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俄罗斯国家利益观的不同阶段划分

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基石。一个国家能否制定出正确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对本国国家利益的判定准确与否，即这个国家是否有一个正确的利益观。但由于影响国家利益的因素众多及国家利益自身的复杂性，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国家的具体利益也有所不同。当决策者对国家利益的判定相对准确，即国家的利益观与国家的真实利益相吻合时，决策者就可能制定出符合本国利益的外交政策，从而收到良好的外交效果，进而使国家利益得以实现。当两者不一致时，决策者制定出的外交政策就未必真正符合本国的国家利益，也就很难取得预想的外交效果，甚至还会导致外交失败，损害国家利益。

俄罗斯自独立以来，经历了叶利钦、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三任总统。从国家利益分层的优先位次来看，三人基本上都是将国家的经济利益放在了首要位置，其他方面的利益置于相对次要位置。但是，由于国内环境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他们的个性差异，三人的国家利益观也有所不同，这使他们在对外政策的实施方法与手段上也有较大差异。从三人对外政策的实施效果（即国家利益的满足度）来看，普京与梅德韦杰夫对国家利益判定的准确性及所采取的应对政策更符合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下面分别对叶利钦、普京和梅德韦杰夫执政时期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观进行梳理。

一 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观

叶利钦执政期间，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观与苏联时期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政治方面，将发展资本主义民主、自由和人权作为国家强大的政治保障；经济方面，将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国家富强的唯一途径；安全方面，将缓和与发展同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关系作为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点。

面对国家经济衰败，人们不满情绪不断增加的社会现实，俄罗斯执政者意识到，尽快使国家摆脱经济危机是其首要任务。叶利钦在两届总统的任期中，基本上是将国家的经济利益放在首要位置，安全、政治等方面的国家利益置于从属位置。但俄罗斯的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有时也冲淡了国家经济利益的中心地位。纵观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观，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一）从独立到1994年末，将经济利益置于各种利益之首，其他层面的利益完全置于从属位置

经济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任何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再好的发展目标也不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国家利益。国家的经济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基本内容，它对国家内外活动起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和制约作用。经济利益主要是指保证国家生存和发展的资料以及生产活动正常开展的需求，包括通过国际贸易、金融、科技和生产合作等活动，实现国家的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繁荣。这就要求一个国家对内拥有发展国民经济的独立自主权，对外进行与其他国家平等互利的经济交往。经济利益是最经常性的国家利益，当国家生存安全有了基本保障时，经济利益则会上升为国家对外政策所追求的最主要内容。

华约解散、苏联解体，作为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选择了资本主义民主道路，两极对抗的国际格局因其中一极的倾覆而终结。俄罗斯作为苏联的继承国，因其政治理念的变化，其内外政策均出现了重大改变。刚刚独立的俄罗斯不仅不再将西方国家视为战略敌手，而且将其视为同一战线的伙伴和盟友。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也因苏联解体、俄罗斯选择了西方民主道路而放弃了与西方世界对抗的理念，改变了对俄罗斯的敌视态度。在政治领域，美国等西方国家认为，俄罗斯已经主动抛弃了社会主义理念且选择了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道路，这意味着西方国家在政治领域获得了胜利。因此，不再存在同俄罗斯进行意识形态上的斗争问题了。军事方面，因为俄罗斯放弃了同西方世界进行军事对抗的理念，所以来自俄罗斯的军事进攻的威胁自然减弱。于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不再将俄罗斯视为战略敌手。西方国家对俄罗斯态度的转变，使俄罗斯的安全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俄罗斯决策者认为，此时国家安全问题的紧迫性下降，经济发展成为其最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将经济利益置于首要位置。《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指出：“在俄罗斯形成与世界经济有机的一体化的、富有成效和生气的、不断发展的经济，是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首要条件。俄罗斯在经济上得不到振兴就不可能成为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强国俱乐部中的享有充分权利的成员，因而也很难在国际舞台上保卫国家的利益和俄罗斯人的利益。”

1992年1月2日，俄罗斯宣布放开物价，被称为“休克疗法”的经济改革正式开始。方案的设计者设想通过这一激进的经济改革方案使国家在短期内摆脱经济危机，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市场经济的长远目标。但实践结果表明，这一方案的实施非但未使经济好转，反而每况愈下。生产急剧下降，1992年前9个月，工业产值与1991年同期相比，月平均下降17.6%，到1992年底下降幅度达到40%；物价飞涨，1992年前11个月，日用消费品价格平均上涨20倍，其中基本食品涨价17倍。物价上涨加剧了通货膨胀。1992年前9个月的通货膨胀率为1350%，被认为是“真正的恶性通货膨胀”；失业人数激增，工业生产的萎缩和经济结构的变革使100多万职工被解雇。至1992年12月初，60多万人正式登记失业；居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物价飞涨的同时，职工工资仅提高了5.5倍，不及物价上涨的二分之一。更让俄罗斯领导者感到棘手的是，由于现金缺乏，很多地区出现拖欠工资和养老金现象，导致大批工人开始罢工。叶利钦在《总统笔记》中曾这样描述当时基层民众的生活状况和国内的经济形势：“……说到幼儿教师，她们的生活状况真让人泫然欲泣，即便在莫斯科她们的工资也低到可笑的程度。仅仅是出于对幼小的孩子们的责任心，这些保育员、幼儿教师（其中大部分是年轻的姑娘和女士）才没有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幼儿园的工作人员才没有罢工。倘若幼儿园罢了工，那就会给国民经济中凡有女职工的部门带来可怕的损失。”“……物价直线上升，通货膨胀上涨使相当一批居民处于绝对的依赖地位，为生存而挣扎，居民们只能指望我们的正确的社会政策。”俄罗斯各地的矿工进行了大罢工，导致许多相关企业无法开工。“1992年春季和夏季，全国上上下下都能听到一个时髦字眼——‘停转’。因为缺煤，铁路停转，车间停转，运输业停转……”基于对当时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分析，俄罗斯的决策层认为，俄罗斯目前最大的危机就是经济面临崩溃的危险。叶利钦曾经回忆道：“1992年9月我看了一下前9个月的经济指标数字，着实恐慌起来。国家无可挽回地陷入极度通货膨胀，生产处于混乱之中，经济联系濒于中断。”

经济形势的恶化促使俄罗斯将主要精力集中在经济发展上。俄罗斯决策者认为，若想尽快摆脱经济危机，首先要取得西方发达国家的帮助，尤其是资金支持。因此在这个阶段，俄罗斯将寻求外援作为国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少资金支持。俄罗斯独立后，叶利钦推行“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这种先置其死地而后生的经济改革方式，最大的特点就是激进。中东欧个别国家便是通过这种方法成功地实现了转轨。但是这种改革方式也存在很大风险。如果不成功，将会给国家和民众带来巨大的灾难。另外，这种激进的改革方式与渐进式改革相比，在短时间内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叶利钦在其回忆录中曾经也明确指出俄罗斯对资金需求的迫切性，“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商品缺乏的现象被克服了，而且根据各种指标来看，除了最便宜的食品外，各种物品均不紧张，不久食品问题也解决了。因为人们知道，粮食和牛奶今天有，明天有，后天还有。在俄罗斯欠缺的完全是另一种东西——钱。”俄罗斯1993年的外交政策构想明确指出，“俄罗斯把保证俄罗斯联邦的国家利益置于主要地位，是俄罗斯外交政策思想的核心。”将“动员金融和技术资源来建立有效的市场经济、发展俄罗斯生产者的竞争能力以及保证他们在世界市场上的利益、促进国内社会问题的解决”作为外交任务主要优先方面。国内危险的经济形势迫使俄罗斯必须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寻求帮助。俄罗斯的决策者认为，只有在政治上加入西方发达国家的阵营，赢得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支持，俄罗斯才能迅速摆脱其所面临的经济危机，才能在经济上快速进入发达国家阵营。俄罗斯当时的外交部文件是对这种观点的最好诠释：“这不仅仅是因为美国是西方世界的最强国，而且因为美国能够向俄罗斯提供国际援助，其援助的规模将会对俄罗斯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的速度及国内改革进程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大胆启用“亲西方”的民主派担任政府要职。而这些年轻的民主派政治家力图快速恢复国内经济，使俄罗斯尽早融入西方文明社会，把国内经济复苏的期望完全放在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身上。为了表示与这些国家政策的一致性，俄罗斯实行全面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的“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时任俄罗斯代总理的盖达尔在议会上的讲话便是对俄罗斯外交政策走向及目的的最好诠释。他说：“如果我们不能吸引对俄罗斯经济大规模的贷款和投资，我们就不能克服所面临的问题”; “俄罗斯政府将奉行亲西方政策，并深信，对于俄罗斯的现状来说，这是唯一理智的政策”；为此“必须彻底消除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中的一切对抗成分，并使这种关系真正成为完全盟友式的伙伴关系”。

可以说，俄罗斯独立后，在对外关系上面临三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一是寻求国际社会的承认，与各国建立正常关系；其二是加强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寻求西方发达国家对俄罗斯政治经济改革的支持和援助；其三是同独联体各国争夺苏联遗产。第一个问题相对容易解决，也不用花费过多精力。第三个问题解决起来虽有困难，但俄罗斯在前苏联各共和国中的地位和其他各共和国对俄罗斯的历史依赖，使得俄罗斯在争夺苏联遗产的过程中也处于有利地位。对俄罗斯来说，最为棘手的是争取外援，以实现国家经济快速转轨的问题。长期僵化的经济体制使俄罗斯的经济积重难返。像俄罗斯这样的大国进行激进的经济改革，犹如大海中快速行驶的巨轮欲突然调转船头，很难掌控平衡。而掌控俄罗斯这艘“巨轮”平衡的便是西方国家的资金。时任俄第一副总理的盖达尔在议会上说：“应当诚实而肯定地说，如果我们不能为商品进入市场首先是发达国家市场创造条件，如果我们不能吸引对俄罗斯经济的大规模贷款与投资，我们就不能克服自己面临的问题。”这样，为了尽快摆脱经济危机，这个时期，俄罗斯将主要精力用在如何争取外援上。俄罗斯领导人在俄刚刚独立时便四处活动，进行招商引资和请求援助。由于俄罗斯的经济危机严峻，其需要的援助资金数额巨大，因此，独立之初，俄罗斯执政者面临的一个最为紧迫的问题就是寻求西方国家的援助。

为了与西方国家建立紧密关系以得到其对俄罗斯的援助，俄罗斯领导人遍访西方各国。在苏联尚未解体时，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便开始对西欧进行访问，以谋求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1991年11月21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抵达波恩，开始对德国进行为期3天的正式访问。这是叶利钦就任俄罗斯总统后第一次访问德国。访问过程中，两国领导人签署了联合声明。声明强调要“全面地发展友好、睦邻与合作关系”。特别强调加强双边经济关系，表示要在运输、农业消费品生产、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环保等方面进行紧密合作。德国方面表示，它将“全力支持”俄罗斯“塑造市场经济的未来”，向俄罗斯提供贷款。同年12月，叶利钦对意大利进行正式访问。双方领导人签署了《关于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与意大利共和国基本关系的联合声明》等多份文件。双方表示将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两国友好与合作关系，将加强两国经济合作作为两国关系发展的重点。同时，意大利表示，将继续对俄罗斯经济改革提供具体的、大规模的财政支持。1992年初，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对西方主要国家进行了旋风式访问。1月底2月初，叶利钦借参加联合国安理会首脑会议之机，访问了英国、美国和加拿大。1月30日，叶利钦同英国首相梅杰签署了《俄英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后“冷战”时期，两国不再威胁彼此的国家利益，将忠于共同的民主原则和追求。两国互视为友好国家及伙伴，彼此关系建立在共同忠于自由、民主、法律至上及人权的原则基础之上。两国人民不存在发展彼此友谊和相互理解的任何思想和政治方面的障碍。同时，《声明》指出，英国将支持俄罗斯经济改革，对俄罗斯进行投资。2月1日，叶利钦与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关于俄美两国新型关系的戴维营声明》。《声明》强调，两国不再视对方为潜在敌人。今后，两国关系将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基础上共同忠于民主与经济自由的朋友与伙伴关系。同时，两国会谈中，布什明确表示将对俄罗斯进行大规模援助。访问加拿大过程中，两国签署了《俄加友好与合作声明》。《声明》指出，俄加两国将进一步加强彼此关系，巩固两国友谊与合作。加拿大表示，向俄罗斯提供1亿美元的贸易贷款。随后，叶利钦又对法国进行访问。访问期间，两国签署了条约及政府间协议。条约规定，法国承认俄罗斯为苏联继承国身份。指出两国将在友好、互信、忠于共同的自由价值观、民主、公正团结的基础上加强彼此关系。两国决定，将在安全、经济、文化等领域加强合作，两国外长每年将举行两次定期会晤，在有关国际重大问题上将彼此协调立场等。同时，法国决定向俄罗斯提供58亿法郎的贸易贷款。总之，俄罗斯独立之初，总统叶利钦便对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进行访问，不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得到改善，而且俄罗斯的国内改革，尤其是经济改革得到了上述国家的支持和援助。1992年1月22～23日，西方国家在美国召开援助俄罗斯的协调会，决定向俄罗斯提供“人道主义援助”。1992年4月26日，在俄罗斯改革处于极度困难的关头，西方七国首脑在华盛顿宣布，将向俄罗斯提供240亿美元的援助，其中60亿美元用于稳定卢布，180亿美元用于弥补当年俄罗斯国际收支逆差和增加粮食进口，以支持俄罗斯改革和向市场经济过渡。俄罗斯领导人对此十分欣慰。时任第一副总理的盖达尔称，“从西方这次援助计划的规模和国际意义的角度看，此计划可与马歇尔计划相媲美，它为俄罗斯经济振兴铺平了道路。”

为了消除与西方的对抗，俄罗斯在战略平衡、东欧撤军、波罗的海问题、世界热点地区问题等方面均做出了较大的让步。在国家交往上，它抛弃了与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相悖的传统盟友，“忽略”了最大的邻国。经济改革方面，俄罗斯实行西方国家赞赏的“休克疗法”；军事上，它又配合西方国家缩减军备，加大裁军力度；对外政策上，它紧跟西方国家，亦步亦趋，将意识形态的异同作为划分敌友的一个重要标准……

这个阶段，叶利钦为了争取西方的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在国际事务中盲目追求西方，外事交往几乎将全部精力都集中在西方大国的身上，而与传统盟友朝鲜、越南、印度等国往来急剧减少。朝鲜是苏联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盟国，这一关系是历史形成的。在朝鲜半岛问题上，苏联始终奉行向朝鲜“一边倒”的政策，给予朝鲜巨大的支持和帮助，因此苏联成为朝鲜安全、经济、政治的主要支柱之一。但自从与韩国建交后，苏联对朝鲜的政策很快发生了变化。特别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骤然改变了对朝鲜半岛的外交政策，开始奉行向韩国“一边倒”的政策，几乎中断了与朝鲜几十年的传统友谊和经济联系。政治上，两国基本停止了高层外交接触；经济上，两国的贸易额也大幅削减；外交上，对于朝鲜半岛问题，俄罗斯也基本上完全站在西方国家一边。使得俄朝关系降至历史最低点。在疏远朝鲜的同时，俄罗斯对越南、印度和古巴等传统盟国的态度也是急剧降温，尽力淡化与这些国家的传统盟友关系，力图以此来证明与这些国家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进而赢得西方国家的认同。总之，此时的俄罗斯将本国经济发展的希望几乎全部寄托于西方国家。为了国家的经济利益，甚至放弃了部分地缘政治战略利益，实行全面的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这个时期也被称作“一边倒”时期。

这一阶段，俄罗斯国内对执政者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也有不同声音，甚至叶利钦本人也在1992年10月27日的俄罗斯外交部部务会议上对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提出了批评，列举了俄对外政策的“错误和失误”。他指出，在对独联体国家的外交中缺乏连贯性，并对该地区的局势发展缺乏准确的预测；在发展同西方国家关系时忽视了同东方国家的关系；同后共产党国家关系萎缩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减弱了；在国际舞台上缩手缩脚，经常忍受欺辱；等等。1993年4月30日，《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出台。《构想》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视，但这并未减少俄罗斯对经济利益的寻求，且对执政者来说，此时俄罗斯对地缘政治战略利益和安全利益的寻求具有某种被迫性，多是源于国内的压力。1993年，俄罗斯发生严重的政治危机，是年10月，叶利钦虽然以武力“炮轰白宫”，结束了“两个政权并存”且相互对峙的尴尬局面。但是，在同年12月的杜马选举中，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保守派在国家杜马选举中大获全胜，极右翼势力代表自民党与左翼势力代表俄罗斯共产党两党共获得35.14%的选票（其中自民党获得22.79%选票，成为杜马第一大党，俄共获得12.35%的选票成为第三大党），占据了议会多数。保守派占据议会多数，又使俄罗斯形成了议会与总统的对立局面。民族主义思潮开始成为俄罗斯对外政策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保守派认为，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并没有使俄罗斯获得相应的经济援助，使国家经济摆脱困境。相反，对西方国家的一再退让导致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空间与安全利益遭到前所未有的损害。其间，俄罗斯开始加强与传统盟友和中国等国的关系。

但总体看来，俄罗斯此时依然将国家的经济利益作为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放在首要位置。加强与传统盟友和中国的关系，也仅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策略性调整，其主要目的不过是增加其与西方国家谈判的筹码而已。另外，俄罗斯此时外交政策的调整，也不过是对西方国家感到失望的一种本能反应。这个时期，俄罗斯主观上依然倾向于实行向西方“一边倒”外交政策。

（二）从1994年末至叶利钦辞去总统职务，在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同时，不断提升地缘政治利益与安全利益的位置

俄罗斯起初希望通过外交上紧跟西方国家来赢得对方的信任和接纳，从而使其对俄罗斯经济改革给予支持，为俄罗斯提供大量资金援助。但一再的退让并没有使俄罗斯得到预期的回报。经济上，西方国家口惠而实不至。在1992～1993年，西方七国两次答应给予俄罗斯共计674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而真正落实到位的只有200亿美元。并且在提供贷款的过程中，西方七国又附加了许多较为苛刻的条件，要求俄罗斯将这些贷款多用于拆除核武器、军工转产等方面。由此不难看出，西方国家的真实目的是要进一步削弱俄的实力，避免其重新恢复帝国野心。在国内政治方面，经常干涉俄罗斯的内政，对俄罗斯平定车臣叛乱进行严厉的批评，要求俄罗斯同车臣武装分子通过政治协商解决车臣独立问题。尤其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处理国际热点问题时，不把俄罗斯作为大国来对待，往往抛开俄罗斯的意见独断专行，这使俄罗斯深感屈辱。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开始对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空间进行挤压。1994年12月，北约在美国推动下开始决定东扩，这被俄罗斯视为对其国家安全利益的严重威胁。俄罗斯时任外长科济列夫说：“对于我们来说，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是否敌视北约，而在于对俄罗斯人来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直到现在还是一个外部组织。它是在“冷战”条件下创建的敌对阵营。但现在这个敌对阵营已经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令人感到疑惑的是北约扩大是针对哪些威胁。如果是来自俄罗斯的威胁，那么就会产生一种危险，导致欧洲的分裂和出现新的分界线。如果是在欧洲有新的安全问题，那么为什么不同俄罗斯共同解决？”叶利钦于1997年12月批准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也明确指出：“俄罗斯不能接受北约东扩，因为它对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于是，俄罗斯加强了对国家安全的重视，逐渐提升了国家安全利益的位次。尤其是，北约酝酿包括将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纳入其麾下的第二轮东扩，以及科索沃战争、第二次车臣战争及美国欲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等问题，更使俄罗斯感受到来自西方国家的分离主义的威胁。俄罗斯意识到，一厢情愿地向“西倒”只能使国家利益遭受更大的损害。于是，俄罗斯重新将国家安全利益置于优先位置。这样，俄罗斯便开始进一步调整其外交政策，逐渐改变了为取得经济援助而不惜以国家地缘战略利益和安全利益的退让为代价的外交策略，进而推行多极化的全方位外交。

俄罗斯国内形势的“左转”倾向同样引起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警惕。为防止俄罗斯帝国野心的恢复，美国等西方国家进一步加强对俄罗斯的防范：削弱对俄罗斯的支持力度；加强对俄内政的关注和批评力度；分化瓦解俄罗斯的势力，在俄罗斯周边构筑防止俄帝国野心的安全地带；等等。西方国家弱俄、遏俄的政策，尤其是对俄罗斯地缘战略空间的一再挤压，使俄罗斯感受到自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西方国家在许多国际重大问题上，很少考虑俄罗斯的利益和感受，这使俄罗斯国内上下均有一种强烈的危机和羞辱感。昔日大国情结在民众心中陡然提升。因此，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独立性越发增强，“恢复昔日大国地位”逐渐成为其对外政策的战略目标。为了这个战略目标，俄罗斯在对外政策中开始更加注重国家地缘政治战略利益和安全利益。

1996年初，叶利钦总统撤换了“亲西方”的外长科济列夫，任命普里马科夫为俄罗斯新外长。这是俄罗斯对外政策进一步调整的重要标志。普里马科夫上任后反复强调：“俄罗斯是一个大国，它应该有自己的对外政策……俄罗斯不能扮演跟在长机后面飞行的僚机的角色。”1997年12月17日，《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正式出台，《构想》明确提出，加强俄罗斯作为正在形成的多极世界中有影响的一极的大国地位，是俄罗斯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也是维护俄罗斯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这标志着俄罗斯恢复大国地位外交战略的正式形成。

为确保国家的战略空间安全，面对北约东扩，特别是在美国公开表示支持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加入北约后，俄罗斯领导人宣布，将不惜一切代价制止北约向原苏联地区扩张。俄外长普里马科夫警告说，吸收包括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在内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加入北约就等于“闯红灯”。它将迫使俄采取对应措施，包括“从根本上重新考虑整个局势，改变同北约的全面关系”。为了抵制北约东扩对其战略空间的挤压，俄罗斯采取了一系列抗衡措施：加强与独联体各国关系，推进独联体一体化进程；同白俄罗斯签署了《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联盟条约》；与中国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等等。另外，俄罗斯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以凸显其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在科索沃战争问题上，一方面坚决反对北约对南联盟进行空袭，另一方面以调停人身份出面进行斡旋，最终使北约与南联盟走上谈判桌，并且突出奇兵占领普里什蒂纳机场，迫使北约让步；积极参与欧洲维和行动；进一步加强与印度、越南、伊朗等国的关系以增强其在该地区的说话力度。总之，这个阶段，为了恢复大国地位，维护国家的地缘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俄罗斯有时甚至不惜冒着牺牲经济利益的危险。经过努力，其大国形象也略有恢复。

二 普京执政时期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观

与叶利钦时期相比，普京执政期间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观更突出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特点。普京在维护国家利益时，其外交策略比叶利钦更显灵活、务实。普京上台后，俄罗斯国内政治、经济形势逐渐好转，民众对他的支持率也不断攀升，这使得普京在国内的政治地位日益稳固。加之普京比较善于协调各利益集团的关系，因此在普京执政期间，很少出现叶利钦时期存在的集团利益取代国家利益的现象。总的来看，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外交总的原则是：国家利益至上，国内目标高于国外目标，突出经济外交，务实、灵活。在这一阶段，从俄罗斯政策制定者对国家利益的判定来看，具体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一）从2000年到乌克兰“颜色革命”前，在强调国家安全利益和地缘政治利益重要性的同时，将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置于优先位置

普京于1999年最后一天从叶利钦手中接过俄罗斯总统的权杖。接任代总统后，为了迎接2000年3月的总统大选，上台伊始，普京小心地延续了叶利钦恢复大国地位的外交政策，在强调国家安全利益和地缘政治战略利益重要性的同时，将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置于优先位置。其对外政策的总趋向是：致力于建立多极世界，“恢复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在开展全方位外交的努力中，加强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外交，巩固与各独联体国家关系，加强与亚太国家的合作，继续发展同中国、日本和印度等国的关系。这个阶段可细分为两个时段。

1．从普京接任俄罗斯代总统到“9·11”事件爆发前，在强调国家安全利益和地缘政治战略利益重要性的同时，普京逐步将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置于优先位置

普京担任俄罗斯总统时，俄罗斯所面临的内外形势十分严峻：俄与西方国家因北约东扩、科索沃战争、第二次车臣战争和美国欲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等问题关系急剧恶化；车臣分离主义分子活动猖獗，使国家面临分裂危险；恐怖事件时有发生，人民生命财产受到极大威胁；国内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民众对国家经济发展十分不满。可以说，普京上任时，俄罗斯内外交困。针对这种情况，普京认为，俄罗斯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国家内部。因此，在关注国家安全利益和地缘战略利益的同时，普京将经济利益置于优先位置。在治67国政策方面，普京提出国外为国内服务的理念。

上任后，普京根据内外形势总结了前任内外政策的教训。他认为，俄罗斯十年来的外交政策是失败的。尤其在后期，俄罗斯不顾自身实力状况，积极参与各种国际事务，不但导致其外交资源的大量消耗，而且没有得到相应的成果。经常是西方国家不顾俄罗斯的反对，我行我素，导致俄罗斯总是处于被动地位，国家利益受到损害。国家利益观的变化，使得普京在外交政策上也进行了相应调整。一方面，普京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延续了叶利钦恢复大国地位的外交政策。另一方面，努力寻求与西方国家尤其是与美国缓和关系，为国家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9·11”事件发生前，因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普京对国家安全利益非常关注。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各国在对外政策上的霸权行径及其对俄罗斯战略空间的不断挤压延续了叶利钦的强硬态度。在对待世界格局的态度上，普京明确表示，反对一极主宰世界，主张以俄罗斯为其中重要一极的多极世界。1999年12月31日，在接任代总统的当天，普京就在俄罗斯安全会议扩大会议上说：“俄罗斯将继续执行卸任总统叶利钦制定的对外政策，俄罗斯对外政策方针不会改变。将一如既往地在平等、互相理解、友好和互利合作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关系。将致力于建立多极世界。”随后，普京又签署了一份长达20多页的国家安全构想文件，明确表示“反对由一个或几个国家霸权为基础的单极世界”。他指出，由于联合国和欧安组织的作用减弱，北约不断加强且不断东扩逼近俄边境，可能会直接威胁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导致对俄的直接军事入侵。因此，他认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是俄罗斯当前最主要的军事对手，将防备北约发动“大规模地区战争”视为战略重点。他提出，一旦需要，俄罗斯将动用各种力量和手段，包括核武器来维护自身利益。另外，对于美国威胁要单方面修改或退出苏美两国1972年签订的《反弹道导弹条约》，要部署全国导弹防御系统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俄罗斯毫不退让，表示坚决反对。在车臣问题上，普京不顾西方国家的反对坚持以武力阻止车臣独立，确保国家领土完整。这均体现出普京对国家地缘政治战略利益和安全利益的重视，也表明他此时的基本外交战略与叶利钦执政后期的一致性。但这个时段，普京在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再侵害俄国家安全利益和地缘政治战略利益实行强硬态度的同时，也认识到百废待兴的俄罗斯离不开美国等西方国家，因此不时露出与西方国家改善关系之意。普京上台当天，对外进行电话联系，首选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坚持用兵车臣的同时，允许欧洲委员会会议代表团进入北高加索实地考察车臣问题；会见一些西方政要，表示俄愿与欧盟加强合作。在普京正式就任总统后，为了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打破与其冷和平的坚冰状态，出国访问对象首先选择了与美国有着密切关系的英国。这些均表现出俄罗斯欲改变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愿望。

2000年6月，普京签署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该《构想》的出台预示着俄罗斯外交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它对俄罗斯近10年来的对外政策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对未来俄罗斯将奉行的对外政策提出了一些新的设想。《构想》明确指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优先方面是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构想》的出台说明俄罗斯以务实的态度在理论上确立了以国内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外事务服从国内事务大局的外交指导思想。提出了“有选择参与”的新的对外政策指导方针。《构想》指出：“俄罗斯联邦成功的对外政策应当建立在使其目标与实现目标的可能性保持合理平衡的基础之上。……而参与国际事务的规模应当真正有助于巩固国家地位。”强调了与西欧国家合作对俄罗斯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主张与欧盟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同时，提出了与北约和美国合作的期望。总之，这期间，俄罗斯在外交政策上，一方面体现了外交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思想，另一方面表明了俄罗斯由“全面参与”的积极外交政策转变为“有选择参与”的战略收缩政策。

不过，因为国内民众民族主义思潮尚未降温，美国等西方国家限俄、遏俄的敌视政策也未转变，所以俄外交理论并没有真正贯彻于外交实践之中。在一定程度上，俄罗斯依然十分重视地缘政治战略利益和国家安全利益。俄罗斯提出将“确保国家的可靠安全，维护和加强其主权、领土完整、在国际社会中的牢固和权威地位”作为其对外政策的一个基本目标。同时指出，“俄罗斯的这种权威地位应在最大程度上符合俄罗斯联邦作为一个大国、当今世界的一个有影响中心的利益，也是增强俄罗斯政治、经济、人才以及精神潜力必不可少的。”这个阶段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俄罗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非但没有拉近，反而跌入低谷。与西方国家债务谈判失败，西方逼迫俄罗斯立即按期还债，并威胁不还债就把俄罗斯开除出八国集团。小布什上台后，对俄罗斯采取强硬政策。美国先是逮捕了与俄罗斯有关的联邦调查局间谍罗波特·汉森。紧接着，美俄双方互逐大批外交人员，其规模达到了“冷战”后的最高点。此外，美国政府国务院高级官员在华盛顿接见了车臣的外交代表，令俄罗斯政府十分恼火。这几个事件使俄罗斯对西方感到绝望，在政策上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拉开距离。

2．从“9·11”事件到乌克兰发生“颜色革命”之前，俄罗斯为了寻求国家经济利益，不惜让渡其地缘政治利益，在将国家经济利益置于首要位置的同时，加强对非传统安全利益的重视

“9·11”事件为俄罗斯提供了调整国家利益次序的机会。普京抓住机会调整了与美国的关系，从而改善了国家的安全环境，进而完成了对国家利益优先次序的调整，将国家的经济利益放在了首位，而将国家的地缘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置于相对次要的位置。为了寻求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其经济发展的支持，普京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主动改善与美国和北约的关系：不遗余力地支持美国反恐，同意美国驻军中亚和格鲁吉亚；平和地对待美国退出反导条约；默认北约第二轮东扩；等等。这些都赢得了美国的好感，俄美重温“蜜月”之情。“9·11”事件以来，俄罗斯寻求恢复大国地位之心并未改变，只不过普京对俄罗斯国家利益的认识及为恢复俄大国地位所采取的策略与叶利钦有所不同而已。阿富汗战争结束后，美国“单边主义”倾向日渐明显，当美国在一些事情上采取有损俄罗斯国家利益的行动时，普京便显示出其强硬的一面，在原则问题上决不退缩。总体看来，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普京在对外政策上采取了有所为，有所不为，软中有硬，硬中带软，一切外交政策均为国内稳定和经济发展服务的斗争策略。

普京上台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政策调整，彻底理顺了外交思路。从其对外政策中不难看出，一方面俄罗斯更加突出国家经济利益和务实主义色彩，另一方面保持了叶利钦时期“全方位外交”的延续性。突出“强国意识”和“爱国主义”，提出“强国富民”思想，强调“要从国家利益出发制定对外政策”是俄罗斯这个时期的外交特点。在此期间，普京采取了东西方同时出拳的外交政策，打破了自科索沃战争以来俄罗斯外交的低沉局面。“9·11”事件为俄罗斯争取利用新的战略利益契合点，突破俄美关系的僵持局面并改善两国关系以便尽可能地争取到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提供了契机。

为了寻求缓和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改善俄罗斯的安全环境，在美国对阿富汗实施军事打击之时，俄罗斯不但为美提供军事情报，开放空中走廊，支持阿富汗北方联盟，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其传统的地缘政治观念，允许美军事力量进入被俄视为“禁区”的中亚地区。当美国正式宣布退出美苏1972年达成的《反弹道导弹条约》时，普京反应相当温和，他说：“条约的确赋予了双方中的每一方在特殊情况下退出条约的权利。美国领导人不只一次讲过这一点，所以此举对我们并不突然。但我们认为这一决定是错误的。”并强调美退出条约“不会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同时，普京竭力缓和与北约的关系，大力加强与北约的合作。2001年下半年，普京与北约秘书长罗伯逊成功地实现了互访。普京访问了北约总部，成为“冷战”后俄罗斯第一位访问西方防务联盟总部的领导人，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2002年5月，俄罗斯与北约又由“19+1”的机制发展为“北约20国机制”，俄罗斯可以作为一个平等的成员有条件地参与北约事务，这标志着俄罗斯与北约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俄罗斯的缓和政策使其与西方国家再次聚拢，俄罗斯的让步也使它得到了相应的回报：美国宣布不再将俄罗斯视为敌手和战略威胁，而将其视为新型的战略伙伴，允诺帮助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美国等西欧国家又把俄罗斯视作市场经济国家，使俄与美欧等国在经贸、能源等领域的合作取得进展；对俄罗斯打击车臣恐怖势力不再反应强烈。总之，这个阶段，俄罗斯为了集中精力发展本国经济，给国家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对美国等西方国家采取了缓和政策。在全力改善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同时，普京并没有放弃叶利钦的东方政策。但普京此时的东方政策是有重点地选择性参与，这些政策在显现俄罗斯维护其地缘战略利益的同时，更突出了对经济利益的关注。

“9·11”事件虽催生了“俄美新型战略关系”，但并不等于弥合了两国利益上的分歧。对于美国损害俄罗斯利益的行为，普京据理力争，坚决反对。阿富汗战争如此顺利，既出乎国际社会的意料，也是美国所没想到的。战争的胜利不但显示了美国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军事实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美国的自信。本来略有收敛的“单边主义”倾向，又开始急剧膨胀。战后，美国不但对世界各国趾高气扬，而且也不把联合国放在眼里。美国单边主义倾向引起了许多国家的不满，在欧洲，美国的传统盟友中也出现了不同声音。尤其是在美国欲以武力推翻伊拉克政权时，俄罗斯与德、法等“老欧洲”国家结成反战同盟，表示坚决反对对伊动武，迫使美英两国没能披上联合国授权的“合法外衣”，只好绕过联合国对伊拉克进行军事打击。但俄美关于伊拉克战争的矛盾并未严重影响两国反恐合作伙伴关系，两国在反恐领域依然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其中缘由在于，一方面俄罗斯将经济利益置于首要位置，这要求其必须将经济发展作为第一要务，而良好的外部环境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俄罗斯也深受恐怖分子的袭扰，反恐行动是其重要任务，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合作不但能够增强反恐效果，另外也可以减弱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在车臣实施反恐行动的压力。伊拉克战争并未涉及俄罗斯的核心利益，因此没有必要因小失大。俄美反恐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得以保持。

（二）从2004年底到普京第二任期结束，俄罗斯加强了对国家地缘政治利益和传统安全利益的重视，将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置于同样重要的位置

俄罗斯对美国打击恐怖主义的支持及对北约友好的态度，虽然得到了一些回报，但并未达到其预期目标。尤其是阿富汗战争之后，美国并没有像其保证的那样，战争结束即从中亚撤兵，而是毫无离去之意。美国对中亚的介入给俄罗斯与中亚各国间的传统盟友关系钉下了一个“楔子”，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俄罗斯对中亚的影响。美国暗中支持格鲁吉亚亲西方的反俄势力上台，严重威胁了俄罗斯的地缘战略利益和国家安全利益，这使俄罗斯对美国的行为十分不满。“9·11”事件后，俄罗斯与北约关系虽有改善，但其对北约大幅东扩依然不满。特别是在北约完成第二轮东扩后，又酝酿下一轮东扩，且这轮东扩很可能包括独联体国家，这将严重损害俄罗斯的地缘战略利益。另外，别斯兰恐怖事件后，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恐怖势力，普京进一步推进国内政治改革，加强了中央对国家政权的掌控力度，这遭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严厉批评。它们指责普京偏离了民主的轨道，并且要求俄罗斯与车臣恐怖主义分子谈判。普京对此十分不满，认为这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内政的干涉，使得俄罗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蒙上了阴影。2004年10月，乌克兰举行大选，美国积极策动乌反对派势力发动“颜色革命”，使俄罗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分歧再次公开化。亲西反俄的尤先科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当选为乌克兰总统，这使俄罗斯一心经营的独联体面临被肢解的危险，导致其地缘战略利益受到了严重威胁。因此，普京再次加强了对地缘战略利益的重视，一方面他加强与亚洲各国的关系，以此减轻来自西方国家的压力；另一方面又加强与德、法等“老欧洲”国家的联系以分化西方阵营，寻求外交回旋空间。

2007年初，美国欲在中东欧国家部署反导防御系统，这使俄罗斯感到严重威胁。原本美国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属于防御之用，就其武器功能而言并不对俄罗斯构成威胁。但反导系统给俄罗斯带来是另一种后果，因为俄罗斯东部地区已在美国阿拉斯加反导基地的监控之下，如果美国在东欧再建拦截基地，在战略态势上将对俄罗斯形成“反导包围圈”，所以这将会严重削弱俄罗斯的核威慑能力，甚至可能从根本上废掉其“核武功”，破坏整个欧洲乃至全球的战略平衡。普京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达了他的担心。他说：“虽然我们之间有73矛盾，但在两个超级大国和两种体制对抗期间没有发生大战，那么最近几十年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的责任是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保持力量平衡。曾经存在过力量平衡和互相毁灭的恐惧，一方害怕在最后时刻，未和对方商议而迈出多余的一步。这曾是一个脆弱的世界，当然，也是有点可怕的世界。但现在发现，它过去还是相当安全的。而今天，世界看来已经不那么安全了。”“美国正在积极研制和使用防御系统。……从理论上讲，这一系统正是为了发挥效用才被建立。这就是说，我们又要假定，俄罗斯今天的核力量的潜在威胁到某个时候就会完全消除。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意味着，平衡将被绝对打破，一方将感到自己的绝对安全，这也意味着，不仅会使它在局部冲突中，还有可能在全球冲突中放开手脚大干。”此外，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反导系统并不意味着此计划的结束，可能是下一个更庞大计划的开始，美国可能会将现在的陆基反导系统扩展到海基和空基，使美国全球称霸野心更加膨胀。再者，美国在东欧部署反导防御系统，将进一步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很可能导致包括独联体国家在内的更多国家倒向美国，致使俄罗斯地缘战略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因此，俄罗斯将美国此举视为对其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

针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态势，俄罗斯进行了全面的反击：加强中央集权和对非政府组织监管，以防止“颜色革命”的发生；重新整合独联体，对明显倒向西方的国家加大打击力度，同时加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功能，共同防止外部策动“颜色革命”；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功能，以抵制美国单边主义；加快新式武器的研制，以突破美国的反导防御系统；暂时停止执行《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以迫使北约各国尽快批准该条约；积极凝合“金砖四国”，以图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加强与所谓的“无赖国家”的关系，以抗衡美国的霸权思想；等等。从俄罗斯的外交行为来看，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担忧增加，加强了对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视。

同时，俄罗斯依然十分重视国家的经济利益，其对外活动多是围绕着经济利益进行运转。如俄罗斯不惜恶化与独联体各国的关系，对包括白俄罗斯、亚美尼亚等盟友在内的国家能源出口进行大幅提价，以市场价格向这些国家出口能源。俄罗斯还主张建立天然气OPEC，以主导天然气出口市场。

总之，这个阶段，俄罗斯在大力发展国内经济的同时，加强了对地缘战略利益和安全利益的重视。为维护国家的地缘战略利益和安全利益，普京采取了加强军队改革、提升尖端武器的研制、放宽核武器使用门槛等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对西方国家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但因为自身实力有限，远不能与美国同日而语，所以俄罗斯此时仍然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全面挑战美国的全球战略安排，只是在触及本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实行防卫性的外交反击。从普京的执政理念来看，他依然没有改变“经济至上”的基本原则，依然希望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保持合作关系，以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简言之，俄罗斯在这个时期，外交政策更显示出独立特点。这个时期也被称作谋求独立自主外交时期。

总体看来，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观与普京时期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观有一定的差异。叶利钦后期，俄罗斯将国家的地缘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置于重要位置。而普京时期，俄罗斯始终是将国家的经济利益放在首要位置。这两个时期，俄罗斯对国家利益判定的不同，主要是因为俄的政策制定者对国际环境和本国国力认识出现差异。当然，两个时期政策制订者个人素质的不同也是其国家利益观不同的一个重要因素。从二人对外政策的执行手段和成效来看，普京的对外政策更显合理与务实，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而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则更显感性化，有时甚至意气用事，其外交政策则难免更显被动。

三 梅德韦杰夫执政时期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观

梅德韦杰夫在普京的支持下成为俄罗斯第三位总统，基于普京在国内的威望和政治地位，梅德韦杰夫就职总统的当天便提名普京担任自己的政府总理，俄罗斯至此形成了“梅普组合”的政治决策模式。梅德韦杰夫虽然被外界称为民主政策的坚定执行者，但是在其执政的四年间，并未完全改变普京的民主政策和对外强硬态度。在俄罗斯的民主道路上，梅德韦杰夫曾对普京所提出的“主权民主”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民主不需要加上限定词。在其执政四年间，俄罗斯的民主也稳步推进。在国家的定位方面，普德韦杰夫依然认为，俄罗斯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梅德韦杰夫执政期间，俄罗斯所面临的国际形势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因格鲁吉亚力图以武力统一分裂地区而一度恶化。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梅德韦杰夫在外交方面采取强硬立场，针锋相对，有力地维护了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同时，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梅德韦杰夫在俄格冲突后，尤其是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将放弃在中东欧部署反导防御系统后，采取措施主动同美国缓和关系。

（一）执政之初，加强对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视与维护

梅德韦杰夫执政之初，俄罗斯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十分不利，俄美两国因美国欲在中东欧地区部署反导防御系统而关系紧张。格鲁吉亚为尽快统一国家，力图对分裂地区进行武装打击，而在该地区有诸多的俄罗斯军民，这对俄罗斯而言无疑是一大威胁。此外，格鲁吉亚在美国的支持下，多次表示加入北约的意愿。如果格鲁吉亚加入北约，对俄罗斯地缘战略空间将造成前所未有的挤压，导致俄罗斯的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2008年8月8日，格鲁吉亚对分离地区南奥塞梯大举用兵，梅德韦杰夫随即以本国国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为由，决然出兵格鲁吉亚，随后又支持格鲁吉亚两个地区独立。虽然俄罗斯的行为饱受西方的批评，但俄罗斯并未妥协，而是倚仗欧美等国对俄罗斯能源及航天器的依赖保持了强硬姿态，使得西方国家在该问题上无所作为，格鲁吉亚最终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针对美国在中东欧部署反导防御系统的问题，梅德韦杰夫针锋相对，一方面对美国进行大肆批判，另一方面表示将在加里宁格勒州部署“伊斯坎德尔”导弹予以应对。在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发生冲突时，美欧一些国家欲表示将对俄罗斯予以制裁的时候，俄罗斯总理普京公开表示，美欧伙伴在航天器和能源等方面离不开俄罗斯。普京的态度使美欧国家十分紧张，最终在俄格冲突问题上并未将俄罗斯怎么样，西方国家的表现，体现出在国家利益面前“正义”的脆弱性。

另外，“梅普政权组合”利用能源优势，展开能源外交。一方面加大对国76内能源的掌控力度，另一方面利用能源优势迫使能源进口国在一些涉及俄罗斯利益方面的问题上对俄罗斯做出让步。同时，在与邻国的领土争端方面，梅德韦杰夫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2010年11月1日，梅德韦杰夫毅然决然地到与日本有争端的南千岛群岛的国后岛视察，引起了俄日两国关系的紧张。这一事件充分体现出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俄罗斯态度的坚决性。

（二）经济危机凸显后，俄罗斯为尽快摆脱危机，极力缓和与美国的关系

当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在俄罗斯逐步显现并迅速蔓延后，梅德韦杰夫意识到危机的严重性，在内政方面，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予以应对；外交方面，尽量缓和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同时加强与新兴国家间的合作。在格鲁吉亚问题上，梅德韦杰夫虽然态度强硬，表现出不让步的态势，但同时也表示希望缓和与欧盟等国的关系，因此接受法国的调停，并对其予以高度评价。当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表示，暂停在中东欧部署反导防御系统后，梅德韦杰夫立即予以回应，对美国的举措表示欢迎，同时表示如果美国不在中东欧部署反导防御系统，俄罗斯将不在加里宁格勒部署“伊斯坎德尔”导弹。

2009年5月，俄美两国就进一步削减战略武器的问题上展开谈判，经过双方多次磋商，2010年4月，俄美两国在布拉格签署了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并于2011年2月5日正式生效。

综观梅德韦杰夫执政期间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观，可以看出，俄罗斯决策者在国家道路选择方面，依然坚持俄罗斯式的民主道路；由于其间国际社会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俄罗斯被迫调整了国家利益关注的重点方向。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给俄罗斯造成了重大影响。为了恢复经济，俄罗斯采取了多种措施提振民众对国家经济发展的信心。而格鲁吉亚武力统一国家的行为被俄罗斯解读为对其安全利益的严重侵犯，因此，俄罗斯不顾西方国家的反对断然出兵，给格鲁吉亚以重创。于是，俄罗斯将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置于重要位置。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俄罗斯甚至不惜动用武力等强硬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