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逻辑实证论与实用主义的交汇——美国经验实证主义的形成

以Moritz Schlick为核心的维也纳学圈（the Vienna Circle）于1922年成立于维也纳大学。倘若以1929年宣言的签名人为准，主要成员包括Bergmann、Carnap（后来任教于芝大）、Feigl、Philipp Frank、Gödel、Hahn与Neurath等人。后来，学圈扩大，包括了诸如在柏林的Hempel以及在美国的Nagel等人。根据1929年的宣言，此学圈有两项基本主张：一、科学只注重所有事物之立即给予的经验面向，必然是经验主义的，也是实证主义者的；二、科学的世界概念（world-conception）乃使用逻辑分析此一特别的方法而得来的，科学的目标是把逻辑分析运用到经验物质上，以成就单一科学（unified science）（Neurath, Hahn & Carnap, 1929:11；同时参看Bryant, 1985:110）。

后来，成员之中的Neurath成为学圈的灵魂人物。他是马克思主义者，相当重视社会学成为科学的可能性，宣称Marx的物质论乃是没有形而上色彩的纯粹科学，且只有无产阶级才是此一无形而上色彩之科学的持有者，因此，此一“科学的”政治思想与科学哲学的主张并不相互抵触，甚至有助于社会的进步（Neurath, 1931a, b,1944）。虽然并非所有成员都如Neurath一般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颇多成员（如Carnap、Reichenbach、Hahn等人）都有左倾的特征。只不过，正如Carnap所宣称的，政治态度并不影响他们的哲学讨论（参看Howard, 2003:35）。

Neurath眼中的科学是客观的，但是，它却一直在人们的讨论之中发展着，因此，对于经验世界本身，科学知识经常是处于未能充分决定的（under-determinated）状态之中，以至于通过逻辑与证据进行的理论选择也一样未足于充分决定，乃受到既有的社群（包括科学社群）如何选择所影响，而这影响包括政治性的考量，所谓进步的政治与社会目的自然也就可能是其中的考量了。总的来说，这样的考量基本上乃是史学与社会学的问题（Howard, 2003:41-46）。但是，就在这样具自然主义（naturalism）态势的驱动下，逻辑实证论在1930年代里为美国本土的实用主义者（如Dewey）所接受。只是，特别是到了1950年代以后，Neurath所展现的左翼社会思想并没有随着逻辑实证论的哲学论述一并为美国科学哲学家，尤其是社会学家们所接受。对此，Howard认为，一则，或许是因为当时所谓之“意识形态终结”的意识形态（即前面已提及之Bell的宣告）甚嚣尘上，已成为基本信仰，导致追随者刻意把这部分排除；二则，美国社会与文化的特殊情况使得追随者认为，维也纳学派的左翼政治与社会理念与其科学哲学观完全无关。至于真正的原因何在，实难肯定（Howard, 2003:46）。

逻辑实证论与实用主义的见解的融会点，落在语言与意义以及有关科学的肯证和先验命题上面。基本上，他们都涉及意义的肯证理论（the verifiability theory of meaning），认为只有经验可肯证的才具有意义。只不过，逻辑实证论者探问的是：假若世界是真实的话，它会是什么样的；相对的，实用主义者感兴趣的则是：假若我们相信某事（物），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准此，后者关心的重点在于对不同行动策略的选择，而行动则可以包括行进实验、冥思理论等等（参看Kaplan,1964:43-44）。

在这样之观点的导引下，至少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当科学家在寻找科学语言和方法的逻辑时，强调语言的形式逻辑以及特别是分析与演绎形式的科学哲学，很自然地会成为整个视域的基础（Giere，1996）。倘若借用Richardson的说法，其共同之处乃在于扬弃形上学与知识论，肯定哲学对现实社会（政治）与知识世界的贡献与价值。同时，语言之形式逻辑的确立，更是实现单一科学之理想的重要“道具”；哲学于是为单一科学提供了概念的桥梁，也提供了一种氛围（Richardson, 2003:16,18-19）。倘若审视那个年代之经验实征社会学的优势主导情形，我们自然可以理解，直到Quine的自然主义出现之前，何以逻辑实证论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扬光大，且延续到1950年代（参看Richardson, 2003:2-6）。

在此，让我们回到现实的历史场景。美国的南北战争尚有另外一层意义，它可以说是展现现代科技威力的一次重要历史经验。它拉开了近代科技战争的序幕，不只让威力猛烈的枪炮上阵，更是充分利用了铁路系统。毋庸置疑，随之而来的两次世界大战更是充分证明了科技（因而也是科学）的威力。尤其战后美苏两大集团对立，美国政府与民众更是体会到了科学的重要，它不只是发展技术的基础，更是捍卫民主与自由的物质要件。在此条件下，民主与科学被并置在一起来看待，而且美国政府也大力支持大学从事科学研究，民间甚至主张科学哲学既非专业哲学，也非专业科学，而是生活态度。于是，科学需要自由化（liberalization），自由主义（liberalism）也需要科学化（引自Howard, 2003:57）。

这样，来自Neurath之逻辑实证论（经验论）与Dewey之实用主义重视客观科学的社会（政治）因素和意义的双重传统，以《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这一期刊（创办于1934年）作为媒介，特别是经过Reichenbach与Frank等人的努力，一直保持着这样的论述传统。但是到了1959年Rudner接任主编之后，整个编辑方向改变了。根据Howard的意见，所以如此，并不单纯是因为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带来的校园恐怖的政治因素，更值得注意的是，Dewey与其追随者没有培养足够的学生来承继，而其他人（如Carnap、Feigl、Hempel、Nagel或Reichenbach等）则均有传人。尤其是进入1960年代后，美国成为代表民主自由阵营的领导者，再加上Bell等人宣称意识形态终结了，于是，无论就科学还是哲学而言，在政治上，均缺乏基本议题作为争论的基础，科学哲学的讨论因而进入“专业化”（毋宁说是专技化）的时代。Nagel的学生Patrick Suppes于1954年发表在《科学哲学》上的文章即主张，科学哲学家既非科学记者，也非谈论诸如心灵、自由意志、因果或决定论等等的具有敏锐之常识的一般人，而是进行有关科学之核心性质的哲学性（且是严肃而刚性）讨论的人（Suppes, 1954）。至此，科学哲学走入专技性的讨论，且逐渐式微（参看Howard, 2003:58-74; Giere, 1996）。但是，无疑，在1940年代中叶以后，逻辑实证论的基本科学观乃与经验研究的取向相结合、奥援，成为支持以经验实征为导向之主流社会学（中距理论）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