生、发展并指导西非人民摆脱殖民统治的文化渊源，也是西非塑造西非区域意识需要加以挖掘的一个本土资源。

这种历史文化基础使西非首先能把反抗殖民压迫的非洲民族主义意识、情感和实践与发源于美洲的泛非主义思想相结合，从而诞生了西非民族主义，启蒙了西非人民的独立和区域意识，推动了西非地区的反殖反帝斗争的展开，使西非成为推动非洲团结意识——泛非主义的先锋，也成为揭开撒哈拉以南非洲独立的序幕。西非的现代民族意识同样是在“资本主义因素的刺激下产生的”。

西非区域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有种族性、大陆性、区域性、领地性四种特征。这四种特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其中种族性和大陆性特征在最初唤醒民众觉悟时非常明显，且成为非洲国家独立后加强非洲团结、一致对外的凝结剂；区域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五次泛非大会的召开。自1945年第五次泛非大会召开以后，泛非运动主要体现为各领地争取独立的非洲民族主义，领地性特征逐渐得到强化，并在西非争取独立运动、摆脱殖民统治上起了重要作用，且在西非独立后转化为国家性特征；西非各国独立后，区域性特征虽然一直弱于国家性特征，但这种特征并没有消失，始终是西非民族主义的重要内容。

西非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主要是受过殖民教育的非洲知识分子。1919年，海福德（Casely Hayford, 1866～1930）倡导建立了西非历史上第一个跨领地民族主义政党西非国民大会（National Congerss of British West Africa），在英属西非的各个领地设有分会。参会者主要是加纳、尼日利亚、冈比亚和塞拉利昂四个英属西非殖民地的律师、教员、医生、记者、牧师和部分酋长、商人等。直至1945年第五次泛非大会召开时，泛非运动的主要推动者都来自中层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这种早期区域特性的民族主义的主张与实践受到了来自传统势力、宗主国、内部分歧和目标设计的限制，从而最终随着海福德的去世而销声匿迹。

西非国民大会的下述缺陷削弱了它的影响：英国殖民统治者担心其权威会受到挑战，对大会的成立非常冷淡，英国运用“分而治之”的统治手法，即用来自不同族群的人统治另一族群，分化非洲人；大会的组织者主要是受过西方教育的非洲人，没有得到来自西非当地团体的一致支持，尤其是许多西非本地酋长的支持；大会组织者之间的政治追求也不一致；更为重要的是，该大会组织者自命为西非的领导者，满足于“有效代表权与交税的统一”，没有去发动西非大众。这些缺陷表明西非国民大会是少数人参与的运动，缺乏大众支持。

虽然西非早期精英对民族国家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有着深刻认识，具有西非民族主义的区域认同及建立西非国家的抱负，如西非学联（West African Student Union, WASU）主席的话就证明了这点，“你不可能创造一个非洲民族，但是通过确保西非的团结，保证西部的权利，你因此就提高了非洲总的福祉水准，确定了一种理想的生活，这是东部和南部也将努力追求的目标。如果非洲要存在下去的话，那么西非必须成为一个民族，必须团结在民族进步的情感之下”。但是，遗憾的是，这种高瞻远瞩、颇具洞察力的观点及其所体现的西非民族主义的区域民族主义意识未能被发扬光大、未能战胜现实利益的诱惑。

1946年成立的法属西非区域性民族主义政党非洲民主联盟（Rassemblement Démocratique Africain）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主要领导人受制于狭隘的利益观念。该党最有影响的领导人博瓦尼（Houphouët-Boigny）来自相对富裕的科特迪瓦，他担心科特迪瓦受到其他法属西非领地的拖累，为法属西非联邦的独立付出代价，因而不主张作为一个整体的法属西非的独立。该党解体的另一个原因是，该党曾与法国共产党联系密切，法国政府想方设法进行破坏，拘捕该党人士，首先诱使上沃尔特民主党分立出来，离间了塞内加尔代表与法国社会主义者，达到了分而治之的目的。虽然作为法属西非联邦行政首府所在地的塞内加尔极力想避免法属西非联邦的分裂，并因此组织了不属于非洲民主同盟的各类政党的联合组织——海外独立者组织（the Indépendents D'outre），但是该组织因其他领地不满塞内加尔的领导权而解散。无论是科特迪瓦的选择还是塞内加尔的选择，都是出于各自的利益及在殖民领地中的不同地位而做出的。

独立前西非民族主义首先体现为区域意识的认同和区域主义的主张，随着独立运动的迫近，以殖民领地为基础的民族主义逐渐占了上风。这种趋势的产生主要基于殖民主义分而治之的统治，西非民族知识分子的双重特性，殖民宗主国对独立运动进程、方式和后果的影响。

的确，发出西非民族主义诉求的人，接受的是殖民教育，并为宗主国殖民统治工作，是殖民统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西方教育对他们的影响胜过了西非本土文化的影响。他们“由殖民主义的工具到反帝反殖斗争的先锋这一政治上的革命转变”不是彻底的，而是有所保留的。这种不彻底性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领导非洲独立运动的民族知识分子，有着殖民地知识分子的双重特性，既是本土文化的继承者，又是宗主国文化的接受者和传播者，同时他们还是西非独立运动的领导人、殖民政权的接管者。作为非洲和殖民宗主国的沟通者，他们既是非洲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力量，又是殖民宗主国的基本合作者和殖民地政权的理想继承者。

他们在“非洲现代史上起着显著的、杰出的作用”。他们是非洲走向现代化的媒介，这是他们的优势所在，但是他们的劣势也成为非洲现代化道路上的障碍，因为本质上他们是西方“传教团的产物”, 他们受西方文化的浸淫太久、太深，对本土文化信心不足。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这个阶层……染上了文化精神分裂症”，难以摆脱西方思维定式的影响，使得独立后发展道路的选择困难重重。

在西非，这个阶层“在民族主义运动中所起的作用要远甚于北非地区。他们的政治倾向往往决定了民族主义运动的方向”。应该说，这个阶层肩负着历史赋予他们的重任，但其阶级出身注定了他们的局限。阿迪（Adi）等人的研究结果证明了这个精英阶层“大多数，虽然不是全部，都来自于非洲富有的家庭”。这种阶级的局限使他们“不仅继承了前压迫者的特权与利益，而且以平等的名义为自己创造出新的特权与利益”，但在享受特权的同时，不愿履行责任。其道德上的缺陷显而易见。

宗主国需要他们，同时“轻视或怀疑”他们；西非社会也离不了他们，需要他们同殖民宗主国打交道，需要他们对西非社会进行现代思想的启蒙，但又把他们看作殖民统治的代理人而“忌恨”他们；他们最早体验了殖民统治的剥削与歧视，饱尝了来自两边的猜忌与歧视；但是沟通者的角色又赋予了他们某种优越地位，他们是殖民统治下的既得利益者，尤其相对于西非其他人群而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国际政治形势的发展客观上有利于非洲的独立运动，缩短了民族独立运动的进程，促进了非洲独立的提早到来。尽管在通向独立的道路上，非洲缺乏一套完整的社会思想，一种能成功对抗西方现代主义的外来价值观的扎根于本土文化的自主思想，但非洲大部分地区在很短的时间内以和平方式获得了独立。非洲的独立过程既是非洲人民把握了历史的机遇，也是多种因素起作用的结果，显然非洲争取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殖民宗主国面对美苏都高举反殖民主义大旗的新国际形势，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改变而做出的顺应历史的反应，同样不可忽视。马丁（Martin）认为，“除几内亚外，20世纪60年代非洲殖民地的独立与其说是非洲民族主义运动压力使然，还不如说是法国出于善意和宽宏的结果”。马丁的话有夸大法国在其所属非洲殖民地独立中的作用的嫌疑，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非洲民族主义运动的局限性。

尼日利亚人把20世纪非洲独立看作一场社会革命是高估了独立运动的历史影响。非洲独立从世界历史的角度说，可以说是世界的社会革命，这是被殖民被压迫民族对殖民和压迫民族的胜利，但是仅就非洲社会而言，不能算是一场社会革命，仅仅只能是政治变革，是非洲由“他治”转向“自治”。西方学者甚至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独立仅看作一种“权力移交”的结果，即权力从宗主国手中移交到了宗主国文化和教育所熏陶出来的非洲精英手中。这种权力的转移既没有根本改变非洲传统社会的酋长制也没有改变殖民政府所建立的行政统治体制。

西非独立运动中的民族主义是一个复数概念，不是“一个单一而统一的民族主义运动”，包括泛非主义、区域民族主义、基于各殖民领地的民族主义，乃至各殖民领地下的地方民族主义，覆盖的地理区域由大到小。最初面对强大的共同敌人—— 殖民主义时，它们的相互借重、彼此支持是主流，但随着独立时刻的来临，领地型民族主义逐渐被非洲独立运动的领导者所追求。

非洲独立运动的领导者的确“把殖民地化的国家作为其远大抱负的核心，而且接受了殖民主义所带来的众多改变”。从积极的意义上说，他们没有全盘否定殖民主义；从消极意义上说，他们却是要“保住边缘资本主义经济，这种关系是在与西方大国的不平等交换关系下所获得的。统治阶级奢华的生活方式，它的腐败、从属心理和基本非生产的本质，使它注定会接受诸如代表跨国公司利益的代理、股东、经理、法律顾问等等的初级职位”。

当然西非缺乏超领地的区域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区域民族主义没有物质基础的支撑，是区域民族主义意识逐渐弱化的客观原因。“现代大规模生产和工业经济是世界各国民族主义向上发展的必要条件。”西非独立运动的领导者诉诸领地民族主义，不能不说，也是一种理性选择，同世界各地的现代化民族主义者一样，是“试图把凝聚力强加于正经历现代化的社会之上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可能是在整合经历现代化过程的社会的一种最为成功的形式。西非独立运动领导者是要借助各个领地相对好的一体化基础，来实现现代化。领地民族主义并非目的，而是非洲实现现代化的工具，通过这个工具构建西非民族主义的物质基础。

然而，这种领地型民族主义从诞生时起就先天不足，仅仅是一些过于自信的“少数”精英试图在殖民宗主国划定的领地内复制出资本主义的欧洲式的民族国家，因而非洲的多数国家独立后的政权建制丝毫不顾及非洲本土历史经验。这样，非洲摆脱殖民统治创建自己国家时，无论国家的经济基础，还是政治架构与社会构造都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加纳在独立后，没有了殖民主义这样的明显的敌对者，民族主义失去了魅力，而恩克鲁玛试图以泛非主义的意识形态遏制基于本国局部的或族群地方民族主义的影响也遭到了失败。尽管泛非主义在非洲独立前曾对非洲民族主义的产生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并在非洲各国独立后有助于非洲各国友好相处，对各国国内的部族主义却无能为力。

追求独立的西非民族主义者深受西方宗主国文化的影响。非洲民族主义的先驱之一杜波依斯对法国在所属非洲殖民地实行的同化政策颇有赞赏，他举的一个西非姑娘的例子非常生动地再现了非洲人被西方文化所俘获的情形。法属西非的早期民族主义者布莱兹·迪亚娜（Blaise Diagne）的话同样暴露了西非民族主义者的西化倾向，他说：“我属于那类信仰法国传统的人，相信唯有法国的传统才能把法兰西和她散居于海外领地的不同人种或种族团结起来。”并且他认为只有在殖民体系内非洲才最有可能取得成功。法属西非领地的领导人相对英属西非领地的领导者而言，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程度更深，这是法国同化政策与英国的间接统治政策的些微不同造成的。而早在1824年就已宣布独立的利比里亚，直到20世纪90年代一直由美国黑人移民的后代掌权，这些黑人后代完全把美国的种族隔离那一套制度移植到了非洲，制造了美洲后裔黑人与土著黑人之间的对立——曾为白人奴隶的黑人成为压迫土著黑人的“奴隶主”。这的确是人类发展的一种悖论，当然也见证了要摆脱居于统治地位的文化影响的难度。

受西方教育最少的几内亚的塞古·杜尔敢于领导几内亚对法国说不，并率先独立不是偶然的。雷·瓦因（Le Vine）的话刻画了西非独立运动的领导者的文化局限，因为他们曾“积极主动地接受法国的政治传统教育，已经习惯于法国的法律、体制、规范和形式”，所以“不大可能拒绝培养他们的政治文化”。面对处于强势的西方文化的侵略，文化积淀较浅的非洲对西方文化缺乏应有的批判精神。他们在继承殖民遗产的同时，“丢掉了自己的优点”。这或许是美国学者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中不把非洲文明视为一个独特的文明的原因。

正是西方的教育加强了非洲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内聚力，尤其是在争取非洲独立、追求现代政治文化价值观上，他们的确显示了共性。因为所依靠的反殖反帝基础是族群，加上宗主国分而治之的策略、权力的诱惑、各种权宜之计的考虑、个人的不同视野、影响力和禀赋气质，西方不同社会思潮、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表面上的共性就荡然无存了。即使是殖民时期某些有利于整个西非发展的设置、体制也被弃置一旁，如典型的法属西非联盟、法属赤道联盟。显然，这两个联盟的解体与法国关系很大，但毫无疑问，多数非洲领导人主观上也希望获得在各自的领地内的独立，而不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联盟的独立。当然，客观上非洲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在组织与影响力方面也仅限于各殖民领地，且主要是城市。殖民宗主国并没有消灭西非的传统精英即酋长，反而通过所谓间接统治的方式使传统精英与受过西方教育的现代精英彼此制衡，前者满足于既有的社会地位、相应的报酬及权势，并“垄断着大众的忠诚”；而后者既没有赢得大众的支持，也没有对非洲人自我领导充满信心，倾向于保守、谨小慎微、与宗主国保持合作。独立领袖们未能克服狭隘的政治视野尤其是文化教育背景的限制，没有打破殖民大国分而治之的阴谋。

2．独立运动与主权国家的建立

在西非争取独立运动的过程中，西非各领地独立领导人在独立的时间、方式、政权的性质上的分歧很深。在斯克尼科（Skurnik）看来，这种分歧产生的原因来自三个方面：西非在被殖民者进入前的分裂状态；法国殖民时期的经济发展及贸易方式削弱了西非各领地之间的联系，强化的是西非各领地与法国本土的不平等关系；法国同化政策对非洲精英的消极影响。第三方面在历史的紧要关头非常关键。法国的同化政策不仅使得非洲精英们难以独立思考，而且法国政治生活的消极面、政党之间的左右分歧在非洲精英们之间打下了一个“楔子”，而且这个楔子被打入的时间“正是非洲政治生活处于萌芽时期”。

不能说非洲没有人警惕，如塞古·杜尔在1958年9月28日的演讲中指出，法国的基本法及其1958年的宪法改革是想破坏非洲的团结，削弱非洲政治斗争的潜在力量，降低非洲政府的权威。非常明显的是法国政府一直试图强化各殖民地对法国的依赖，在其殖民地追求独立过程中，没有把权力移交给联邦大会， 1958年的宪法甚至没有承认法属西非联邦，1959年联邦被正式解散了。

法属西非联盟的成立与解体都是基于法国的利益，成立之时没有考虑非洲人的利益，也并没有试图借助该工具促进非洲不同领地之间的联系，无论是1956年的基本法还是1958年的宪法，都反映了法国政府想继续以某种便利的方式统治殖民地又不固守原有统治方式的灵活性。法属西非联盟虽然最终解体了，但其客观上起到了加强法属西非各国合作的作用。法语西非国家独立后不久建立的各种合作组织就是这种客观作用的体现。法属西非联盟的解体为西非国家的区域合作和一体化的开展提供了两点教训：第一，那些不是基于西非人自愿创立的合作形式，其存在形式及前途也不取决于西非人；第二，西非人应该学会利用一切有益于区域合作的组织形式，发挥区域组织的优势，不管这种合作形式最初的发起者是谁，动机如何。

除了独立运动领导人未能很好地驾驭领地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外，他们在各自的领地内，也未能驾驭好内部的分歧与斗争，如威廉斯（Williams）所指出的尼日利亚独立时的南北地区差异、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宗教矛盾、约鲁巴人和伊博人之间的部族矛盾、长者与年轻者之间的矛盾和受过教育者与未受教育者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与激化使得尼日利亚独立领袖们在独立时期把精力更多地放在了解决这些内部分歧上，而不是与英国的讨价还价以获取最大的利益上，更无暇顾及与其他英属殖民地及法属殖民地的沟通与联系。冈比亚的独立更能说明问题，作为一个当时仅有30万人口的英国殖民领地，冈比亚并不想独立，而是想保持与英国的永久联系，却被英国拒绝了。英、法的殖民统治加深了西非人彼此之间的猜疑，塞内冈比亚联邦、塞内加尔和马里的联邦设想都流产了。

非洲国家的贫困与被边缘化的内因中最重要的是“非洲国家缺乏既了解本国国情、有丰富治国经验，又能为国家而努力奋斗的领导核心”。这个时期把非洲人团结在一起的是他们受压迫的共同命运，是外部帝国主义这个敌人，当时的乐观主义遮盖了非洲人内部之间的分歧。非洲人当时也没有倾注更多时间去思考理想的政府形式，仅仅认为从外部势力中夺回主权即可，而忘记了主权的思想不是产生于非洲本土，非洲人需要去培养主权意识，非洲人需要将这种现代政治概念融合进非洲人的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非洲人需要全面地正视殖民帝国主义留给非洲的政治遗产和文化影响。殖民主义入侵时的西非还没有形成稳固的统一政权，准国家形式、部落酋长制等同时存在，相互之间的地理界线并不明确，社会整合的程度有限。但是非洲的多数精英分子没有认真加以思考，去实践，而是把获得独立看作了权力的简单转移。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们往往在西方受到教育和培养，渐渐感到西方国家所倡导的政治原则并未运用于殖民地国家，这种不公平激起了他们的愤怒，进而促使他们反抗殖民统治。在民族解放运动的组织过程中，他们已经借用了西方政治体系的原则和方法，这便成为后来建设国家政府的雏形。这些非洲精英对本土政治、经济、文化的自信心不足，同时也缺乏治理国家的经验。

但是另有学者认为，西非国家独立时对领土现状的维护，直接源于西非国家体制和结构的缺陷，即国家相对于置身的社会来说是软弱的，承认领土现状，实际上是这些虚弱的国家的一种理性战略。这种分析是预设国家的存在，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假设的国家仅仅是维持殖民统治的一套行政机构而已。西非独立运动相比世界其他地方而言，非洲人民大众的参与、动员是不充分的，也是不成熟的，即独立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外在因素：席卷世界的非殖民化进程、二战后英法实力的衰退、亚洲国家独立运动的胜利等。这种内在参与的广度和深度的缺乏既是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展迅速使然，也是西非独立运动领导者主观努力不够的结果，这是西非民族主义者的两面性决定的。

霍布斯鲍姆关于国家创造了民族而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西非的人民认同了殖民行政所创造出的一个行政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塑造自己国家的民族性。结果，一方面这种领地基础上的国家民族主义妨碍着西非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另一方面西非的民族主义者没有尽力去创造有利于“西非国家”的条件，没有能使源于泛非主义的区域意识深入人心，没有加强西非区域意识的社会基础。

世界许多族群问题的产生源于某个族群在现代化过程中感觉到自身权利被忽视、被边缘化的危险。族群问题诉诸的是传统与文化，但追求的是现代主权国家，或者说，以文化民族主义为动员，以政治民族主义为目标。19世纪的拉丁美洲民族主义、德国民族主义；20世纪的亚非民族主义运动都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的民族主义同样有这个特征。

在非洲争取独立运动的过程中，被动员起来的不是一个单数意义上的身份，而是一个复数意义上的身份，这些身份并不是固定的，任何人可以随时依据需要选择其中的某一个，或者同时对这些复数身份进行认同。这些复数身份可能是以部族、地区、区域、非洲大陆为依托，也可能以文化、宗教为诉求，但是最终是以领地为中心的地区身份被独立运动领导者加以利用了，虽然其他身份因素仍然起作用，但在独立时，行政区划上的领地身份是主导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冷战的国际政治经济的大环境下，民族主义与独立运动相结合，民族主义的领地性或者国家性战胜了民族主义的区域性。这就是伊赞维所指出的，“独立不是西非解体的结果，而是其原因所在”。阿桑特的论述进一步加强了伊赞维的这个观点，“正是摆脱了殖民枷锁获得独立后的西非国家面临的民族建设问题妨碍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努力”。这样，针对推翻殖民统治的独立转化为宣示主权、巩固政权的独立，或者说由曾经的一致对外的努力，转变为专注于彼此之间以及各自内部的政治斗争。

应该说，西非各国独立后，西非国家领导人或者说统治精英（不限于原来的领导西非民族主义运动的知识分子，军人也包括在内）对独立时的选择所带来的缺陷并非不警醒，他们尝试了各种区域合作和一体化的努力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