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疏忽：内涵、模型及其对经济分析的意义
——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里斯托夫·西姆斯学术贡献评介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西姆斯 (Christopher A. Sims) 教授与纽约大学的萨金特 (Thomas J. Sargent) 教授一起，因在对宏观经济中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方面所做出的重大贡献，而荣获201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西姆斯教授不仅创立了向量自回归的方法来阐释经济如何受到经济政策以及其他因素变化的影响，而且在近十多年来，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即理性疏忽 (rational inattention) 理论，以克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所存在的问题，这一理论已成为现代经济研究的最前沿课题，这方面的文献近年来迅猛增长。本文拟通过对理性疏忽假说的内涵、模型及其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等方面的梳理，阐述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并对西姆斯教授在这方面的学术贡献进行简要评价。
一 理性疏忽假说的基本含义
(一) 完全理性假说的非现实性
完全理性假说是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出发点，虽然有很强的逻辑性与工具理性，但这一假说与日常的经济现实有很大的距离。赫伯特·西蒙 (1989) 从“非现实性”角度批评完全理性的经济人观念，他认为传统经济理论的经济人，完全掌握所处环境的全部知识和信息，其偏好系统又是稳定的，因而绝对清楚自己面临的问题、全部的备选方案、每一种备选方案所产生的各种可能的结果，并通过理性的计算，在所有备选方案中选择最优解，以达到最佳的自我满足。西蒙指出，完全理性实际上并不存在，人们根本无法求得传统经济学所希望得到的最优解，而只能获得满意解，经济主体只具有有限理性。总的说来，完全理性假说的非现实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经济主体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会尽其所能追求利益最大化。但由于经济主体在生理和智力能力等方面的局限性以及外界事物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在进行经济决策时不可能达到完全理性的程度，至多只能达到有限理性的水平。(2) 理性预期假说认为由于信息作为一种资源是稀缺的，因而人们不会浪费信息，会利用现有的一切信息来进行经济计算。这一假设是以经济主体可以无代价地获得任何信息为基础的。然而在实际经济活动中，没有人可以无代价地获取和处理信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预期也就不可能达到理想的状况。(3) 即使经济主体拥有较充分的信息，但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环境，要他们完全符合经济运行实际的预期也是困难的。
(二) 理性疏忽假说的理论内涵
针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完全理性假说的非现实性，许多经济学家开始研究信息的不完全性，而西姆斯等学者提出了关于经济主体的行为的另一种假设，即理性疏忽，改变了传统的完全理性的行为假设，认为经济主体由于种种原因理性地选择了疏忽的经济行为。西姆斯所提出的理性疏忽理论放弃了信息成本为零的假设，认为由于获取、吸收和处理信息都需要支付成本，很多时候获取完全信息是划不来的，甚至具备完全信息之后人们根本无法进行决策，所以人们索性不去关注过多的信息，而只是摘取海量信息中的一小部分来形成自己的预期，强调人们故意放弃次要信息的主观因素，对经济主体的行为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西姆斯 (2003) 基于Shannon信息论阐述了理性的疏忽的内涵，认为信息处理能力构成了对经济主体的约束，由于处理信息能力的限制，而产生了疏忽行为。西姆斯 (2006)认为，理性的疏忽思想可以在理论上解释观察到的惯性和随机行为，信息与人们的经济行为或实际反应有关。由于“注意”是有限制的，这种限制就像Shannon所说的有限能力。虽然传统的最优化经济主体会连续地和恰当地对经济环境中的信息做出反应，但理性疏忽的经济主体的反应并不总是适当的，他按照离散的、跳跃的信号做出反应，或者随机做出反应，而完全理性的经济主体是采用连续的信息进行反应的。如果放松对能力的约束，该主体的行为就会近似于最优化的主体，但与完全最优化的经济主体的行为相比，能力对其行为的约束与外部信息弱相关。与处理信息有关的成本决定了最优的疏忽水平，这使得信息的更新既不频繁又不完全。与完全理性或理性预期假说相比，理性疏忽的行为假设更具有现实性。在存在信息处理成本条件下，由于经济主体的信息处理能力有限，经济主体就会采取最优采样政策，可以证明最优采样间隔总是存在的，而且严格为正，甚至可能是无穷大，其所获得的信息就是离散的。因此，注意力就成为一种稀缺资源，需要进行有效的配置。
二 理性疏忽模型的构建
(一) 信息处理能力的约束
西姆斯 (2003, 2006) 直接借用Shannon的信息论来描述信息的定义与经济主体所面临的信息处理能力的约束，这种约束使得行为人存在理性疏忽行为，这种处理有限理性的方法在经济学的分析中非常新颖，且有一定的说服力。具体而言，就是利用比特 (bits)定义，描述信息处理能力的约束，这种处理方法是根据Shannon (1949) 提出的互信息概念定义出的，即一个人观察一个变量时，在另一个相关的变量上可以获得的信息数量。为计量方便将熵这一衡量不确定性的概念引入。决策者可以按照变量在决策中的相对重要性对其分配关注程度，而这种方法使得观察决策者们对变量分配关注程度成为可能。按照信息论的定义，可以用不确定性的减少来度量信息流量，其中随机变量的不确定性用熵来度量。假如随机变量X，其概率密度函数为f(X)，则X的熵等于-E[log(f(X))]。随机变量的不确定性不取决于变量的实现而是取决于其概率分布的实现，如果X服从正态分布，其熵的表达式为
，因而一个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变量的不确定性取决于其方差。条件熵是用来度量在给定另外一个随机变量Y的条件下随机变量X的不确定性。如果X和Y服从联合正态分布，条件熵的表达式为
。在量化了随机变量的不确定性后，信息流被定义为不确定性减少的比率，具体表示为：
，即两个随机变量间的信息流量等于前者的不确定性与后者不确定性的差。如果两个随机变量相互独立，不确定性的减少将为零，因为知道Y以后并不能提供有关X的任何进一步信息，因此前后两者的不确定性是相同的。信息处理能力受限可以看做随机变量不确定性地减少不是任意大的，而是存在一个上限。用以下表达式来表示信息处理能力受限：I(X; Y) ≤k，其中k是信息处理渠道的容量，其给不确定性的减少设置了一个上限。这种渠道可以被看做一种设备，个体通过这种设备来处理信息，而且这种设备存在技术限制，它只能处理一定量的最大信息 (西姆斯，1988, 2003, 2006)。正如西姆斯 (2006) 所指出的，重要的是要鉴别不同经济环境下对不确定性的描述和有限信息是否存在逻辑一致性。信息处理受限被量度为Shannon渠道容量的限制，如以上定义，这与环境是一致的，在这种环境下，信息能够公开可得，而利用信息的唯一成本就是信息处理的能力成本。
(二) 理性疏忽的基本模型
西姆斯 (2003) 在界定了信息约束之后，求解具有信息流约束的最优问题以及动态最优问题。西姆斯采取了所谓的线性二次高斯分析 (Linear Quadratic Gaussian, LQG) 框架，假设消费储蓄模型为二次的，即效用函数为u(c) = c -0.5c2，其约束为线性的，且不确定性的分布具有高斯分布的特征，该模型的解与卢卡斯的信号提取模型相一致。线性二次高斯分析框架可以被看做是理性疏忽的一个特例，经济主体所选择的最优分布具有高斯分布的特征。西姆斯 (2006) 提出了超越线性二次的问题，认为硬约束与有限的信息流并非是不相容的。消费与财富的条件分布可以限制为 (0, w)间隔，即使c或w的观测都不会给予其他变量完全的信息。即使当外部冲击很小时，由信息的处理而产生的不确定性都能够容易地完全非正规化。只有当信息约束不具备较强的效应时，正规化才是一个很好的近似。能力限制对储蓄行为有很强的解释力。这与大多数人只对其净资产有含混的认识的事实相一致，并且其退休时的账户余额对当前行为只产生很小的影响，而且微小的信息变化会产生较大的储蓄变化。
三 理性疏忽假说对于经济分析的意义
(一) 对黏性行为的统一解释
理性疏忽可以解释不同的经济主体如何按照不同的信息集来进行决策，这并不是由于他们不能获取信息，而是由于理解这些信息是有成本的。信息量越大的信号有助于更好地决策，但成本也就更高；而经济主体只具有有限的信息处理能力。因此，即使信息是充分的，经济主体也会受到其理解信息并按照自己所掌握的信息进行活动的能力的限制。这些思想表明，理性疏忽会导致价格与数量等经济变量运动的黏滞性，这种黏滞性是新凯恩斯主义者所特别强调的经济现象，著名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如Calvo、Mankiw用各种调整成本如价格的交错调整、菜单成本、契约模型等理论来解释，但每一种模型或者只能解释价格的黏性，或只能解释工资的黏性，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模型，这使得新凯恩斯主义理论零碎琐屑。而西姆斯用理性疏忽这个行为假设，将各种黏性行为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中。
(二) 与实际经验的一致性
标准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预测与经验数据有很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实际数据中，宏观经济数量的变动是黏滞的，而新古典宏观经济模型的预测却是灵活的，传统理论对此没有很好的解释，原因在于理性预期有非常强的前向预期的色彩。当经济事件发生时，改变了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测，预期就会作出反应，决策与行动也会相应改变，经济主体对于冲击所作出的数量方面的反应是立即作出的，因而不会存在我们在实际数据中观察到的黏滞性。然而在理性疏忽模型中，由于信息处理能力的约束，经济主体对于信息的更新是缓慢的，所以信息一定只是逐渐在人群中进行传播。虽然有些人的预期和行动会对今天的消息作出反应，但其他会在一个月后有反应，另一些人会在两个月后有反应。因而由个体行为加总获得总量指标缓慢地变动，与在实际数据观察到的现象相一致。此外，理性疏忽理论也可以解释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由于人们对涉及自己利益的坏消息更为关注，当听到坏消息时更倾向于立刻采取行动，而好消息所产生引致的行为反应要有一定的时滞，所以与繁荣相比，衰退来得更为迅速。
四 理性疏忽模型的扩展与应用
(一) 理性疏忽框架下的消费与劳动行为研究
Tutino (2008) 采用西姆斯的分析框架，研究了信息约束下生命周期中的消费选择，发现消费者对财富损失的反应比对金融条件改善的反应更迅速，也更强烈。理性疏忽模型为这些行为的分析提供了一种理论解释。经济主体根据其利益来选择信息，风险规避的心理偏好使得消费者对负面信息的处理比对正面信息的处理更为迅速。Tutino (2008) 认为Shannon的信道信息处理约束与人脑容量之间的关系表明，理性疏忽理论对于经济建模有很大的作用。设想一个人面对着具有不确定性的工资时，必须决定多少用于消费，多少用于工作。而选择劳动与消费的精确数量和种类，需要对当前和未来的储蓄予以关注，也需要对一个人的收入予以关注。信息处理能力约束的作用，限制了经济主体在实际活动中进行评估的指标的数量。将理性疏忽模型应用到这种情形之中，提供了一种有用的分析框架。例如，理论的预测与美国经济周期的长期趋势是一致的，消费比工作的时间更具有变动性。人们更有可能调整储蓄的数量，而不是调整工作的时间，这种行为得到了经验数据的验证。此外，在总量上这种行为的易变性将降低。
(二) 理性疏忽框架下的经济政策研究
Woodford (2003) 接受了西姆斯 (2003) 对于疏忽行为的假设，认为人们具有不完美信息处理能力，这种有限的能力使得私人决策者不能对经济环境中的所有信息都给予关注。Woodford (2003) 引入了垄断竞争的定价模型，在这种模型中，商品供给者的最优价格决策依赖于他们对其他价格的预期，由于信息处理能力有限，单个供给者对当前经济条件的主观感觉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噪声的干扰，这不仅可以解释名义扰动的实际效应，而且可以解释实际效应的持续。Woodford (2005) 分析了近似理性预期条件下稳健的线性最优货币政策，这种政策可由表示对均衡动态误解的有关的参数来指示。近似理性预期与理性预期模型一样，承诺对于最优货币政策来说，有重要的意义。在近似理性预期的情况下，政策决策所产生的扭曲变得更加严重，这样承诺的重要性提高了。沿着上述分析路径，Woodford (2008) 进一步研究了具有信息约束的状态依赖的定价行为，提出了一个价格变动的时间选择模型，该模型由部分厂商的最优行为而得到，这些厂商在评价现行政策方面存在不变成本，Woodford的研究表明，具有中等规模的信息成本的这种模型所产生的总体行为与Calvo模型非常一致，但与完全信息的菜单成本模型所预测的截然相反。
(三) 理性疏忽框架下的经济周期研究
作为对经济主体的一种行为假设，理性的疏忽假说对宏观经济运行也有一定的解释力，一些学者开始把理性疏忽理论应用于经济波动和经济周期的分析。Mackowiak et al. (2007) 研究了厂商与家庭的决策者具有有限注意力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在其模型中，这些决策者需要决定如何配置其注意力。与具有完全信息的经济周期模型相反，在Mackowiak的研究中，信息结构是最优化问题的结果。在理性疏忽的条件下，价格对厂商的决策者的脉冲响应具有以下特征：(1) 价格水平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缓慢；(2) 价格水平对技术冲击的反应比较快；(3) 价格对非总量冲击的反应非常快。这些反应意味着，由实际价格偏差导致的利润损失比新凯恩斯主义经典的Calvo模型中的实际效应在数量上要小。另外，对于家庭来说，在理性疏忽条件下消费对于货币政策冲击的脉冲反应与习惯形成模型中的反应类似。这些结果表明，价格和消费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较慢与Calvo的交错价格模型相比，产生的根源有很大的不同。
五 简评
西姆斯教授所提出的理性疏忽假说是对传统理性经济人假说的一个重大修正，这一理论结合现代信息论的思想，关注经济主体在获取、吸收、处理信息方面的成本，关注经济主体间信息能力的差别，因而克服了传统的完全理性假说与现实的不一致性，使得经济主体的行为更趋现实，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宏观经济模型的微观基础也更加坚实。理性疏忽假说借鉴信息论的分析根据和方法，对信息的分析与描述更加完整和全面，对信息问题的经济学分析逻辑更加严谨。基于理性疏忽假说的经济波动与经济周期理论，重视经济主体实际心理与行为的差异，有效地解释了宏观经济各变量在时间过程中的变动性，克服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仅关注技术冲击的局限性，是宏观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