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代的激流中

一九二一年，我回了一次家，这是我到北京后第一次回家，也是最后一次回家。这时我的父母分了家，母亲带着祖母和弟弟过日子，父亲不知从哪里接来一位年轻女人同住，母亲就更加伤心了。这时，母亲让我结婚，可能是母亲这颗受了伤的心，以为当了婆婆，有了儿媳妇后，父亲会对她好一些。为了给母亲以安慰，尽管我多么不愿意，也顺从了她。可是我从此对这个家就更无好感，再也没回去过。

由于对封建家庭的厌恶和憎恨，由于自己的贫困，我渐渐感到造成这困境的根源是那个旧社会。所以，我很快就接受了五四反帝反封建、反对旧文化、主张新文化、主张民主和科学的新思想。我当时积极地参加学生运动。学校成立学生自治会，我被推为理事，学生自治会用的宣言，也多是我写的。每次游行我都参加。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在中央公园（后改为中山公园）开追悼会，治丧委员会找我画了一幅大的中山先生像，挂在社稷坛石牌坊上。送葬时，千万人沿着东西长安街随行，这也是一次反对北洋军阀，反对封建、主张民主的群众空前大示威。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学生为反对段祺瑞执政府，举行了游行，到执政府前请愿。美专学生自治会要我到北大找人，找谁我已忘记了。等我回到铁狮子胡同，学生队伍已在执政府门前，卫兵把两边的铁门关上，即向学生开枪，当场打死了美专学生会主席姚宗贤和其他各校几十人。第二天，我们抬着死难同学姚宗贤的遗体，游行示威，沿途高喊口号，反对段祺瑞。

一九二七年三月，李大钊等被捕，同时被捕的有美专学生谭祖尧。他同我，还有赵其文、丁月秋、李琬玉等是好朋友。我们有时在美专聚会，有时在丁月秋的住处云南会馆见面。谭祖尧很忙，不大到学校来。来时都是谈反对军阀，反对旧社会的问题。他和李大钊等被绞死后，李琬玉、丁月秋和我给他收了尸，然后把他送到四川义地（在宣武门外牛街南的一个胡同背后）掩埋。我还记得，在埋葬时，不知按照什么习惯，我还先穿了一下他的寿衣，然后再给他穿上，他脖子上那道深深的绳勒的伤痕，至今还清清楚楚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五四掀起的运动，一直在蓬勃地向前发展。那时除因一些共同的主张，如反帝反封建、反对军阀的各种游行示威外，各校又常因本校自身的问题引起学潮。一九二三年夏，我们学校的校长郑锦先生趁着暑假把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员陈师曾、吴法鼎、李毅士等五人辞退了。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为什么。开学后，学生要求请回这几位教授，但校长不同意，学生就举行罢课。校方乃开除了大学部学生十四人，中学部开除了一人，就是我，共十五人，多数是学生自治会骨干。同学们封了校长室，不让校长办公。于是他又开除了三十个同学。这样一来，学生乃占领学校，关闭了校门。军阀政府教育部三次任命新校长，都未得进校。到一九二五年，林风眠先生从法国回来任校长，取消了开除四十五名学生的决定，学潮才算平息下来。

那时我的兴趣很广泛，我学画、爱雕刻，又喜欢文学、历史。我们学校的大多数同学参加政治活动很积极，但对于新文学活动，有兴趣的人不多。这也许是因为美术虽属文艺，但它的形式和语言文学不一样，需要认真地练习基本功，需要同纸张、画布、颜色打交道，而这些都是很费时间的。因为我对新文学有兴趣，所以我认识了一些青年作家，我也常常参加校外的文学活动。我对郭沫若的《女神》、对郁达夫的小说十分欣赏，一天都不漏地阅读鲁迅在《晨报》副刊连载的《阿Q正传》等。鲁迅在北大讲《苦闷的象征》时，我都去听。我记得，我的第一个文学界的朋友是柯仲平。他也很穷，住在西城区一个庙里，他作新诗。每当我们聚会，他便高昂地朗诵自己的新作。后来我每逢听到诗朗诵，就引起对柯仲平的回忆。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我陆续写的短篇评论，有《艺术上的批评》、《现在的国画》、《敦煌石窟的壁画》、《严沧浪的艺术论》、《石涛的画论》、《画家的革命与作风》、《评画与看画》等约二十篇，一部分登在北京《晨报》，一部分发表在《现代评论》。这些评论贯穿一个主要思想，就是主张改革、主张创新。那时北京中国画界的风气，主要是尚古，摹仿古人，以古画的意境、笔墨作为评价艺术作品好坏的根据。而我认为这恰是中国画衰落的一个主要因素。我曾在当时写的文章中说，为了挽救中国画的衰落，“第一须破历来以‘临摹’为法的一道”，而“开发以表现作家自己的独有作风”。我在另一篇文章中主张：“……借题材兴起自己的热情，出之以表现自己，是艺术的正轨，是大作品产生的根源。”在当时的中国山水画界里，谁的画若是稍越古人法度、笔墨，有所更新，就被认为是不合传统的坏画。“齐白石是个木匠，不懂画、不会画”，这是当时另一个著名画家给他的评语。为什么不可以越古人一步？我想不通。在一次中国画课上，我画了一张没仿效古人的山水，教课老师随后就在上边批了“不伦不类”四个字。如果必须是古人的这一伦、那一类，还能有什么创新进步呢？到了六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画如何向前发展，我觉得并没有很好地解决。我也曾试写过短篇小说，如《生之折磨》、《星期日》、《长城上》。一九二七年夏，我离开北京去南京、杭州，又写了短篇小说《惨白的湖光》、《荷花池头》等，大部取材于自己少年时代的感受，当然也有虚构。自一九二八年起，由于我想专力从事雕塑工作，就再也没有写小说了。

可以这样说，我在北京这七年间，学画、搞文艺和参加学运，成了我生活中的三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学运和文艺使我感到了精神上的充实，不像先前那么孤寂和凄清，而创作的微薄稿资，使我的贫困生活也有所改善。

我到北京三年后，贷金就不给了。自此以后，我靠半工半读过日子，生活很苦。有时替人刻蜡版，有时又教小学美术课，靠此糊口。就这些也是时有时无，有时连买烧饼的钱也没有，就得欠着小铺。我的鞋前头破了，走路都不敢抬脚，一抬脚，鞋头像鱼嘴张开，脚趾头都露出来。偶然一次，同学请我吃了顿鸡蛋炒饭，就觉得香得不得了。后来西城中学找我担任图画教员兼刻蜡版，给三顿饭，还允许在学校住宿，但没有工资。文章稿费使我有点钱，可以零用，但也不是经常有。到了一九二七年夏，我毕业于艺专西洋画系。这时北伐军已到了武汉、南京，张作霖在北京更加疯狂，把艺专封闭了。艺专早已同意留我当助教的计划落了空，我工作的西城中学宣布停办，我虽还可以住在里边，但没了伙食，这是我经济上最困难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