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中国以外存在一个广泛的共识，即认为中国的增长将会，而且应当更多地以不断上升的家庭消费而非出口来支撑，此共识近年来得到了中国国内的认同。虽然国外的看法是中国出口导向的增长为其改善对外贸易条件，以更低的成本进行投资，融资和政府支出做出了显著的贡献。这种看法背后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似乎是对不断下滑的总体经济绩效的担忧，至少与中国相比有相对高的失业和显而易见的制造业“外包”状况。

然而中国增长给全球带来的利益是脆弱的，而且创造了这些利益的中国体制面临着潜在的、引起不稳定的内部和外部威胁。基于这一原因，隐约出现了广泛出现于其他发展中地区的“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2010）。像国外针对持续的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的政治敌意一样，贸易伙伴经济体的糟糕表现明显地给中国政府带来了压力。在内部，存在一个不断收紧的劳动力市场，预示着以出口导向为标志的增长自然终结的刘易斯转折点。此外，有理由认为增加了的公共投资和培育增加了的私人消费在当前有巨大的政治价值。中国制造业扩张的高环境成本还没有被完全考虑到，同时还有与存在于国有部门的垄断租金相关的、扩大了的收入不平等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将存在政治上的困难。这一不平等与中国外围的社会经济分层是同步发生的，该分层已经导致了增加了的阶级、民族和地区冲突。

已经有力地摆脱了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所存在的中等收入“减速”是不断引起更多兴趣的主题（Easterly, 2001; Eichengreen et al., 2011），焦点是存在于自然减速和过早停滞之间的差别。由于递减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回报以及减弱了的“赶超”投资激励（Lucas, 2000），穷国在接近全面工业化的收敛过程中会出现自然减速。而强大的反对最后赶超阶段所必需的经济政策改革的既得利益的存在则会导致过早停滞（Haber et al., 2008;Riedel, 2011）。减速被视作“陷阱”的那种观念源于集体利益和领导集团利益的分歧，后者与抽租行为（腐败）相关。抽租行为（腐败）会在真实人均收入水平达到中等程度时达到巅峰。

如果确实如此，那么阻碍中国未来增长的垄断租和既得利益存在于何处？“内转”会加剧与减速相关联的风险吗？金融部门是垄断租和既得利益的所在地之一。非常高的储蓄给金融部门在不同的投资机会上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提出了挑战。这一过程中的许多薄弱环节部分源于对国有金融机构的保护，已经引起了相当程度的注意（Riedel, 2007; Walter and Howie, 2011）。然而从减少受保护经济部门垄断租金的进一步产业改革中可能得到的潜在收益超出了金融部门本身，包括了相对受到保护的国有重工业和服务业。由于政治敏锐性，产业改革较少渗透到这些部门。如果这些改革是内向型增长所要求的，那么实现这种增长在政治上就会是困难的。然而，这种改革为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有效的替代，这种替代的增长方式同时有助于变革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结构。

还有许多其他实现内向型增长的方式，包括十分重要的支持国内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政策和制度发展。这些是稳态增长的引擎。在本章我们关注那些在后出口导向时代能够进一步转变中国经济结构的替代性选择。这些选择包括扩大的政府和进一步的产业改革，这其中有纯粹的私有化、国有企业（SOEs）分割、价格帽管制以及重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使用中国经济的一个数学模型，本章对这些转型的经济影响进行了评估。该模型捕捉到了国有寡头垄断企业的行为和下一步产业改革的影响。结果显示内向驱动型增长的最大潜能，正如所预期的那样，存在于重工业和服务业的进一步改革。模拟结果表明进一步增长的最好前景是使用更紧的价格帽管制以打击垄断租和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提升服务业生产率。其中第一点会遭到当前享有垄断租的那些人的抵制，而第二点则抑制了中国政府保护服务业免受外资影响的愿望。

第二节评论出口导向型增长的相对优点，指出中国选择转向内向型增长的原因和讨论内在产生的变革性增长的来源。第三节回顾了中国经济的具体结构，以及总体绩效相对于真实汇率的敏感性。第四节描述了使用的模型和数据库的构建。第五节比较了内源性增长的几种情景。第六节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