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家利益观

国家利益是客观存在的，它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国家利益观作为一种主观观念，是对国家利益的主观认知，受人的观念主导。理论上，一个国家的内外政策由国家利益决定，内外政策的终极目标是国家利益最大化，并以国家利益的实现程度为衡量其成败的标准。但实际上，一国的外交政策是由该国的国家利益观而非国家利益决定。国家利益具有客观性，一旦通过人们对其进行认知，就可能出现偏差。而这种偏差必然会导致决策者为维护其认知的利益而采取未必能够真正维护本国利益的手段。因此，常常出现这种情况：统治集团认为其内外政策是以国家利益为准绳，可实际上，其政策未必能够真正维护本国利益。究其原因，就是执政者的国家利益观与该国客观的国家利益不相符，或者说其外交手段与外交目标相背离。

一 国家利益观的概念

在国际关系理论方面，学术界对国家利益的争论始终不断。目前，在国家利益的界定上，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是客观主义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将国家利益视为一门科学，他们肯定了国家利益的客观性，认为它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所规定的客观实在，是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只要存在着民族国家，就必然存在着国家利益。第二种是主观主义观点。持该观点的人认为，国家利益是各种不同主观观念和偏好（preference）43之间相互斗争的政治结果。这种观点把国家利益的认定视为一门艺术。这种观点以建构主义为代表。他们从观念的角度首先对客观主义的国家利益定义进行了批判，认为利益产生的根源问题极为重要。亚历山大·温特曾指出：“在国际关系学界，人们普遍认为权力和利益是 ‘物质’的，因此要想挑战现实主义这类强调权力和利益的理论，唯一的方法就是证明观念、规范、制度这类因素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行为。”他认为利益怎样产生是理性主义的盲点。玛丽·芬丽莫尔指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基本以国家利益为前提进行假设，而不是质疑国家利益，国家体系层面上的国家利益总是被看成是稳定和大致相同的。她也认为国家利益的来源是至关重要的。在此基础上，建构主义强调国家利益是观念建构，具有主观性。温特认为：“利益本身就是认识或观念。”玛丽·芬丽莫尔认为，规范和观念在国际关系中具有重要作用，国家利益是根据国际上公认的规范和理解来定义的，由国际共享的规范和价值所塑造。所以，她指出重视规范和价值的重要性使国际政治概念的侧重点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主要强调物质层面更多地向社会和观念层面转变。第三种观点认为，国家利益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持该观点的人认为，首先，国家利益是客观存在的，利益的根源是需要，这种需要是客观性的。需要不依赖主观意识或其他任何意识而存在，它不同于对需要的意识。其次，国家利益具有主观性，受到意识的影响。需要是利益的基础，但显然不是利益。人们之所以对国家利益的概念、内涵等持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方面是因为国家利益自身存在着一定的复杂性，人们很难对其进行判定；另一方面是由于一些人对国家利益与国家利益观这两个概念的混淆。主观主义者将人们认定的国家利益视为国家客观存在的利益，混淆了主观认知与客观存在的关系。其根本缺陷是虽然承认利益的物质基础，但认为这个基础不包含在利益之中，利益本质上是主观的。而第三种观点则将客观实在的事物当作主观认知的东西了。总之，很多人将国家利益观的性质与特点归入国家利益了，这也正是人们对国家利益概念认知不同的重要原因。

国家利益既是一个历史概念，又是一个国际政治概念。由于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文化观等的不同，对于国家利益的认识和理解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与多样性，这样便形成了迥乎不同的国家利益观。国家利益观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包括对国家利益的判定，另一方面包括为维护和实现其认定的国家利益而采取的政策措施。因为一个国家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是由该国统治集团代表全体国民来进行的。所以说，国家利益观是一个国家统治集团判定本国国家利益的基本价值观及其代表国民通过各种途径来维护和实现本国国家利益的方法论。

国家利益是客观的。但对这些国家利益的判断、维护与运用，则是由人们对国家利益的主观认识决定的。人们的主观认识不可能与客观现实完全一致，即使是同一类国家利益，对不同的国家而言，也具有不同的价值。理论上，国家利益同国家利益观是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国家利益观是由国家利益决定，是随着国家利益的变化而变化的。作为一种主观观念，国家利益观围绕着国家利益这一客体上下波动。而实际上，国家利益观还在更大程度上受人们主观认知的影响。因此，不同人的国家利益观会有很大差异性。

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不断深化的国际社会，各种、各国利益相互交织，导致人们对国家利益的判定复杂化。当格鲁吉亚强行进入南奥塞梯地区并与当地武装发生军事冲突时，俄罗斯作为双方冲突的调解者和维和方采取何种态度是一种艰难的选择。不进行军事干预，格鲁吉亚武力统一后，下一步便是加入北约。这样，俄罗斯的安全利益将会受到极大损害，其在南奥塞梯的俄罗斯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将受到更大威胁。如果选择军事介入，原本十分紧张的俄格关系将会进一步恶化，俄罗斯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也将更为紧张，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也将受到损害。这深刻说明判定国家利益过程的艰难。

二 国家利益观的形成过程

国家利益观与国家利益产生的时间不尽相同。国家利益是随着民族国家的产生而形成的，而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利益观并不是民族国家产生后立刻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虽然，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利益观是民族国家产生之后逐渐形成的，但是在民族国家诞生之前，人们关于国家利益的思想就已经在理论界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法国思想家让·布丹是最早系统地阐述国家主权理论的人。1576年，让·布丹把主权（sovereignty）定义为“超乎于公民和臣民之上，不受法律限制的最高权力”，进而推理出国家是由“许多家庭及其共同财产所组成的，具有最高主权的合法政府”。随后，英国的政治思想家霍布斯提出了国家的本质就是主权者的思想。他将国家置于非常重要、无可取代的至上地位，认为主权就是决断和处理国家一切事务的最高权力，是国家的灵魂。霍布斯指出，主权者拥有全部国家主权，他是国家的化身，行使着国家的权力。他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教会领袖，整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都在他的掌握之下，臣民必须服从，不能反抗，甚至也不能有异议。可见，在民族国家形成初期，人们的国家主权观念依然是模糊的，它与君主权力并未截然分开。因而，此时的国家利益观尚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利益观，它仍然具有君主利益的特性。

19世纪末期，美国学者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T. Mahan）提出国家利益是外交政策首要考虑对象的观点，阐述了国家利益与对外政策的关系。他指出：“自身利益不仅是国家政策合法的而且是根本原因，他不需要任何虚伪的外衣。尽管适当地将它运用于一个具体的事件需要解释，但作为一个原则它是不需要任何说明来证明其合理性的。华盛顿所说的话在今天并非每句都如其当初说的时候那样正确，但是有一句是永远的真理，那就是除了国家利益别指望政府能在任何其他的基础上不断地采取行动。作为代理人（agents）而非负责人（principals），政府无权那样做。”

王朝利益观让位于国家利益观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不同的地区和国家这种历史变化发生的时代也不同。很难将某一个事件作为王朝利益观与国家利益观的分水岭。民族国家建立后，统治者个人意志和王朝利益仍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国家的对外政策，人们的国家利益观念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建立起来。在欧洲，为王朝利益而施行的外交是到19世纪末才开始走向尾声。由此可见，国家利益观与国家利益之间除主客观的不同，其产生的时间也有差异。另外，即使在今天，也时常出现以阶级利益、集团利益或政党利益取代国家利益的情况。之所以至今依然存在这种现象，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利益判定的复杂性导致人们对国家利益判定很难有一个共同的指标，多数情况下只是由少数人决定国家利益的具体内容和维护国家利益采取的具体手段。

三 影响国家利益观的各种因素

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对本国国家利益的判断，实质上就是其对该国国家利益的认知即决策者的国家利益观。能否准确地判断国家利益，即能否有一个正确的国家利益观，是一个国家能否正确制定其外交政策的基础。但若要做到准确判断本国的国家利益并非易事。主要原因有五点：其一，影响国家利益变化的因素纷繁复杂，令人难以把握；其二，影响国家利益变化的因素自身也不断变化，无形中加大了国家利益判定的难度；其三，不同内容的国家利益彼此间的矛盾性使国家利益的判定进一步复杂化；其四，政策制定者的个人素质、思想倾向以及他们掌握的判定国家利益的信息量，都直接影响着国家利益的判定；其五，国内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导致决策者难以准确判定国家利益。由此可见，一个好的政策制定者，除要尽可能全面掌握判定国家利益所需的信息外，还应具备对各种信息进行分析并不被自己的思想倾向所左右的素质。那么，判定国家利益的依据有哪些？如何能够更准确地判定国家利益？

综合来看，国家利益观的形成主要由主客观两方面因素决定。客观方面，对国家利益的判定受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国家的自身实力、地缘环境及其所处时代的科技水平影响；主观方面，它受人的主观意识影响。而主观意识方面的影响主要包括：其一，国家发展方向的选择。即该国的执政集团将国家引向何方，是选择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或是其他道路。其二，对本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定位。一个国家结合自身的实力，将自己定位为什么样的国家决定着其确定的国家利益的范围。一个世界霸权国同地区性强国乃至一般性小国相比，其国家利益的内容相去甚远。其三，该国对国内国际形势的判断。一国对国际大环境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对国家利益的理解，如当其认为所处国际环境很好，是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题时，该国就会选择一条维护本国经济利益的道路，在对外交往中常会采取“合作共赢”的外交路线。当其认为本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十分恶劣时，那么，其对外界常会投以怀疑目光，而将本国的安全利益放到第一位，其他利益置于从属地位。因此，一个国家对国内外形势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该国对本国国家利益的判定。当其能够正确判断国内国际形势时，其内外政策便可能有利于本国利益的维护及取得。如果对国内外形势判断失误，其国家利益就可能受损。其四，实现国家利益的主要依靠手段和途径。一个国家为了实现其认定的国家利益，必须具备一定的实力及手段，如果该国对利益的追求超出其实力所及，缺乏维护其认定的国家利益的实力，那么该国非但难以实现其追求的国家利益，反而会在很大程度上损害其国家利益。因此，判定一个国家的利益观合理与否，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其对国家利益的追求能否与本国实力相符。另外，同一个国家在国力不变的情况下，由于其用以追求国家利益的途48径不同，效果也会差异很大。若方法选择得当，其目标可能实现；若方法不当，其利益不但难以实现，甚至可能还要受到更大损害。另外，一个国家的民族特性和地理环境及领导人的个性特点也是影响该国国家利益观变化的重要因素。

（一）国家利益是国家利益观的基轴

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观主要是由该国现实的国家利益决定。国家利益主导着该国的国家利益观，国家利益观围绕着国家利益这个基轴上下波动。不同时期，国家利益观围绕着国家利益这个基轴波动的幅度是不同的。由于国家各方面利益往往相互交织，甚至彼此矛盾，这无形中增加了人们对国家利益判定的难度，因此人们在判定国家利益的过程中极力追求“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的原则。但由于国家利益的复杂性，人们对这种利害的权衡往往具有一定难度。当人们对利害的权衡不准确时，就很可能出现对国家利益的误判。

任何国家均希望能够准确地判定本国的国家利益。为此，各国不断对影响国家利益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以增强其判定的准确性。国际环境作为影响国家利益的外部因素，是人们判定国家利益不可忽略的客观因素之一。对于一个国家而言，首先是其周边环境，如果该国的周边各国均能与自己友好相处，且周边各国政治稳定，彼此间亦无争端，那么该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将安全利益置于相对次要的位置。其次是国家所处的国际大环境。如果一个国家处于以和平为主要基调的国际环境中，世界各国均能与之和睦相处，那么这个国家便完全可以将国家的安全利益置于次要位置，而将国家的经济利益、文化利益作为优先考虑对象。如当前北欧的冰岛和西欧的瑞士等国完全没有必要将过多的精力放在国家的传统安全上，其首要目标就是国家的经济发展。尤其在全球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冰岛面临的最大、最急迫的问题就是如何使国家摆脱经济危机，避免国家经济发生大的震荡。当然，上述情况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对象国必须国内政治稳定、经济平稳发展。相反，如果一个国家所处的周边环境或国际大环境恶劣，那么这个国家必然要将安全利益列为首要利益，其他方面的利益置于次要位置。如20世纪30年代的波兰，不但夹在德国和苏联两个强国之间，且这两个国家对其均有领土欲求。因此，波兰不断加强同英法两国的关系以防止德国和苏联对其进行侵犯。另外，在判断国际形势的同时，还应判断与本国利益相关的国家的行为。如格鲁吉亚在强行进入南奥塞梯地区时，未必想到俄罗斯会果断出兵，更难料想俄罗斯会公然承认阿布哈兹与南奥塞梯独立。可以说，格鲁吉亚对其所面临的形势及俄罗斯的反应判断失误，导致其国家利益严重受损。

国家实力是影响人们对国家利益判定的内部因素。一国的外交政策手段选择及目标的设定是与该国的实力分不开的。决策者若想准确判定本国国家利益，必须了解本国的实力。在远洋能力无法到达处于东亚的中国之时，英格兰是绝不会判定其在中国有利益存在。而在当前，毫无疑问，英国在中国有着各种利益。只有正确认识自己，才可能设定适当的目标，进而选择合理的手段，使目标与手段能够相适应。但仅了解自身实力尚不能准确判定其国家利益，更要了解本国实力在国际社会所处的位置及与其发生关系的国家的实力。知己知彼是准确判定国家利益的前提条件。国家实力强弱并非纵向与自身从前相比，而是横向同其他国家，尤其是自己的周边国家相比。20世纪初期，日俄两国争相在中国进行掠夺，两国矛盾骤升，最后引发战争。之所以爆发战争，除双方矛盾不可调和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双方均认为凭借自身的实力完全能够打败对方。否则，只要有一方认为自身实力不济，便可能主动退出与对方在中国的争夺，日俄战争也未必会发生。另外，国家实力强大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该国的利益范围。世界性强国的利益能遍布世界各地，而地区性强国的利益未必像前者分布得那样广泛。而普通国家的国家利益在世界的分布就会更为狭窄。如美国、印度与梵蒂冈这三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国家利益范围是不一样的。

科技发展水平也是影响国家利益范围的一个重要因素。每一项新技术的发明都意味着技术发明国国家利益范围的扩展。作为发达国家，美国是世界上科学技术发明最多的国家之一，每一项发明的诞生都意味着其利益的扩展，美国也因此在世界范围内保护其技术发明。如果美国的新发明在专利规定年限内遭50到其他国家的非法仿制，那么就意味着美国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在当今世界，很多地区盗版猖獗，这在一定程度上严重侵害了专利权国家的经济利益。因此，技术发明大国纷纷要求世界各国加大打击盗版的力度，抗议甚至采取措施制裁那些盗版严重的国家，从而引起国家间关系的恶化。

（二）主观意识决定人们对国家利益的认知

对国家利益的认知除受国家利益客观内容的制约外，同时还受人们主观观念的影响。有时这种影响甚至是颠覆性的。不同的人对国家利益的看法具有差异性，即使对其认识取得了一致意见，那么为维护国家利益所采取的方式或者手段也未必相同，这必然导致人们国家利益观的差异，而这种差异自然会导致维护国家利益的手段和效果的不同。因此，探讨国家利益观的主观影响因素是必要的。

1．国家发展方向的选择是影响国家利益观形成的重要因素

在影响国家利益观的诸多主观因素中，对国家发展方向的选择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一个国家选择何种发展道路，是西方民主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或是其他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国的利益取向。俄国十月革命后，许多帝国主义国家对与自己发展道路完全不同的新生社会主义政权采取敌视态度。它们认为，这种社会主义思潮的蔓延是对本国安全的一种威胁，因此对苏俄社会主义革命政权采取绞杀政策。在武力干涉未果的情况下，又对苏维埃俄国实行经济封锁。苏俄社会主义政权建立后，在一定程度上将支持世界革命作为国家利益的一种选择，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地支持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二战”结束后，美苏两国很快结束了战时的合作，敌对情绪开始不断增加。随后，两国均将有效抵制对方思潮的侵蚀作为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内容。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将走西方民主道路作为其发展方向，因此，俄罗斯统治集团认为，加强同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是实现其国家利益的必要条件。于是，俄罗斯一边加强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一边疏远同原社会主义阵营盟友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并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后，将私人企业作为消灭对象，同时将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作为姓“资”姓“社”的根本标志。不要说企业引进西方国家的资金，就是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在国内也会被批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损害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改革开放以后，党51和国家决定大力引进外国资金和外国的先进技术及其先进的管理经验，来为本国的经济发展服务，而不再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作为姓“资”姓“社”的根本标志，使得中国的国家利益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上均体现出国家在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或国家发展理念发生变化时，其国家利益观也发生了重大改变。

2．统治集团对本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定位是影响该国国家利益观的另一要素

不同级别的国家，其利益的范围自然不同。世界性的大国必然将参与或主导各种国际问题的解决作为国家利益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样的国家希望能够主导国际事务，希望各国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20世纪90年代，“民主和平论”成为美国政治学界的热门话题。克林顿上台后，接受了“民主和平论”的观点，认为民主国家之间很少或不易相互开战，民主国家发动战争和相互采取恐怖手段的可能性较小，而出现抵制仇恨和有组织破坏的势力的可能性较大。因此，克林顿政府将促进国外民主作为其“参与和扩展战略”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为此，美国加大对叶利钦政权的援助，以巩固俄罗斯的“民主成果”，确保俄罗斯民主进程不发生逆转，并将此作为美国的利益所在。而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中国发生“六四”事件，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以促使中国发生其所希望的变化。这均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将干涉他国内政作为本国利益的表现，是世界性大国霸权主义思想的具体表露。另外，作为世界性大国，美国在世界很多地区都有自己的军事基地和投资，其利益的广泛性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因为将自己定位为世界性大国，所以美国不希望任何国家崛起，以挑战其世界领导地位。于是，美国千方百计遏制中国和俄罗斯的崛起。

地区性大国，将积极参与和主导其所在地区的事务作为其国家利益之所在。如俄罗斯近年来始终将原苏联地区作为其最重要的势力范围，将与独联体国家的关系作为优先发展方向，希望这些国家实行对俄罗斯友好的政策，甚至希望将这些国家的外交政策纳入自己外交政策的轨道之中，而不希望其他任何国家染指该地区。所以，俄罗斯一再向美国等西方国家表明该地区是俄罗斯利益攸关的地区，坚决反对北约东扩，尤其反对北约吸收独联体国家。为此，不断向北约发出警告，不希望其“越线”。有时甚至不惜冒着同52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恶化的危险，来维护俄罗斯在独联体国家地区的主导地位。而独联体中的其他小国则不会有这种想法，它们更希望与西方和俄罗斯均保持良好关系，将快速发展本国经济作为其国家利益所在。

由于种种原因，一个国家如果将自己定位为世界性大国，那么它就会将维护大国地位作为国家利益的一个方面，因此会不惜消耗本国的各种资源追求世界性大国的地位。俄罗斯独立之初，并未将自己定位为同美国平起平坐的世界性大国，也不认为唯美国马首是瞻损害了其国家利益。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俄罗斯虽然实力不济，但是西方国家的不断挤压激发了其对苏联时期世界性大国地位的怀旧情绪。为了表达对西方国家挤压的不满和迎合民众的苏联时期世界性大国情怀，叶利钦将国家定位为世界性大国，并且多次表示，国际事务若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将无法得到解决。为此，俄罗斯积极参与各种国际事务的处理，有时甚至不惜透支自身的各种资源。而普京执政后的第一任期则根据国家的现实，将国家定义为地区性大国，有选择性地参与国际事务。在不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的事情上，往往采取避而远之的态度。对于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地位的认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国家利益观。在认可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时，俄罗斯更多的时候是紧随西方，以求西方国家加大对俄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而当俄罗斯将自己定位为世界性大国时，它便开始不断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有时甚至与美国等西方国家针锋相对，以维护其大国地位。

3．决策者对本国内外形势的判断直接影响着其国家利益观的变化

对国际形势的判断，首先体现在决策者对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变化的认识上。他们的这种认识直接影响着其对国家利益的判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许多领导人认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进程在不断加快，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分歧会不断缩小，因此当时我国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作为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竭力使国家利益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保持一致，进而不断加大对一些国家革命的支持力度。这一方面在无形中增加了中国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也给国家树立了很多敌人。不但使得中国的经济利益受到了损害，而且也使安全利益受到了损害。其次，对时代特征的认识直接影响着决策者对不同层次的国家利益的性质和重要性的判断。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决策者有很长一段时间认为时代的主题是战争与革命，因此将国家的安全利益始终置于经济利益之上，使国家浪费了大量宝贵的建设资金，导致我国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经济发展的机遇期。而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国家领导人，逐渐转变了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对世界主题的认识逐渐从战争与革命转到和平与发展上来。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认为，虽然战争不可避免，但可以延缓，如果行动有力，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是可能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同志又指出，战争的危险虽然依然存在，但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和平是有希望的；并且明确地以“和平与发展”来概括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对国际形势看法的转变，使中国人认识到，国家的最大利益就是经济发展。因此，在对外政策方面，将经济利益作为国家的首要利益。再次，对外部环境利弊的认识，影响着决策者对本国利益实现的可能性的判断。1990年，伊拉克决策者对入侵科威特的国际形势判定失误，导致国家遭受多年的国际制裁，对科威特的侵略不但没有给伊拉克带来任何利益，反而使国家利益受到了极大的损害。综上所述，决策者对国际形势判定的准确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外交政策，会直接导致其利益的得失。

4．维护国家利益的手段和途径对国家利益观的影响

国家利益观既包括统治集团对国家利益的认知，也包括为维护其所认定的国家利益而采取的手段和途径。由于不同的统治集团处事方式及处事风格的差异，他们为维护国家利益而采取的方式也不尽相同。但问题的处理往往是殊途未必同归。这样，就会出现对于同种情况，由于不同的处理方式，而收到截然不同的效果，即国家利益的实现程度不同。但更多的情况是，手段的有效性必须以实力为基础。如果一个国家追求的利益远远超过其实力范围，即使其采用合理的方式，也未必能够真正维护其所认定的国家利益。采用何种手段和方式处理问题，除由对国家实力的认知决定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受领导人个人性格和民族特性等因素的影响。叶利钦与普京二人的个性特点均很鲜54明，但普京在问题的处理上，理性色彩更浓一些，而叶利钦处理问题时，则更显感性化。而对于美国而言，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执政风格也是不一样的，民主党相对自由、开放，而共和党则更加保守。民主党贸易保护主义更强烈些，更加重视民主和自由，而共和党更注重国家安全利益，其霸权思想表现得更加明显。这样，必然导致民主、共和两党为维护国家利益所采用的手段和措施的不同。

5．决策者的主观认识水平对国家利益观的影响

人们对国家利益的判定除了依据外部世界的客观现实情况之外，也受到判断人世界观的影响。那些主观认识水平较高的政策制定者往往对国家利益的判定比较符合实际，从而也能够制定出正确的对外政策。而那些主观认识水平较低的政策制定者，就极可能出现对国家利益的误判，致使外交政策失误，甚至导致外交失败。

作为客观事物的认知主体，人在知识水平、生活阅历、认知能力及价值观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致使不同认知主体对同一事物产生不同映像，甚至同一认知主体在不同时期对同一事物的观点也可能存在差异。同理，不同认知主体对同一国家同一时期的国家利益的认识也会出现差异，这必然会导致不同的决策者在制定政策或施行手段方面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