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实践、增长理论的进展与文献的转向——兼评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安徽师范大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实现高速增长的“奇迹”的同时，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程度也在不断攀升。这一现实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目标“共同富裕”相矛盾，因此，如何实现平等的增长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一环。在此，存在的基本问题是：平等的增长是可能的吗？平等到底是增长的障碍，还是增长的催化剂？库兹涅茨的经典研究揭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平等程度首先上升，然后降低。这一研究激发了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文献强调不平等通过促进资本积累而有利于经济增长，而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文献却发生了转向，强调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本研究在综述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的基础上，揭示这种文献转向的原因在于经济发展的实践和增长理论的新进展。
一 不平等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
自经济学诞生以来，分配与经济增长就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以琼·罗宾逊和卡尔多为首的新剑桥经济学家利用收入分配状况对储蓄率的影响来解决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刃锋”问题。新剑桥经济学家接受古典经济学的工资铁律思想，即工人的工资所得仅够维持生存，因此，工人是没有储蓄的。如果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本积累的话，那么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将通过提高整个社会的储蓄率而促进经济增长。这要求边际储蓄倾向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而上升。如果考虑到发展中国家信贷市场的不发达或不完全，而投资又存在不可分性或大规模的投资能够更好地适应高风险和高回报的项目的时候，那么不平等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这种正向关联将特别明显。
这一理论与库兹涅茨对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经典研究相符。但是，有关不平等的收入分配与储蓄率二者之间关系的经验研究得出的结论却是模糊的。最早对储蓄与社会上层的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的是Kuznets and Jenks，他们利用美国1913~1948年间不同来源的数据，研究得出储蓄率随着收入的上升而增加，但是其增加的速度是递减的。利用最近美国的微观数据，Dynan, Skinner and Zeldes证实了这一观察结果。他们指出，在储蓄率和终生收入之间存在强的正相关关系，并且发现在边际储蓄倾向和终生收入之间存在一种较弱但是仍然是正的相关关系。利用来自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数据，Smith证实不平等对私人储蓄率有一个显著的正影响，并且进一步指出这种影响可能是因为信贷市场的不完全。但是，Schmidt-Hebbel and Serven的研究指出，从理论基础来看，不平等和储蓄率之间的关系是模棱两可的，而利用一个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新的以及改进了的收入分配收据库，作者没有发现收入不平等对总储蓄率的系统性影响，因此，从实证角度看，在不平等和储蓄率之间的关系也是模棱两可的。Dynan, Skinner and Zeldes的文章也指出，收入不平等趋于增加储蓄率，但是，这种变化的大小可能是温和的，因而在时间序列数据中是很难发现的。
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状况通过影响社会储蓄率而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深受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影响，后者认为经济增长率是由储蓄到资本积累决定，开创了发展经济学中的唯资本论时代。但是，随着对经济增长研究的进展，人们认识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除了资本积累外，还包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而诺思和托马斯则指出，“我们列出的原因 (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 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他们乃是增长。”增长的原因在于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提供在制度上做出安排，以使个人的经济努力成为私人收益率接近于社会收益率的活动。因此，即使不平等的收入分配通过提高储蓄率促进经济增长，它的这种增长效应也会被不平等对增长的其他决定因素的负面影响而削弱，特别是不平等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对制度构建的负面作用。
二 不平等阻碍经济增长的机制
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的相关机制主要包括三大类：经济机制、政治机制以及社会文化机制。
(一) 经济机制
1．信贷市场的不完全和投资的不可分性
这类文献强调，落后国家不完美的信贷市场导致穷人难以进入信贷市场，从而穷人没有办法开展具有高回报的投资计划，其中特别强调了人力资本的投资。教育能够提高个人的劳动生产率，因而人力资本的投资能够确保受教育者获得工资升水。如果教育投资遵循报酬递减规律，即投资于基础教育的回报率高于高等教育，那么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将导致最具回报的基础教育投资不足，而高等教育相对过度，从而导致整个经济的增长速度放缓。由于存在代际遗产转移，因此，初始的分配环境将决定模型在均衡时每个阶层的规模、经济的平均收入和受教育水平以及社会组织和职业结构等的趋同性质。因此，尽管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政策可能对个人的劳动供给产生逆向影响，但是，这种政策对于提高低收入阶层的生产能力，从而对长期经济增长是有利的。
2．努力程度和有效劳动供给
这类文献的基本逻辑是不平等的收入分配导致穷人不能获取其劳动的全部努力成果，从而导致其最优努力程度的降低，最终影响到长期经济增长。当投资具有不可分性时，穷人的投资就不得不依靠各种形式的借贷市场，而投资的回报取决于借贷者不可观测的努力程度。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出借者的一部分努力成果被借贷者攫取，导致借贷者努力程度降低。当出借者预期到借贷者的这种道德风险时，他们将要求更高的利率水平，导致一种信贷配给局面。但是，这里存在多重均衡现象。如果穷人能够付出更大的努力的话，他们是可以达到一种高努力程度和高投资回报的均衡状态的。因此，核心问题是努力函数的形状，作为这一个高水平均衡的结果，穷人是可以通过努力工作而走出低水平均衡陷阱的。这类文献源自劳动经济学中有关有效劳动供给的文献，工人可以通过控制其努力程度而控制劳动的有效供给能力。这类文献认为，一个更高的工资水平可能会降低工人的挫折感和不公平感，它也可能会增加工人偷懒并被解雇的成本。Goldsmith, Veum and Darity利用1992年对全美青年人的调查数据证实，一个更高的工资水平的确能够提高工人的努力程度，而低工资的确导致工人偷懒行为增加，存在多重均衡现象。
3．需求规模
这类文献强调不平等的收入分配会影响到社会需求的规模和结构，从而影响到产业结构变迁和生产率，并最终影响经济增长。贫穷的一个基本含义在于对制造业和高科技产品的需求不足，从而限制了在这些产业的投资和创新。尽管贫穷可能意味着资本的供给不足，也限制了资本的形成和产出的增长等，但是，穷人之所以穷也可能是因为他们的需求不足以激励投资的发生和资本的形成，因此，即使存在足够的资本供给，贫穷也可能长期存在。就像纳克斯曾经说过的那样，购买能力决定了你的生产能力。
我们可以假设穷人仅仅能够满足其基本需要，而富人需要奢侈品，因此，对大规模制造业产品的需求需要依靠中产阶级的规模。当一国的出口受限于贸易壁垒和竞争能力等的时候，国内市场需求对产业发展的限制就更加明显。另外，一个强的预期需求有利于生产率的增长、鼓励了研发与创新以及实现由低技能密集产品向中端技能密集产品的转变，而这反过来又可能导致价格的降低、工资的提高以及市场规模的扩张。这一过程可能开始于某个新产品被导入市场，最初仅仅富人具有购买该产品的能力，但是，伴随价格—工资比率下降而来的需求扩张将导致市场规模的扩张，从而进一步进入由规模经济效应导致的大规模消费。
综上所述，相对于一个两极分化的高度不平等的社会而言，一个中产阶级庞大的更加平等的社会因为对制造业产品的庞大需求激发了投资、创新和技能的提升，从而加速了经济增长。反之，一个高度的不平等社会将因为市场需求的不足而限制了投资、创新和技能的转变，从而陷入长期的贫困陷阱。因此，对于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而言，再分配政策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但是，Foellmi and Zweimüller指出，从穷人到富人的收入再分配可能也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购买能力的分布至少通过两个相反的过程影响创新和增长。一种途径是价格效应，即由于存在一个愿意为新产品支付高价格的富人阶层，从而诱发了创新和增长；另外一种途径是市场规模效应，即由于缺乏一个大规模的中产阶层，从而导致市场需求不足，进而限制了创新。在这篇文章中，证明了价格效应统治市场规模效应的可能，即通过从穷人到富人的收入再分配培育一个对新产品的需求市场，进一步诱致创新和增长，因此，从穷人到富人的收入再分配可能也是一个帕累托改进。
(二) 政治机制
1．税收、再分配与中间投票人机制
有研究认为，中产阶级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源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一个民主社会中，中产阶级通过中间投票人机制决定了再分配政策。标准的中间投票人的再分配模型的核心在于中间投票人的收入水平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的差异。相对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而言，中间投票人的收入水平越低，再分配政策越容易实现，反之亦然。因此，不平等程度不同的社会将影响中间投票人的收入和社会平均收入的差异，进而影响一国的税收水平，而税收水平又将影响人们投资的激励，从而决定了资本的形成和经济增长。因此，税收政策的总效应取决于其对税收贡献者激励的削弱和再分配政策的受益者之间的权衡。
假定在一个穷人消费其全部收入，而经济增长完全依靠富人的储蓄的社会中，有利于穷人的再分配政策将降低经济增长率。在这种情况下，不平等程度的上升将降低中间投票人收入与社会平均收入的比例，导致其不利于经济增长。虽然早期的实证分析支持中间投票人机制作为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副作用的一种解释，但是，这些文献自提出伊始就饱受批评，并且没有得到更广泛分析证据的很好支持。
中间投票人机制假设关键性的投票人来自中间投票阶层，但是，即使在民主社会中，关键性的投票人也可能来自社会的其他阶层。因此，假设不平等对再分配政策有一种统一的影响可能存在局限性。另外，在开始再分配之前，传统上存在许多再分配政策的国家存在更低的不平等水平，例如政府对基础教育的支持就有利于社会底层的人力资本积累，从而降低了社会不平等程度。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不应该是税收政策，而更应该关注政府的支出政策。如果政府的支出政策有利于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例如投资于教育，那么政府税收对富裕的税收承担者的负面激励效应将被如下几种机制所抵消：因税收而受益的穷人的生产能力的提高，公共基础设施的改进带来的社会生产率的上升，以及更加稳定的投资环境。因此，再分配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模糊的。
因此，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这一作用机制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证上都存在争议。不平等和再分配之间的脆弱联系可以部分解释这一点。虽然这类模型考察了不平等对税收水平的影响，但是，决定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不是税收政策，而是政府的支出政策。
2．游说、腐败与资源错配
这类文献强调不平等的收入分配导致一部分利益集团利用其权力游说甚至贿赂政府，以作出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决策，从而导致资源配置达不到最优状态，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
富人可能通过寻租和腐败颠覆国家的法律和政治制度，把其经济权力扩展到政治领域，长期占有公共资源和服务，延缓民主化的进程和阻挠不利于他们的经济改革及其他政策的实施，如医疗健康保障、教育、基础设施或金融市场的发展等，而这些都不利于经济增长。当存在信贷约束时，即使不存在官僚的腐败，富人也可以通过游说政府实施向他们倾斜的资源配置制度而获益。当然，这类文献也考察了财富集中可能的积极效应，即改进了促进投资和经济增长的虚弱的制度。
(三) 社会文化机制
1．出生率
这类文献强调收入分配的恶化导致出生率的上升，从而导致人均资本存量下降，特别是人均人力资本水平，这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并导致贫困的代际转移以致进入贫困的恶性循环。
对于穷人家庭而言，出生率机制主要通过三种渠道发挥作用：养育孩子的低机会成本、孩子未来的预期收入和老年保障的缺乏。穷人家庭不仅有着更高的出生率，而且其孩子的受教育水平较低。另外，如果未来收入是受教育水平的增函数的话，穷人家庭的高出生率将导致其深陷贫困陷阱。从宏观层面上看，高出生率将导致低的人力资本水平和低的熟练与非熟练工人比率或者低的劳动资本比。而低的受教育水平将压低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因此，带有严重贫困和高出生率的高度不平等环境将长期化。旨在提高穷人收入和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的教育补贴政策能够使穷人走出这一贫困陷阱。其他直接或间接增加生育的机会成本的可供选择的政策有：加强对童工市场的打击、为穷人提供养老保障等。许多实证研究文献都已经证实通过出生率这一机制，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面效应。
2．经济犯罪
这类文献强调不平等的收入分配将导致更加严重的经济犯罪，从而降低社会积累率，这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
该类文献假设，当来自非法活动的净收入高于合法活动或者投资于教育的收入的时候，人们从事非法活动的激励增加。对穷人而言，当工资很低而且失业率很高的时候，来自非法活动的净收入比来自合法活动的更高。而且，在高度不平等的环境中，随着富人变得更加富有，抢劫等犯罪的预期收益增加了。而犯罪率的上升将降低合法活动的预期回报，并导致更高的犯罪率的出现，这种逆向选择行为将导致人们不愿意投资和积累人力资本，从而最终限制长期经济增长。
利用来自美国城市的调查数据，Kelly报告，犯罪率与贫困高度相关，犯罪的贫困弹性超过0.5，但是其与不平等不存在这种关系。而不平等解释了不求钱财的暴力犯罪。这一发现的解释是，经济犯罪可以由犯罪经济学解释，而暴力犯罪应由紧张和社会失序来解释。利用英国和威尔士1975年至1996年间的数据，Machin和Meghir报告，收入分配底层的工资变化与经济犯罪有很强的、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以微观、区域和国家层面的数据为基础的许多研究都证实了在经济犯罪和不平等之间存在重要的正相关关系。
3．极化、不满与社会冲突
这类文献强调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社会可能出现两极分化，而分化的两极之间缺乏信任从而会影响社会的稳定，进而影响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投资以及国外直接投资的进入，等等，这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
当社会分化非常严重的时候，不同阶层之间的合作成本可能会远远超过合作可能带来的收益。因此，无论是极高收入阶层，还是极低收入阶层都希望对对方采取剥夺政策。最终，政治的不稳定、社会不满和产权的不安全等将增加生产成本、运输成本以及增加职员和工厂保安的支出，实证研究为这种不平等和不稳定提供了证据。同时，Collier and Hoeffler指出，如果工资被限制在最低水平，不安全的成本将完全由资本承受，这将直接影响资本的积累和经济增长。在某些案例中，富人可能愿意采用再分配政策，例如为公共教育提供资金，因为这样会降低穷人要求剥夺其财富的压力，并且有利于其获得一个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在另外一些事例中，社会紧张可能导致反叛、暴力和国内战争，这不利于经济增长。
4．信任与社会资本
这类文献强调社会资本是社区合作的基础，而不平等的社会中各个阶层之间的信任缺失将降低社会资本，不利于分工的演化与合作，影响斯密型增长。
社会资本是指通过社会网络、信任和互惠性而获得的难以计量的资源。有关这一主题的正在涌现的文献认为，社会资本培育了社区内的合作，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公民参与，最终导致了社会凝聚力和政府效率的提升以及长期经济增长。在企业层面，社会资本能够促进合作伙伴或雇主的信息交流以及新技术的采用。而在家庭层面，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会资本有利于人们的健康和教育投资。Knack的实证研究表明，在跨国研究中团队成员身份 (世界价值调查用于测度社会资本的一种指标) 对经济增长和投资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团队成员身份和不平等分别对信任有一种正的和负的影响。然而，这个文献在许多方面仍然存在争议，例如社会资本的定义和测度以及实证证据的价值等。
三 发展实践、增长理论的新进展与文献转向
纵观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的文献，早期文献因为强调不平等与储蓄率之间的正向关系而认为不平等有利于经济增长，或认为不平等是经济增长的必要代价。但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文献却发生了方向性逆转，强调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为什么？
(一) 世界经济的发展实践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在“二战”后新独立的国家中，真正在经济上崛起的是少数几个东亚国家和地区，而东亚国家在实现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收入分配不仅没有恶化甚至还得到了改善，而那些没有崛起的国家，既失去了增长又失去了分配。
1993年，世界银行出版报告《东亚奇迹：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解读日本、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平等的增长之路。报告指出：“在1965~1990年间，东亚23个国家和地区的增长速度高于世界其他地区。这种成绩的取得主要归功于其中8个经济体近乎奇迹般的增长。”“自1960年以来，这8个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是其他东亚经济体的两倍多，是拉丁美洲和南亚经济体的近三倍，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体的5倍。”“在1960年到1985年间，日本和‘四小龙’的真实人均收入增长了4倍多，而东南亚的三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增长了两倍多。”
最引人注目的是，这8个经济体不仅实现了快速的增长，而且还成功地大幅度地降低了收入的不平等程度。世行报告指出：“除了韩国和中国台湾之外，它们在经济增长开始之时收入分配就高度平等，这些东亚经济体在享受更高的人均收入增长的同时，收入分配状况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改进。这些东亚经济体是仅有的实现高速增长而不平等程度降低的经济体。”
这些东亚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实践表明，不平等并不一定是经济增长所必需付出的代价，平等的增长不仅是一种可能，更是一种现实。东亚经济体的平等增长之奇迹与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持续恶化的分配状况及低迷的经济增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世界经济发展的这种冰火两重天迫使经济学家重新思考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促使了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方面的文献的转向。
(二) 增长理论的新进展与文献转向
始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内生增长理论把增长的核心由物质资本的积累转向了人力资本的积累、技术创新，并进一步推进到制度。如果经济增长主要由物质资本积累推动，那么不平等因为对储蓄的正影响将有利于经济增长。而如果经济增长主要由人力资本积累、技术和制度等推动，那么不平等的社会将因为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技术创新和好的制度的创建等而不利于经济增长。
Galor就在统一的增长理论的框架下理解二者的关系，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前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物质资本，因此收入分配的恶化有利于储蓄率的提高进而有利于物质资本的形成，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时代的到来，人力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推动力量，而收入分配的恶化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进而对长期经济增长不利，从而统一了现有对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的不同认识。但是，问题在于，落后国家的经济的推动力中物质资本的作用越大，人力资本作用越小。因此，落后国家的不平等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但是，“二战”后新独立的国家中首先崛起的恰恰是收入分配比较平等的国家，而不是相反，这是Galor不能解释的。
相对于早期文献强调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而言，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文献因为强调不平等对人力资本、创新、规模经济、制度和文化等的不利影响而认为不平等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从政治哲学和道德角度看，不平等是不好的。没有任何理由让任何一个人在获取经济资源时得到歧视性的区别待遇。但是，我们这里关注的重点在于公平与发展之间的工具性关系。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不平等问题盘根错节，相当之顽固，影响着一国或一地区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它使一部分群体在获得机会方面远远少于其他公民，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与发展。
但是，这些文献仍然试图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理解不平等与增长之间的关系，试图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实现平等的增长。他们没有认识到，这种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状况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写道：“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因此，资本积累推动下的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被不断的危机所终结，其历史趋势是被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实现平等的增长，从根本上解决不平等的收入和财富分配问题。
经济发展的实践和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新进展一起推动了有关不平等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转向。而这种文献转向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在于，平等不仅不是经济增长的障碍，更是经济增长的催化剂，因此，“共同富裕”的增长模式不仅是一种理想，更是一种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