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谋生

到了九月份，我实在无钱，工作也找不到。一天，午饭买了两个烧饼充饥，晚上再也没有办法了，无可奈何，我硬着头皮去找艺专的一位秘书。我老实地对他诉说了我的困境，他留我在他家吃饭。大约晚上九点钟的光景，我回到西城中学，守门人告诉我，有人等了我好久，现已走了。我没在意，正准备睡觉，那人又转回来，他是画家凌叔华（《现代评论》的主持人之一）派来的。凌叔华曾请我为她藏的明末清初画家傅山的一张山水写介绍文章。我写了《傅山及其艺术》登在《现代评论》上。我毕业失业，也曾托她找过工作。她送了我三十元的稿费，并在附来的便条上写着：“在北京找工作没有希望了，丁西林（当时北大理学院教授、《现代评论》的主持人之一）先生明早赴沪，建议你同他一起去罢。”我立即收拾我的画具和仅有的一点衣物，到了丁家。第二天就离开了生活过七个寒暑的北京，去了上海。

我在上海正如我刚到北京一样，人地生疏，住在《现代评论》的上海编辑部。编辑部的人都是白天不在，我也无处去。此时，音乐家肖友梅先生也住在那里，他曾是北京艺专音乐系主任，认识我，有时他就带我出去参观。大约住了十天，我仍找不到工作。十月，张奚若、钱端升两先生去南京，我也一道去了。

我到了南京，去找闻一多先生，他正在南京大学教学。他听了我的叙述后，很同情，不仅留我住下，而且介绍我到文学院当助教，但未成功。我不能老吃住在闻先生家，我又去找张奚若。他这时是大学院高等教育司司长，他把我介绍给该院人事部门。这个部门大概觉得我是学画的，没有什么用处，就安排我在油印组，做些刻蜡版之类的工作。我好像掉进了蜡版堆，每天刻写了又刻写，油印了又油印。我是一个学画的，总想画画。因此，我只好利用业余时间或是星期天，到玄武湖、莫愁湖、秦淮河等处画风景。我记得这时我还写了《南京栖霞山的雕刻艺术》等文章，并且发表了。

这个时期，蔡元培先生主持大学院工作。大学院刚成立不久，工作人员也不多，办公处是一个四合院，大家出出进进，很容易碰面，也常遇见蔡先生。他总是很和善地同遇见的人谈话，没有任何架子。我在北京时，就知道蔡先生提倡以“美育代宗教”，在北京大学内还设立了“画法研究会”。听说许多科学家、哲学家、文学艺术家，都曾在早期受到他的帮助，得以学成。但我同蔡先生无亲无故，又不是他亲教过的学生，所以虽见面，也不敢贸然地去同他说话。一天早上，我在院子里又碰见了蔡先生。我鼓起勇气，上前对他说：“蔡先生，我想去法国学雕塑。”他听了很高兴，并说，我们国家还没有派过人出国学雕塑。我请他下道命令，让江苏省派我出国（那时我的家乡属江苏）。他说：“命令不便下，但我记着这件事，等以后看机会。”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我觉得事情成功的可能性不大，也就不再放在心上，仍然天天刻蜡版。

这一年十一月，林风眠先生也到了南京。蔡先生同他很熟悉，也很器重他，即在大学院建立了艺术教育委员会，并委任他担任主任委员。林先生同意把我调到艺术委员会工作。这样才结束了我刻蜡版的“生涯”。

艺术教育委员会成立，没有什么事做，就向蔡先生建议创办一个艺术学院。他很赞成这个意见，并说杭州风光很美，是个画画和培养艺术人才的好地方。于是林风眠便到杭州去，选定了背靠孤山、伸延到西湖里的一座犹太人建的“哈同花园”的房子做校舍。

一九二八年，杭州国立艺院正式成立，林风眠任校长，教务长是林文铮，教授有潘天寿、吴大羽等人，我是助教。有学生三十多人。四月中旬举行开学典礼，蔡先生从南京到校参加开学仪式，并讲了话。这时，我又去找蔡先生，说自己还是想到法国去。蔡先生微微点头说：“我记得这件事，待有机会，就派你去。”约一个月后，我果然收到大学院的公函，以“驻外著作员”的名义，派我去法国，月薪八十元。接到公函，我高兴极了。心想，这下可真能去巴黎了，但冷静下来一想，没有路费怎么办？八十元连买船票也不够。我又去南京找蔡先生。他说：“早给你准备好了，我再给中法友谊会写信，让他们给法国邮船公司联系，在船票上打个折扣，这样你就可以走了。”我听了十分感激地说：“蔡先生，谢谢您，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