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出口导向型增长的远离

经济发展的首要特点是将人口从低劳动生产率的农业部门转移到城市就业。在城市部门物质资本的可及性确保了有更高的收入和能够更有效地获得基础服务。这要求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至少在初期有基本的（主要是初等的）教育和培训。这些条件的满足能够提供适于从事轻工业生产的劳动力。如果中国的产权保护和出口基础设施服务是充分的，经过充分培训的工人的可获得性就能够吸引来自国内储蓄和国外直接投资的资本。在“东亚模式”中，大部分来自农村的移民进入了制造业部门，尽管有一些进入了同样得到扩张的建筑和其他服务业部门。在最后阶段，从中等水平向高等水平人均收入的转变需要进一步的教育和培训，以适应复杂服务业的增长。

出口导向型增长的优点

在“东亚模式”的早期阶段，轻工业产品地区性供给的增长会超出本地需求。轻工业的比较优势是通过贸易开放实现的，因此国内劳动力通过出口进行了转化。很明显，这一变革同样使得那些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贸易伙伴受益。这是因为国际贸易条件的变化对他们而言是正向的：轻工业进口品很便宜，而他们所出口的技术密集型耐用（消费和资本）品会有更高的需求。并且，由于这些发展中经济体以这种方式进行的对外开放为一体化的全球经济进一步提供了低技术水平的劳动力，FDI的机会就很丰富，而这些工业化国家的储蓄者可以因此获得更高的回报。特别地，“东亚模式”还提供了高储蓄的家庭和企业，他们为全球经济供给了超额储蓄。这些超额储蓄为工业化经济体以增进经济增长的方式进行投资和政府支出提供了融资。

向内看的选择

“东亚模式”的变种作为贫穷国家进行赶超的占主导地位的基础原则已经有一个多世纪了（Dooley et al., 2004）。那么为什么中国现在应当选择“向内看”？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不可避免地，中国将会停止依赖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并以日本、中国、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之前的方式向复杂产业链的上游移动。这通常伴随着农村向城镇移民的放缓和真实工资率的加速上涨——刘易斯“转折点”（1955）。对于转折点的临近仍然存在激烈的争论，经过最谨慎考虑的证据显示中国可能距离刘易斯转折点仍然很远（Cai, 2010; Golley and Meng, 2011）。尽管如此，与中国的“一胎”政策相关的人口转型确实加速了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并且劳动力成本在近些年也确实急剧增长了。即使劳动力收紧的过程是平滑的，与此相关的向较缓慢增长的转型仍然可能是突然的和具有破坏性的，像日本在1980年代晚期所经历的那样，因此，中国政府寻求确保平滑的转型是有可能的。

第二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出口流入地区的增长已经放缓。如果仍然以当前的速度出口，将增大贸易条件进一步快速恶化的前景，因此，中国可从出口导向型增长获得的好处就会更小。第三点是由出口目的地国家对过去十年中中国经常账户盈余的反对和对中国政策所感受到的不公平以及贸易伙伴国在制造业上的就业损失所带来的政治压力。当大量的中国工人进入现代部门这一过程被认为与西欧和美国十分之一的非自愿性失业相关时，对中国出口的政治攻击和一般意义上的反华仇视就更容易发生。这种关联性在政策辩论上有很高水平的支持，特别是在美国（Bernanke, 2006; Krugman, 2010）。

西方的激烈反应本质上是重商主义的，并且大部分都指向中国的汇率。在美国认为中国操纵汇率的看法源于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角色以及由于缺乏竞争而要求进行货币贬值时所面临的困境。在1980年代，这种怒气撒在了日本身上，导致了广场协议的签订以及日元的大规模破坏性升值（Goyal and Mckinnon, 2003; Hamada and Okada, 2009），并且最终导致了美国“1988年汇率与国际经济协调法案”的出台，这一法案将美国对货币操纵的“防御”正规化了。贫困和与此关联的低工资水平在美国的政策辩论中被看做不公平的贸易优势而不是被看做由扩大贸易来解决的问题。人民币对美元的潜在真实汇率自2004年以来已经大幅升值并将继续升值这一事实似乎并没有引起美国方面文献的注意（Tyers and Zhang, 2011）。

最后，中国正因为政治权利缺失和其对待藏族和回族等对现状不满的少数民族的方式而遭受持续的批评。这些批评有时是正当的，但是通常源于对中国成为潜在战略对手的恐惧，以及对附加的政治和宗教权力的维护会在这样一种竞争中削弱中国的想法。尽管对中国政府及其政策的外部批评有时候是出于良好的意图，但大多却是出于排外目的并且是在忽略和漠视中国增长对西方所带来的巨大收益的情况下频繁地做出的。然而，在中国内部，不平等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政治问题，而通过投资来“转向内部”的做法已经作为一种将增长的成果转移给发展滞后的地区和农业部门的获得了正当性的方式。

增长的内部来源

对增长的潜在内部贡献有很多，包括在创新领域和人力资本增长方面改善了的政策执行（Robertson, 2011）以及迁移工人的城市化（Song et al., 2010）。接下来的部分所关注的焦点是增长的一些特定来源，它们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自然继承者，将推动中国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转型。

给定在2008～2009年全球衰退期间中国激增的公共投资的显而易见的成就，政府自然被引导将扩张的政府活动看做未来增长的一个内在来源。并且发展中国家对作为增长基础的公共品供给的不足十分常见。就中国的情况而言，这些公共品包括支持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设施和监管机构、交通运输和通信设施、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环境保护。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政府是幸运的，它于1994年实施了一项明智的税法，使其得以获得不断增加的经济活动份额。这意味着中央政府的税收以快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速度增加，而正是这一点允许在不增加财政赤字的情况下实现公共投资的大幅增长（Jia and Liu, 2009）。因此，依赖于挤出的程度和储蓄者中的李嘉图等价是否成立，政府活动的上升可能通过减少家庭收入在国外资产和产品上的支出来帮助扩大中国的GDP。家庭收入投向国外资产和产品会支持国外总需求而非国内需求。然而，除了相对短期的一次性的总产出变化之外，还不清楚扩张的政府活动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

一个重要的、未被利用的增长来源是将产业改革扩大到重工业和服务业。这些部门的国有企业受到了相对保护，阻止了大的外资所有权。其结果之一是这些企业——为依靠更具竞争性的轻工业出口部门的发展而快速扩张的经济体提供基本原材料和服务——利润丰厚（Lu et al., 2008）。与此同时，这些企业以上缴红利的方式给予中央政府微不足道的回报，使它们的利润并没有再分配给它们的公共所有者。相反，它们的利润被用于再投资了。结果，储蓄或消费这一部分国民收入决策被从家庭手中剥夺了，极大地增加了中国的超额储蓄——超过中国GDP的一半。

巨大的潜在增长存在于对这些垄断租的再分配。对这些垄断租的再分配将会使中间品更为廉价并能够培育总产出增长，同时提高私人消费。许多可能的手段可以实现对垄断租的再分配，其中的一些已经被尝试过。

（1）纯私有化。将国有企业利润返还给私人家庭并培育消费，提升对中国产品和服务的国内需求。

（2）国有企业分割。将会施加更多的企业间竞争从而减少成本加成。

（3）对国有企业定价更严厉的规制。至少在理论上可以迫使企业以平均成本定价，消除垄断租和降低价格水平。

以下各节的分析对这些选择进行了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