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动员：一个化族裔认同为工具的族际政治理论

严庆

【摘要】冲突与整合是民族关系、民族与国家关系的恒常旋律。回首过去，红极一时的民族国家构建以及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激荡都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民族冲突的恐怖魅影。举目现今，世人都在殷殷期冀和平，悉心守望难得的民族和解与共处。然而，不时复燃、间或新生的民族冲突总是在告诫人们：民族冲突是人类难以治愈的顽疾，民族差异的长期存在，往往使族性成为政治动员的工具。族群动员理论是揭示民族冲突缘何发生的西方族际政治理论之一。

【关键词】民族认同 民族冲突 族际政治

殖民统治的经验、移民国家的历史促进了西方学者对于族际政治的高度关注，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着民族冲突这一世界性的焦点，诸多学者纷纷致力于解读民族冲突的理论研究，并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的族群动员理论便是其中的重要理论之一。族群动员理论以族类群体的共性——族性的存在为认同基础，将民族认同或族裔认同视为政治动员的工具，以此唤醒民族群体意识，通过启动群体运动来实现政治精英的个人目的或族类群体的共同目标。

一 族性：可被感知的族群认同基础

人类不同的族类群体何以结为一体？1962年美国族裔政治领域的大家莫伊尼汉在与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内森·格拉泽（Nathan Glazer）合作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在美国移民群体中存在一种难以被“熔炉”政策熔掉的“东西”。1963年在《远离熔炉》一书中，他们将这种存续于族类群体中的顽固的东西称为“族裔集团的性质和特点”，并第一次在学术意义上用ethnicity指代它。

族性（ethnicity）作为一个单词最早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的英语世界，从20世纪60年代起，族性和族群开始成为英语语言区社会人类学界家喻户晓的词，尽管使用者很少去精确定义它们。20世纪70年代这些术语被广泛使用。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曾任俄罗斯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席（俄罗斯联邦部长），兼任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的瓦列里·季什科夫认为：“近几十年来，全世界的学者已经开始更加注意某个集体用来当做一种手段——或一种工具——的族性，该集体借此试图在社会舞台上获得物质上或政治上的好处。这种工具主义的方式把某一集体对族性和族裔地位提出的主张，当作创造学术神话及政治神话的基础，而且常常是由寻求承认和权力的精英们操纵的。族性正日益被人们看成全套表演技能的一部分，某个人或某一群人有意识地算计和选择这部分技能，以便满足某些利益，达到某些目的。”

关于族性（ethnicity）最早的记载是在1953年的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中，第一次使用该词的是大卫·雷斯曼。最早以族性为标题的论文是“Ethnicity seems to be a new term”。1975年，内森·格拉泽和莫伊尼汉等主编了论文集《族性：理论和经验》，在这本论文集的导言中，他们称族性看来是一种新事物，而不仅仅是一个新术语，这不是知识分子赶时髦，而是“新事物出现了”：一个新词语反映了一种新现实。这个新词就是族性，新的用法是将“族群”这一术语从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少数者们和边缘性亚群体——按照预想或是要被吸收，或是消失，或是作为孑遗、异乡人或捣乱分子继续存在下去的那些群体——扩展到社会的各主流成分。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早期，关于族性与民族主义的出版物大量出现，尤其是在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在社会人类学中，自20世纪60年代晚期到20世纪90年代，族性是被持续关注的焦点，对于族性的研究与对“全球化”“认同”和“现代性”的研究并行展开。

至于族性（ethnicity）的含义则相当不确定，人们知道它的所指，却难以给出明确的定义。1973年《美国大词典》才有了关于族性的定义：①从属于特定族群的条件；②族群自尊。一个名词的意义是不断变化的。这两个定义中的第一个是适宜我们自己的，是一种客观的条件。第二个定义“自尊”是主观决定的。《麦克米伦人类学辞典》的解释是：族群概念的关键特征是指对任何群体或类别的人进行区分或标识，且将被识别的群体与其他群体或类别的人作明确的或含蓄的对比。在此，ethnicity强调的是族群间的互动中的可识别性，并没描述族群间差别的客观标准，也就是说，族性能表示“一个族群的本质”或“从属于一个民族共同体或群体的属性”或者只要是一个“族群”就会有的东西，而这种东西通常是和其他族群比较而言的。也有学者认为这一术语只是在认同过程中产生意义，是明确身份所选择的一个属性。斯蒂夫·芬顿认为族性是关于“血统与文化”的概念。他认为族性是指血统与文化的社会建构、血统与文化的社会动员以及围绕它们建立起来的分类系统的特质和依据。是民族、族群、种族等人类群体所共同具有的东西。在德沃斯看来，族性是由主观的、被一个群体使用的具有符号性或象征性的文化内容所组成的，用来将他们自己与其他群体区别开来，族性相对于族裔分类，就像是阶级意识和阶级。

在东方，日本学者绫部恒雄对ethnicity做过较多的研究，他认为ethnicity指“国民国家的结构中，在相互间行为联系的状况下，根据出身和文化的共同性所组成的人们的集团及其意识”。这种观点认为ethnicity兼有实体（即族群）及意识（族群意识）的双重含义。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吴燕和先生认为：“ethnicity”指的是族群认同或一个族群的特性。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陈茂泰对ethnicity的解释是：“一套互动中的族群区分彼此的社会文化属性，这些属性为我群与他群各依不同程度所确认。”我国学者王希恩认为，所谓族性就是能够构成族类群体的原生要素。“族性”包含的内容很多，但非常具体（如文化、血统、地缘等），具有一定的可识性。

在以上关于族性的界定中，最基本的共识就是：它是指一个民族或其他族类群体具有的某种共性的东西，是“族裔集团的性质和特点”，是“政治和社会行为真实的、能够感觉到的基础”，它既可以是抽象的“族裔精神”“族裔灵魂”，也可以通过某些具体的表征不完全地体现出来，族性是体验和认知民族差异的基础。理论家可以将族性抽象为一个民族的特质，并进行系统的概括和归纳。但是就很多普通民族成员来讲，他们并不一定深知“民族”的学术定义和基本特征，也不精通民族理论，但是他们却能依靠自己的感知体验到民族之间的差异，而他们所依托的就是族性——民族群体所具有的某种共性的东西，他们能够感觉到这种共性东西的切实存在，如血统、体质特征、宗教、习俗等，他们也无需将这些大家不言自明的共性感知抽象为某一精准的概念。他们能够感悟到每个民族群体都具有族性，而且反映不同民族族性的外显内容也不同。普通民族成员的族性感知是形成民族认同的基础，而群体认同则是民族内聚性、一致性形成的纽带。

由于不同的民族成员对族性的感知程度不同，所以不同民族成员对民族群体的认同水平也不同。最宽泛的民族认同是以模糊的共同血统感觉和模糊的共同文化感觉来界定的；较为明确的民族认同是以共同的语言、关于共同祖先的传说或事实上的共同祖先和较为清晰的共同文化感知来界定的；明确的民族认同是在共同血缘和共同文化感知的基础上以清晰的、共知的民族特征来界定的。“我族”民族成员和“他族”民族成员对于族性感知和族性外显具体内容的认识不同，造成了民族成员认同强度的不同和自己眼中的民族边界的清晰度不同，认同界定标准越不明晰，民族成员的认同强度越低，不同民族成员感知的民族边界就越为模糊。认同界定标准越明确，民族成员的认同强度就越高，所感知的民族边界就越清晰。

在关于族性的早期研究中，人们倾向于将其定义为形成集体行动、集体情感的基础，表现为一系列与生俱来的特征。后来，马克思关于工业化社会中阶级本质与阶级冲突的研究使一些学者意识到，在有共同处境的工人中，尤其是在处于低水平的边缘阶级的成员中，文化边界意识得以强化。这表明不管是工业化，还是阶级裂痕的扩大都不能完全影响到族性的维系。于是，后来Barth等人普遍倾向于将族性界定为“边界制造者”，认为地理起源、种族所属、宗教、语言等都是与族性相关的显著特征。在后来关于族性的认知中，也有人将族性界定为区分我族——他族的一些特征，及进行社会建构或政治建构的边界。

在探究族性的来源方面，原生主义认为族性是一种深深植根于历史经验的集体认同，应被视为一种附加的基本的人类关系。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人类个体一出生就会坠入“婴儿民族陷阱”，通过父母、亲属、家族和社区被“社会化”入一个民族共同体，一个人会从自身的早期成长经历中，汲取关于自己所属群体的独特认同、集体记忆，习得语言和群体习俗。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和义务是学习区别于他者的群体文化。他们将自身和群体成员的安全、幸福和信任寄予他们共同所属的共同体，学到我们（自己人）、他们（外来者）之间的重要区别，识别谁与自己不同，谁对自己富有敌意。这样，个体早早地将自己的生活与民族共同体联结为一体，而且这种“联结”会在不同共同体（部落、民族）的代际传递。在必要时，民族共同体还会利用认同的功能改变环境（比如，在外部强力干预下改变群体宗教信仰，并使之成为新的族性构成部分），以使共同体维系下去。持有原生主义观点的学者趋向于强调群体族性的历史连续性、群体成员之间的互动和群体成员思想与行为的一致性，在族性的传承与认知方面，社会化过程是极其重要的。

与之相反，工具主义者认为族性根本不是历史赋予的，认为族性具有高度的适应性和伸缩性。为了适应生存和发展环境，民族集体的边界可以扩展或缩小，民族成员个体也可以移入或移出认同圈，甚至同时成为多个共同体的成员。一个特定集体认同的范畴、象征和意义可以进化。族性是动态的，不是固定的，不具有不可改变的社会、历史联系。

有的工具主义论者甚至怀疑民族认同的完整性和一致性。他们认为族性首要的是个人和群体寻找机会、提高安全系数和经济收益的资源，为了获得更好的回报，他们有时也许会抛弃它。这类工具主义者又分为理性行为派和公共选择派，他们试图解释所有的行为都是个人主要围绕经济利益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族性只有在对个体获得更多安全、威望、物质回报上比其他选择有利时才有价值。族性还被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是一种“虚构的意识”的表达或不真实的神话，这些学者试图表明物质和阶级的价值高于作为行为“激励器”的文化价值，尤其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根据工具主义理论，族性是精英出于机会主义目的而建构或解构的意识形态，是用来说服和动员群众支持少数群体的政治或经济目标的一套神话。Bates和Uchendu依据对非洲后独立时代的民族自治研究，认为群体领导人可以“跨越时空”，创造或“发明”边界。群体精英可以为了斗争或竞争需要创设历史和符号，创造民族，建构族性。工具主义的一个中心理念是认为族性的本质是社会建构，是个体从各种民族遗产和文化中“取舍和混合”后所锻造出的他们自己或群体的认同基础。工具主义招致的批评是过分强调利益，尤其是物质利益的诱惑，而严重忽视民族成员对民族感情和民族凝聚力的忠诚。

在其他观点中，巴斯（Barth）的沟通主义理论认为，族群必须是依据边界被划定的，族际边界的存在是确保族群长期存在的前提。他所提出和坚持的“边界的建立和维系”闻名于20世纪70年代，认为是文化和传统创造和维系了族群的边界，而文化和传统所包含的则是“族性（ethnicity）”。在巴斯看来，没有必要用族群的社会徽章和标记明确地描述、观察民族社会，实际上，“边界卫士”（语言、服饰、食物等）等族性因子能够悄无声息地延续民族的特点和边界。巴斯还认为人们通过学习可以掌握部分其他民族的族性标志成分（如语言、服饰等）。但实际上，跨越边界的沟通和互动反而会使边界更经久。他招致的批评是假设民族认同边界的固定化，强调外显的民族边界特征的作用。巴斯的观点更适用于考察和解释前现代闭合性民族社会结构中的族性，这一时期不同族体成员之间的交往少，浅显的、表面的族性认知较多。

霍洛维兹的社会心理方法，运用（Henri Taifel）的群体心理学，关注对群体价值和群体印象的不同评价（只是族性的一部分）。他认为非洲和亚洲的民族，包括现代领土式国家，拥有不同的文化和经济资源，他解释这些民族的策略（包括民族分离主义和复国主义）是：民族居住的地区和民族“落后”“先进”的本质都能成为民族的资源。他认为族性完全是以血缘神话和相对于其他群体的民族荣誉感为基础的。霍洛维兹的观点是受民族复古主义欢迎的“解药”。他的观点能从历史的视角得到支持，如知识分子的作用、集体记忆和民族先前的敌人等因素都能成为民族复古主义者的诉求依据。

Armstrong和安东尼的民族——符号理论主要关心的是民族的存续、变化和复兴，以及民族过去对当前民族的影响。Armstrong运用巴斯的一般方法看待前现代的民族共同体、中世纪基督教世界和穆斯林。安东尼·斯密斯认为族性中神话和符号象征在民族形成和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Armstrong认为一系列的因素，像对过去生活方式的怀念、宗教教化和组织、语言结构都在产生和改变民族认同方面发挥作用。史密斯考察民族起源的原因，区分贵族和民众的族性，跟踪不同民族形成现代国家的模式。他还强调神话、记忆和符号的文化内涵，关注民族神话的起源、民族选举和关于民族黄金时代的记忆对族性认知的影响。他认为在现代社会已经发生民族复兴，因为知识分子重新发现了民族根性是官僚理性主义的依靠。虽然与原生主义的观点明显不同，民族符号主义还是遭到了批评：不能充分地确定民族现象的众多基础，忽视物质方面，过分强调神话和记忆的内容。

总而言之，不管人们关于族性的认识如何多样，族性及人们对它的感知确确实实存在，概括起来族性具有如下的特点：

族性就是一个族类群体的普遍特质。它蕴藏于族类群体文化与传统中，可以通过客观的族类特征外显出来，也可以抽象为主观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质、民族特点等。作为群体的普遍特质，族性可以成为族类群体成员团结一致的基础和纽带。

族性是可以被感知的。被感知的族性是民族意识的重要内容，民族成员对族性的共同感知和彼此认可形成了民族认同和民族一致性。当族性作为外显特征被明确，作为抽象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质和民族特点被渲染时，族性的凝聚功能就会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普遍。

族性只有在族际联系的框架中才有意义。族性不但由自我认知和确定，而且还需要有对应的外者来感知和界定，内部的“我们”必须区别于外部的“他们”，没有相关的他者存在，一致性的需要就会消失。群体接触、交往和比较是族性被认知的条件。

族性可转化为政治力量。族性平时蛰伏于广义的民族文化之中，当民族成员和群体面对陌生的、富有威胁性的外部竞争者时，它才会被激活，并成为内部力量聚集和群体一致性形成的纽带。“族性是当今世界一种主要的政治力量”。这是当代民族主义研究领域的大师——安东尼·史密斯的论断。族性是形成群体认同的基础，会促进群体力量的内聚和群体认知与行动上的一致。对共同族性虚构起源的信仰会随着理性组织的描述进入民族成员个人的联系之中，彼此产生“兄弟感”。对共同族性虚拟起源的信仰通常会限定“社会圈子”，并反过来通过圈内联姻等强化这个圈子，并形成对圈子的荣誉感。因而，族性能够将个体的、分散的力量汇集成群体的、集中的力量，而这恰恰是政治精英所希望得到的“动员法宝”和“廉价成本”。

二 因循族性的群体动员

族性力量的潜在性引起了热衷于社会运动的政客、学者以及族群精英的高度关注，他们相继提出了族群动员或民族运动理论（Ethnic mobilization theory）。

族群动员是指为了追求族群集体目标，由族群精英和族群组织、政党围绕肤色、语言、习俗等民族认同特征将整个族群组织起来的行动和过程。在这一政治动员行动和过程中，族群成员被从个体消极状态激励和组织起来，参与有目的的公共生活或政治行动。族群动员是为了达到明确目标，而有意识采取的群体行动，动员以族性为基础，把族群成员对群体的情感、态度和忠诚转化为看得见的族群行动或族群运动。

在解释为何民族冲突会沿族裔边界发生时，安娜·西蒙斯（Anna Si-mons）认为有两方面的因素：①精英政治领导人或有组织的武装歹徒首领（或者两者合二为一）通过强化集体认同中的族裔象征，可以从中获得帮助，他们同时也可以通过编造或挑起种族暴行来巩固族裔效忠；②个人在面对任何情况时，对亲属效忠，或者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对“族性”的效忠，成为“明智的”选择，或者在艰难、绝望的情况下成为唯一的选择。而迈克尔·班顿（Michael Banton）则进一步分析道：共同族裔起源的重要性可大可小，只有把这种重要性放在与群体集体行动的其他潜在基础的相互比较中，族性才可能被激活。尤其是当国家权力虚弱的时候，传统纽带（traditionalties）中的亲族关系就成为“信任图”（charts of trustworthiness）的核心。例如，在多民族国家的中央政权统治力量虚弱的时候，如果一个民族群体与另外的民族群体相邻而居，而且彼此在语言、信仰、习俗和共同利益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这些差异又很容易被不同民族的成员所感知，在这样的情况下，族性就容易成为集体动员的纽带。

族群动员的目标通常是实现族群利益诉求，中止族群所遭受的政治、经济或文化歧视，改善群体生活条件或社会地位，扩大群体的影响、吸引投票、影响第三党、组成联盟等等。族群动员甚至会使动乱、抗议、暴力等政治产品成为政治斗争中讨价还价的筹码。族群动员可以通过组织起来的成员规模、积累起来的各种资源、所制定的计划和任务、组织起来的示威和抗议的规模等因素来测量。

可导致族群动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社会的，相对剥夺感的产生则是根基。一个族群的相对剥夺感可以从两个角度产生，一是该族群与其他族群横向比较的结果，即本群体及其成员理应享有的物质、文化和政治利益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差距。二是该群体的期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即群体目前地位和境况与应该达到的、合理的地位和境况之间的差距。因而，即使没有出现民族排外和族群边缘化等问题，族裔群体为了改善自身的社会环境也会发生族群动员。此外，族群活动家、有感召力的族群领导的出现、民族遭受的不公正对待和苦难的事件都能引发族群族动员。总体而言，族群动员是由一个族群被相对剥夺的程度和这个族群追求政治利益的迫切程度所决定的。

经验表明，被剥夺感最强的和社会最底层的群体最容易参加民族运动，而大多数民族运动通常都是由中产阶级领导的，因为他们的相对剥夺感最强，此外，社会底层群体缺乏行动动力和主动性。当边缘族群人口被领导和组织起来的时候，他们获得政治、经济权利的要求就会被增强，而民族运动的结局就是政治的民族化。Horowitz将从民族运动到政治民族化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族性为基础的民族认同被强化，和其他民族之间“你们——我们”的边界感尖锐化；第二阶段，具备政治行动的条件，比如财力来源、组织者、媒体保证等，通过分享共同的思想，参与活动个体的认知和行动一致性提高；第三个阶段，通过实际行动达到民族利益要求，参与者通过和平的（请愿、选举动员等）或暴力的（骚乱、武力冲突等）方式向政府提出要求。目标具体、合理的民族运动形式往往是比较缓和的，比如1977年8月魁北克推出强行推行法语教育的101法案，遭到了90万英裔群体和50万犹太人和意大利后裔的反对；有的目标也许富有野心，比如要求重新恢复民族神话中的家园。

三 理解族群动员的四种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民族动员中的族性政治化的特征越发明显，在运动的性质上表现为要求自治、独立直至获取国家地位。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形成了四种理论用于解释族群动员，即发展理论、内部殖民主义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化理论和族群竞争理论。

发展理论倾向将民族运动视为民族国家建构初期阶段不可避免的现象，并普遍地发生在不发达国家。持该理论的学者认为族群动员是政治发展的障碍，或者是反对“国家建构者”文化同化的社会动员。这一理论认为，在将群体重组入更大的国家治理范围的过程中，或是在诸如国家税收等集权化的体制建设中，族性被激活，族群传统的、最初的情感和忠诚感作为国家的对立面复燃。比较研究表明当具备下列结构性条件时，族裔动员容易发生：不同的族群人口居住在相应的地理边界内；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存在着族群差异；处于主导地位的族群倡导过强的民族主义引发相应的处于边缘地位的族群的民族主义反应。

内部殖民主义理论有几个版本，其中霍洛维茨的描述最为具体：现代化的浪潮在国土不规则的空间创造了相对发展的民族和相对落后的民族。发达地区凭借最初的优势在获取资源和权力方面取得了优势，形成一种阶层化系统，这一系统造成了两个民族之间在劳动力分层、民族认同发展方面存在差距。内部殖民主义理论认为在工业社会中，民族地区之间的关系就像殖民国家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关系，发达的民族地区从不发达的地区输入廉价劳力、原材料，并向不发达民族地区输出产品，这样不发达民族地区成了“二类公民区”。内部殖民主义假设民族政治对抗性和对不发达民族地区的政策正相关，不同民族地区的发展差距越小，族际政治对抗性越低。随着人口流动和民族居住格局的散居化，这一理论将失去发挥作用的条件。

劳动力市场分化又可以具体地分为劳动力市场的分层与劳动力市场的分离。劳动力市场的分层是指劳动力市场也按照文化和族群边界分化，当一些族群成员被迫集中于收入低的职业层位时就会强化族群的一致性，因为共同的经验和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社会交往将这些成员联合在一起。比如，劳工移民大范围地从贫穷、劳力过剩和人口过多的国家流向富裕但缺乏劳力的国家后，因为他们受教育水平低，技术水平低，处于东道国的社会职业底层，在教育、住房、福利和公共服务方面受到歧视，他们需要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劳动力市场分离以早期日裔移民在美国西海岸大多从事小型商业经营为起点，试图提出东道国对移民群体的从业限制、东道国成员的歧视都会使某一或某些移民群体在劳动力市场的一定领域内从业。这样，来自就业圈外部的压力、同业同族成员的组织活动等都会强化相应族群的族性，并就地位改观、待遇改善等问题进行族群动员。

族群竞争理论认为不同族群为了获得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往往采取族群动员的形式。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强化了个体和群体的利益意识，民主政治的发展培养了社会成员的权利意识，因而，面对无孔不入的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各种竞争，共同的文化、共同的族性感知、共同的目标，往往将同一族群的个体聚集在一起，使之为了获得公共资源和稀缺资源而采取集体行动。因为，族群比阶级、血缘、职业等其他组织和同盟更具群体一致性。

族性的概念和族群动员理论启示我们：族性既是维系族类群体存续的基础，也可以化身为族群动员的工具；而以维护和诉求群体利益为目标的族群动员，又会反过来强化和提升群体成员的族性认知，而族性的极端工具化和族群动员的过度功利化都会引发不同程度和范围的民族冲突。与集体行为理论和民族主义理论相比，族群动员理论关注的是民族冲突中的民族性因素。

原载《广西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