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热”的背后

2007年12月14日下午，由深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办、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承办，题为“‘国学热’的背后”的学术沙龙在深圳大学文学院会议室如期举行。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景海峰教授、王立新教授、王兴国教授、段书伟副教授、赵东明副教授、黎业明副教授、杨东林副教授、左江副教授、问永宁博士，深圳大学管理学院肖俊副教授等十余位学者及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的部分研究生参加了此次会议。

下面将与会学者的主要观点作简要介绍。

段书伟副教授认为，所谓“热”与“冷”是相对的，从五四以来抛弃传统文化，到现在渐渐回归并反思，文化本身就是呈波浪形态前进的，国学也是如此。

赵东明副教授就国学的界定问题作了一番探讨。他指出，现今很多所谓的“国学”都并非真的国学。儒学、儒教等与宗教、价值观有关的东西“热”了起来，而小学（训诂学等）仍然难以“热”起来。

段书伟副教授补充说，训诂学等小学是作为一个附属学科存在的，当人们需要去阅读古文献的时候，或者也能“热”起来，只是目前没有这种需求而已。

景海峰教授将他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内刊》上的一篇学术文章《国学：从书本走向生活》向与会学者作了简要的介绍。他在这篇文章中把国学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他认为，国学的发展跟日本有很大关系。戊戌变法以后，一批人跑到日本去，包括章太炎在日本创办的一套。日本的国学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大概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产生了“国学派”。所以中国的国学有日本的学术影响和背景。当时章太炎在日本办讲习班，很自然用了“国学”这个概念。这个影响了后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国学讲习班模式。可以说，“国学”是对应“西学”产生的一种文化态度，所以，假若没有“西学”，便无“国学”这个词。因为“西学”是外来的，是新学，它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一种压力。当时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一些很落伍的东西，所以用“国学”而不用“旧学”，就有这个原因。后来的“国学”实际上有几个概念，就是有几个分叉。第一个就是“国粹”。“国粹”从刘师培和黄侃那拨人那里开启。五四时“国粹”被认为是一个文化保守的概念，有点反西方的味道。后来毛泽东提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也是受这么一个思维方向的影响。所以到20世纪80年代，这个话题一直延续下来。所以“国粹”这个概念保守的意义要强一些。还有一个是“国故”。“国故”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大学里面，尤其是胡适，他在整理“国故”上有很大贡献。很多大学里的学者，认为“国故”大有文章。“国故”实际上等于认为“国学”是一种历史的陈迹和材料，现在把它重新拿出来。“国故”是一个历史痕迹很浓的字眼。这三个概念，“国学”是比较中性的，“国粹”是比较具褒义的，而“国故”只是把它作为一种历史材料存在。从这几个词语可以看出当时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处理的方式上有所不同。这是第一个阶段，就是由当时在日本的一批人兴起的，像章太炎、刘师培。我们应该从整体上看待国学的兴起。

景海峰教授强调，第一个阶段还是在“西学”的背景下，国学有它自己的价值取向。这里归纳出三个特点：一是民族主义的心态和诉求，倡扬国学，于内有复汉排满之意，对外实为保国保种计；二是整体形式上的中西划界，中学不同于西学，故国学即是纯粹自身传统的叙事或者延续，不能被西学消融掉；三是对西学的拒斥感，略有接触，也是谨小慎微，对西方的东西承认得非常有限，处在一个“将迎还拒”的状态。新文化运动以后，国学基本上与社会绝缘了。章太炎时代，国学有一个“社会性”，它在民族主义的情绪之下，对当时的政治、社会各方面都有影响，有一个比较大的社会面。但是到了新文化运动以后，国学实际上收缩到了一个象牙塔里面——一些大学，包括当时的四个国学研究所，像齐鲁国学所等，这些机构实际上与章太炎时代的国学研究不是一回事了，它们渐渐地变成了“书斋式”的。这个时期的国学从形态上也概括出了三个特点。一是学院化的形式已成定局。国学研究被纳入分而治之的学科体系当中，当时研究这方面的很多学者都有留洋的背景，对西方的文化非常熟悉，他们的观念和治学方式是现代的，这跟清末的时候不一样，它是一个学院化的形式，而且它已经打入学术界。受到主流学术界关注的“国学”和大学体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民间讲习或者旧式学者个人的“单打独斗”虽然很多，但是对中国学术的影响很小，已成流风余波，影响微弱。二是在观念上和方法上，全面地向西方学习、向西方看齐，用西学的眼界和方式来整理古代的资料，形成所谓的“国故”之学。在学科建设上，和国外的“汉学”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与国外的学者有了呼应的关系，有了一个国际化的形态，而不是自己独立操持，这是在以前也没有的情况。三是在“国故”的理念之下，国学变得彻底书斋化、典籍化、材料化，和现实生活脱钩。这个情形从20世纪30年代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国学”成为学院内部少数人经营和操持的艰深的事业，而与社会大众无关，国学研究者可以不关心社会，一般人也不会去理会什么“国学”。

接着，景海峰教授又阐述了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我们现今的国学发展形态。显然，今天的“国学”不是要续接已经翻过去了的历史的那一页，也不是简单地回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学兴旺发达时的那般图景，更不是要借“国学”作为抵御西方的武器，像晚清国粹派那样半推半就、“将迎还拒”。在现代学术理念深入人心，各种制度化安排已经演变为生活的常态，学术研究的积累和学术规则的运转在学科化、专业化的范式下十分流畅的情形下，任何“复旧”的想法和企图都是不切实际的，也是根本行不通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谈论国学？或者说，为什么还会有“国学热”的出现呢？景海峰教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认为，有三个问题必须要厘清：一是传统和现代的关系，“国学热”可以说是对以往蔑视传统、践踏传统之社会风气的强烈反弹；二是中学和西学的关系，长期的“臣服”与“依傍”、唯西方文化为马首是瞻，造成了严重的“失语”和创新能力的低下，这成为当代人的心病，借“国学”之名以图范式之扭转；三是全球化时代所特有的身份认同的焦虑，既有百多年来民族主义情绪的延伸，也有文化同质化的挤压所带来的新的困顿，倡扬“国学”成为显现自身主体性的有效方式。

段书伟副教授提出，胡适等学者在20世纪初提出对传统文化进行清理，是20世纪的主流，也符合现今的学术走向。现今所提到的国学，恐怕带有更多的价值判断，有更多社会的因素在里面。

景海峰教授指出，现在国学的一股重要推动力量是政府，政府在传统国学的观点中找到一个意识形态的支撑。

段书伟副教授认为，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上提出的国家文化软实力概念，不仅包含马克思主义，也包括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传统国学，即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对现在的政治哲学也可以提供一种参照。现今中国面临“大国崛起”的形势，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无疑是提高国家综合实力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而国学的地位，也将越来越显赫。

王立新教授则对现今大量的“国学讲习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一些投机分子借此“国学热”的机会也狠狠地大发了一笔。包括现在的媒体，也越来越重视文化方面的事件和报道，以上次“儒藏”会议为例，媒体的关注程度也从一方面反映了“国学热”的问题。

问永宁博士认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价值观作为一股文化潜流在中国一直没有断过，包括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是如此。现在国学作为一种主流价值被正面化之后，便很容易得以“补偿”和“恢复”。并且，国学的回温也是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现今大众的需求开始从物质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而国学原先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贵族文化，被认为是提升品位和档次的文化支撑。

景海峰教授强调，“国学热”的出现和当前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也有密切的关系。国际形势的演变使得文化归属和文明亲缘性的寻取变得分外重要。

问题指向了国学的出路。景海峰、杨东林和问永宁等几位学者认为，真正学术上的国学不但没有“热”起来，反而是萎缩了。现今国内各高校中，文史哲学科地位的下降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这个问题。

杨东林副教授提出，过去的学者是把治学与为人之道紧密结合起来，而现今大多数人却是在看“二手书”，并没有真正经过自己的思考，所以也就难以把知识和学术与自己的生命结合起来。

问永宁博士提及，国学的学术前景不容乐观。在不久前的“儒藏”会议上，来自各方的学者们都在担忧国学“后继无人”。他还指出，国学是个“大而无当”的概念。

而段书伟副教授则表示，国学有个相对的核心内涵，但其外延却可延伸至很远。不同的人，不同的背景，对国学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

杨东林副教授认为，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转型期，对于纷至沓来的各种东西都在进行试验，在“找”一种民族的价值观。学者们认为，对于“于丹讲论语”等社会层面上的“国学热”，我们应该审慎对待，诚然这些活动在把中国古典文化推广到大众中有着不可否定的功效，但我们也应认识到于丹等人的观点中存在许多对原著的误解和误读。

问永宁博士提出，周围的环境对于我们“国学热”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日本和中国香港、台湾等地区的国学研究开展得比我们好，无形中会对我们造成一种压力。

景海峰教授进一步说明，在全球化的时代，各种文明形态高度融合，各种文化模式也错综交汇，这就决定了任何排他性都是不可行的。所以今天所谓的“国学”和清末民初的情形完全不同，它并不是要严分中西，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对立起来，更不是要拿国学作为排拒外来文化的口实。恰恰相反，这样的“国学”需要在更大规模和更深层次上吸收人类文明的各种优秀成果。特别是在经受了西方文化的全面冲击和深刻洗礼之后，它的开放性、坚韧度、鉴别力和取精用宏的能量是以往时代所不可比拟的，也必能担得起任何的考验。他还指出，这样一种“国学”，不是讲堂上的喧闹，而完全是基于现实的要求，是和世界变幻的风云、时代发展的脉搏和社会大众的意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它不是知识分子在传统文化花果飘零之秋画地为牢的自我保护，也不是面对典籍化、材料化的“传统”，空叹无奈而遁入书斋的自我“放逐”。

景海峰教授认为，恰恰相反，这个“国学”是要改变过去那种只是作为学术研究之对象的身份性，试图从书本走向生活，从学堂走入社会，由学者说辨于口、皓首穷之的“材料”，变成大众默会于心、倏然从之的“行动”，从而成为一种鲜活的、有生命力的形式。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国学研究，时人以示与旧学问的区别，便有“新国学”之说，那个“新”是学术面貌的新，是研究的思想、观念和方法之新，说到底是“书本”上的新。而今天的国学，可以说是“新之又新”，它的“新”不是纯粹学术意义上的，而是向大众生活的转向，这是与以往的根本不同。在经历了近百年的典籍化、材料化的“悬置”之后，它渴望走出书斋，重新回到大地，找到深深扎根的土壤，在火热的现实生活当中发出耀眼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