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比较

张宝成

【摘要】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国家认同的构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对于像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则是当下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事实上，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既有着差异性，存在着一定意义上的冲突，同时二者之间也是一种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关系。只有处理好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使少数民族在原有的民族认同的基础之上，形成国家认同，实现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转变，才能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

【关键词】认同 民族认同 国家认同 和谐构建

在当今世界，特别是20世纪后半期，最令人困惑的一个趋势就是：政府正在不断地被由其社会结构下的少数民族引发的族群民族主义所烦扰、哄骗与挑战。在这其中，涉及两个使人无法回避的概念，那便是“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因此，在地缘政治形势与人文背景极其复杂的现实情况下，多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在这一领域，国内外学者对这一问题从诸多角度进行了积极的研究。

“民族认同”一词中的“认同”原本属于哲学范畴，表示“变化中的同态或同一问题”。之后，“认同”概念在心理学研究中受到关注，并最早由弗洛伊德提出。他认为，认同是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情感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后来，埃里克森的“自我同一性”理论对其有所发展：自我同一性是一种发展的结构，有时它指一个人对其个体身份的自觉意识，有时指个体对其性格连续统一体的无意识追求，有时指自我综合的无言操作，有时则指对某个群体的理想和特征的内心趋同……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民族认同”的概念是“认同”含义在民族研究领域内衍生出来的。Carla认为民族认同（ethnical identity或national identity）是指个体对本民族的信念、态度以及对其民族身份的承认，这种群体水平上的认同包括群体认识、群体态度、群体行为和群体归属感四个基本要素。迈尔威利·斯徒沃德认为，民族认同是指某一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将自己和他人认同为同一民族，对这一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持接近态度。我国学者庄锡昌将民族认同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民族认同指对某一主权民族国家的认同，也就是国家认同；狭义的民族认同指一个国家内部的各个民族对各自民族文化的认同，也就是族群认同。

国家认同的概念出现在1970年代行为革命时期的政治学学科领域。它伴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而引发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使传统的国家认同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国家认同的重要性随之日益彰显。国家认同是随着人出生时被赋予公民身份而具备认同前提的，它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取向、理想信仰信念、国家政治主权等的认同。国家认同实质上是一个人、一个民族对自己所属国家的身份的确认，自觉地将自己或自己民族的利益归属于国家，形成捍卫国家主权和整体国家利益的主体意识。因此，国家认同是一种重要的公民意识，是维系一个国家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纽带，人们只有确认了自己的公民身份，了解了自己与国家之间的密切联系，将个体归属于国家，才会关心国家的利益，主动地在国家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挺身而出，自愿地在国家文化受到歧视的时候为国家的发展承担起责任。

无论是从概念的角度，还是从内涵出发，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都存在着诸多的关联，这些关联包含着一致性，也蕴藏着一定的冲突。

一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差异性

第一，认同的客体不同。

民族认同的客体是“民族”。关于“民族”的内涵，马克斯·韦伯最早将其界定为“体型或习俗或两者兼备的类似特征，或者由于对殖民或移民的记忆而在渊源上享有共同的主观信念的人类群体，这种信念对群体的形成至关重要，而不一定关涉客观的血缘关系是否存在”。安德森认为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享有共同信念的人群因各自的神话、历史、文化属性、种族意识形态而互相区别。班顿则将族群界定为“由共同血统与文化所构成的人群种类”。郭洪纪认为：“族群主要建立在共同的名称、神话、价值和风俗习惯之上，以祖先的居住地、历史叙事、民间传说为文化根源。它具有建基在种族、血统、语言、宗教、风俗、乡土一类的文化要素，以及历史传统之上的心理情感和非政治行为。族群作为某种共同体的象征符号，既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和与之有关的传统，包括宗教组织和神职人员，像神庙、仪式、教义等，又有怀旧母题及认同符号系统，像民族英雄、宗教领袖、效忠意识以及草原、森林、山峦、族源地等。”2005年，我国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对民族的概念进行了一个全新的界定：“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此处探讨的“民族”应为以共同血缘意识和祖先意识为核心，并具有共同历史与文化特质的人群共同体。在民族的发展过程中至少有三种状态：一是作为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永远保持其民族特性（ethnicity）；二是融合于另一个族群而失去自己的民族特性；三是由于对所在国家的统治不满而滋生出一种民族情绪，并发展成为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最终建立或试图建立自己的独立的“民族国家”，这一后果最为复杂，极易引发国内和国际冲突，这也是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发生民族冲突的根源。

与此对应，国家认同的客体则是“国家”。西塞罗认为，国家“乃人民之事业，但人民不是人们某种随意聚合的集合体，人民是许多人基于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集合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深入研究国家产生的原因及其发展规律，概括各种类型国家的特点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基础上指出：“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是使一切被支配的阶级受一个阶级控制的机器”, “是社会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当在一个固定的领土范围内居住着一“个”人民（经常是同一民族或具有共同的认同感），而在这“个”人民中又行使着一个合法的政治权力的时候，便存在着国家。而所谓人民（people），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概念。在过去，特别是在西欧，它首先指的是一个民族，而在现代，它则是指所有服从于一个政治主权的人。它可以是一个民族，也可以是由若干个民族组成的共同体。在国内的政治领域，人民更多地被定义为公民，即有权参与国家管理的人。这种界定超越了人们在地域、经济、文化、教育、职业、民族甚至宗教信仰上的不同，使人们有了一个共同身份。

第二，认同的基础不同。

民族认同强调的是血缘和文化传统的重要性，它是在血缘和文化传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民族的凝聚力是通过生物遗传和社会特性等民族共同的基本特质获得的。基因上的生物遗传包括生理上的特征，如肤色、形体物性、肌肉类型等；社会性的特征，则包括诸如历史起源、国籍、语言、宗教、文化等内容，这些血缘与文化传统构成了民族成员身份认同的基础。人类属于固定的民族共同体，加之遗传进化和血缘关系，使得民族联系具有逻辑和时间上的优先权，具有既定的而且是强有力的社会约束力量。民族的约束力量压倒了对其他者的忠诚。这种源于血统的强烈认同感和团结一致的态度，即原生的认同，既可以是利于社会和谐与国家政权稳定的有利因素，也可能会产生一些妨碍甚至破坏国家建设进程、主权稳定的不利因素。

国家认同则更多地是建立在以宪法为核心的公民身份基础之上的，是确认自己对国家归属的内心感受，是一种具有抽象性、哲学性的思考。国家认同主要是指个体或民族对自己所归属的政治共同体的确认以及个人对自己意欲归属的政治共同体的期待。就现代社会而言，国家具有法律意义上的优越性，国家认同是所有集体认同中最为重要的认同。国家认同首先要有共同的连接基础，一种是基于血缘和历史记忆，一种是在透过与他人共享某一公共空间或人际互动过程而形成的一体感。厄内斯特·勒南说：“在记忆与遗忘之间，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寻求一个平衡……国家预设一段历史，这段历史到了现在便化约成一项明显的事实，那就是国家认同。”国家对不同的公民来讲具有不同的意义，或者是民族国家，或者是文化国家，也可能是政治国家。这三个角度通常会融合在一起，但也可能以某一角度为主要表现。公民认同国家的标准也因此可以分为三类：血缘关系、历史文化传统、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国家认同也相应地可以从这三个角度进行探讨：即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从这个意义来说，国家认同当中事实上已经内在地包含着民族认同。

二 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冲突性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两者之间差异性的存在导致了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冲突，这种冲突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认识。

第一，从国家的角度来看，齐格蒙特·鲍曼在其《共同体》中说道：“从文化上统一的、同质的 ‘国家民族’（state nation）的角度看，这些建立在国家统辖之下的地域基础上的语言或风俗习惯上的差异，是还没有完全消除的历史陈迹。由已经统一的国家权力来负责和监管的启蒙或文明化进程，用来确保这些残留的历史遗迹不能长期存在下去。在国家的政治统一中，共同的民族性（nationhood）将发挥至关重要的合法化作用，而且求助于同根同源和共同的特征，将是意识形态动员——即爱国的忠诚与服从的产物——的主要途径。”因此，国家整合通常要求放弃民族特性，弱化民族文化。而这些因素恰恰是引发民族国家内部危机的重要因素。但是对于每一个民族来说，它们都有自己独特的权利要求，要实现这些权利往往需要国家推行差异政策，对少数民族实行制度上和法律上的倾斜。而一旦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少数民族就会产生被弃感或受歧视感，就有可能对国家的权威和政府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其结果是强化民族认同，促进民族主义的产生，进而破坏国家认同感的生成。

第二，从民族的角度来看，在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内部，每一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利益诉求。这种民族利益的诉求一般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宪法对民族存在的承认、语言及文化方面的保护、政治权力的分享。而其核心目的是要求多民族国家对本民族在制度、政策和法律上提供倾斜和优惠政策，并以此在有限资源的分配中能够享有更大的份额。因为民族利益所指向的更多的是那些具有拥挤性或排他性的准公共物品（quasi-public goods），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引发族际纷争，而一旦这种族际纷争没有在拥挤点（point of congestion）的阈值内达到动态均衡，一些民族就会在心理上产生相对剥夺感。因为政府是公共物品的主要提供者，所以那些心存相对剥夺感的民族理所当然地就会对政府和政府所代表的国家的合法性予以质疑，这种质疑在民族精英系统化的说教、导引下往往会转变为对多民族国家合法性的质疑，而这种质疑在与其他受益民族的博弈中无法胜出的时候，民族矛盾开始出现。这既可能导致民族中心主义的产生和民族认同的强化，也可能使国家认同出现危机。

第三，从经济的角度讲，由经济利益不平等所产生的心理极易诱发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冲突，这种心理往往出现在那些边缘地区，正如埃里克森所说：“族群认同被有意识地操作和应用于经济竞争中。”“族群组织实际上类似于一种政治组织，社会的相互影响和组织实质是双重现象，政客也是符号的人，族群性就是为特殊目的开发这种双重性的一种组织形式。”非主体民族或少数民族被融入主体民族或发达民族而成为其边缘成分，它们原先的自然经济开始转向商品经济，而在全国商品经济体系之中，它们的转型经济又处于一种依附地位。经济地位上的不平等，客观上容易使少数民族滋生不满情绪，从而导致国家认同的弱化，这种经济不平等心理与相对剥夺理论有关。相对剥夺理论强调的并非客观的不平等造成了民族心理失衡，而是一种相对剥夺的感觉。相对剥夺的感觉是人们认为其应该拥有的物质生活条件，与他们实际上所能得到或维持的物质生活条件有着他们心理感觉上的相对差异。

第四，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两种认同的冲突则更多地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现代化是“人类逐步提高其对外部环境的控制能力并利用它来提高人均产出的一个过程。”事实上，现代化既是一个消解多元、同质的过程，也是一个时常制造异质和多元的过程。一些民族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地感受到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解体的危机，从而产生了对外来文化一体化的抗拒情绪。强烈的民族认同也就自然成为宣泄抗拒情绪的表达方式。为了保持民族文化传统的纯洁性、连续性和优越感，形成了对民族认同的强烈诉求。“尽管多民族国家的中央政府力图把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在尽可能广泛的意义上传输给全体国民，但这种理想在中央政府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外的一些边缘地区总是难以实现……日后的外来因素即使在构成对边缘文化自下而上的危险的同时，也作为一种刺激，促进边缘地区民族集团采取相应的集团行动来保卫传统文化和地方惯例。”因此，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现代化不仅导致了不同民族之间接触机会的增加，而且令族际发生冲突的机会也比以往有所增加，从而导致了其内部民族的分离倾向。虽然现代化可能会使不同的民族能够更加团结，但是由于现代化对不同民族的影响是不同的，这些不同的影响又往往会激起某些民族遭受相对剥夺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又因为现代传媒技术及人际良好的沟通手段而增强，族际隔阂随之加大，最后导致两种认同的冲突。

三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一致性

事实上，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互为前提的关系。

第一，民族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和前提。

每一个人都属于某一特定的民族，同时，在现代民族国家当中，每一个人也一定属于这一国家。但从认同的特点来看，民族认同先于国家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和前提。在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与 ‘我群意识’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辩证关系。基本上，正如Hobsbawn和Gellner等人所说，往往是先有了政治国家，然后才由国家创造出一种强烈的我群意识（即他们笔下的 ‘民族’）。”换句话说，国家认同所表现出来的族体意识不是在国家形成之前产生的，而是在国家建立之后营造出来的意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政权国家形成之前，不需要任何的族体意识。要形成国家，就必须由具备族体意识的人开展积极的行动，通过历史事件的联结来缔造国家。在国家认同的塑造上，国家政权的掌握者的确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国家认同绝不仅仅是由统治阶层打造出来的。事实上，政治权威在国家认同的形成上所起的作用只是所有成因中的一部分，在国家的塑造力量之外，还有一些比较间接、分散的机制，对于国家认同的形成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各种局部的、游离的族群认同虽并不先于国家层面的国家认同而存在，却是国家认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族群的形成涉及一系列的过程，这些过程使人们在一个国家内意识到一个共同想像的社群。创制族群和国家认同的过程实际上构成了同一历史过程的重要部分。”一般而言，这些机制并不直接就促成了国家认同，而是首先以此为媒介形成小范围的认同，逐渐地，随着日常生活的实践，互不来往的共同体成员被一种相当广泛的方式连接起来，各种局部性的民族认同于是交织成一张涵盖全国的大网。虽然任何一种机制所连接的群众都只是人口中的一部分，但是由于部分与部分之间基于某些共同利益、共同信仰等而发生的重叠，最终形成了一张遍及全国的环环相扣的网络。这些局部性的民族认同本身不等于国家层面的国家认同，但是它们是国家认同的血肉，如果没有这些局部性的群体意识，国家认同就会形同空壳。

第二，国家认同保护民族认同，并借助民族认同中的血缘和文化传统因素来实现。

无论从欧洲的民族国家理论还是从现代多民族国家的现实来看，民族的价值追求一定是国家，国家以民族为基础，民族以国家为存在形式，获得了国家形式的民族（nation）才具有现代意义。当然这并非指所谓的“一族一国”，而这事实上也不可能。对于国家认同而言，多元文化主义往往强调血缘、文化传统特征等因素。例如，在确立对“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中，我们往往强调“中华儿女”“华夏民族”“礼仪之邦”等这些标识民族特征的因素。这些因素具有强大的纽带作用，强有力地缩小了各民族之间的心理距离，增强了亲和力，有效地固化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观念。与此同时，在全球化进程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息息相关。日益扩张的全球化不仅超越了传统国家的权力框架，对国家主权造成了冲击，更重要的是破坏着不同文化之间的边界，削弱了多元文化的根基，威胁着民族认同的合理层面。正如Sahlins所说，全球化威胁着民族认同，也威胁着国家认同。“场景模式”（circumstantialist model）强调族群认同的多重性和层次性。虽然多元社会中民族关系具有一定的流动性，但由此引起的民族互动并不一定导致同化现象的产生，二者甚至可以和平共存。换句话说，人们可以在不同类型的社会互动中转换他们的语言和民族认同。国家可以运用民族认同达到经济、政治目的，与此同时，民族认同也可以借助国家认同来实现合作与双赢。

四 正确对待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一致性与冲突性

生活在多民族国家中的公民往往拥有多重身份，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民族身份与公民身份。因为“社会中不同群体的存在，正是在各自的文化和认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身份的不同，决定了归属感和认同感的不同。在单一民族国家，由于民族界限同国家界限一致，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统一的，具有同一性。而在多民族国家中，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总是交织在一起的，它们一个能够动员人民的力量，另一个则能够控制国家机构，两者之间的互动，影响着国家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当这两种认同达到协调与平衡、互为补充时，国家就变得强大而有力量，其作用就会充分发挥；相反，一旦两种认同的共生关系被弱化，甚至发生冲突时，就会催生出离心力极强的狭隘民族主义，国家也会随之陷入危机。在现代世界中，任何一个国家的成功，都离不开这两种认同的共生关系和社会基础。

而事实上，在多民族国家中，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民族认同关注的是肯定“我们”的存在，是个别群体的存在价值。而国家认同关注的是“我们”为什么存在，怎样的存在更有意义。单纯的自我肯定的局限性反映在民族认同的这种“初级认同”的被动性上，它使人的自我意识束缚在诸如血缘、语言、宗教或传统等实在因素之中。而要实现共同体的存在价值，就不能不考虑到“国家”这一体制的重要性，社会的整体利益只能借助主权国家的作用而得以实现。因为在当今世界上，主权国家越来越成为实现集体目的的积极工具。正因为如此，少数民族成员的初级身份认同也必须要上升到一种与主权国家相关的国家认同层面来。

与此同时，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具有递进性，是一个由低层次到高层次的认同过程。这在少数民族自治地区更为明显。从地域认同到民族认同容易发生，因为民族的最初形成离不开一定的地域条件，民族形成以后，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强化着其成员对本民族的认同；而由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在多民族构成的国家里，它不是一个自然实现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民族政治发展的趋向和道路问题，是多民族国家面临的解决民族问题过程中的关键议题。

因此，在正视多民族国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差异性、矛盾性的基础上，正确处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使得国内少数民族成员在其原有民族认同的基础上形成并维持超民族的国家认同，是现代国家寻求统一和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国是由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处理好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使少数民族在原有的民族认同的基础之上，形成国家认同，形成中华民族的一体感和自豪感，实现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转变，对于维护国家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原载《贵州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