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20世纪初留日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译介

从早期传播来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主要通过日本、欧洲、俄国等几条途径，其中通过日本传入是最早的一条路径，这要归功于当时的一批中国在日留学生。戊戌变法失败后，托古改制的思路显然已经走不通了，搬用资产阶级改良的路子也不行。那么，中国发展道路怎么走，成为当时一些具有先进和开放思想的知识分子着重思考的问题。大量的在日留学生开始探索新的路径，他们一方面无法从中国古代的思想中寻找出国家富强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又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弊端。于是，他们把目光转向了在日本刚刚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思想，大量译介日本人的社会主义著作和思想，形成了一次在国外展开的社会主义思想译介高潮，开始比较多地接触、介绍和翻译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内容。

19世纪70年代，社会主义这一名词开始在日本出现。1898年，日本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日本社会主义协会。1901年，幸德秋水、片山潜等人发起成立了社会民主党。1904年，《共产党宣言》在日本翻译出版，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日本得到传播。当时，日本出版了大量的社会主义书籍。在日中国留学生主要是受到了片山潜、幸德秋水等人的影响，根据日本人的这些译本来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他们成立了第一个译书团体即“译书汇编社”，出版了《译书汇编》刊物，翻译和介绍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著作，这些著作主要有：幸德秋水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广长舌》、《社会主义神髓》，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乌井满都夫的《社会改良论》，恃地六三郎的《东亚将来大势论》，太原祥一的《社会问题》，西川光次郎的《社会党》，久松义典的《近世社会主义评论》，岛田三郎的《社会主义概评》，矢野龙溪的《新社会》以及英国人克喀伯的《俄罗斯大风潮》等。

在这些翻译的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思想，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一些主要理论，都得到了一定的介绍，增进了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的了解。

1901年1月，《译书汇编》刊载了日本人有贺长雄的《近世政治史》中文译本，其中对马克思和国际工人协会有所介绍，简要介绍了自1862年至1869年国际工人协会历次会议的情况，并对马克思主义、拉萨尔主义以及当时欧洲工人运动的情况，做了比较多的阐述。文中讲道：

麦克司与拉司来（即马克思与拉萨尔——引者注），均以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倡自由之说而两党以炽，然其主义各不相同。麦克司始在可伦开设报馆，倡均富之说。后为政府所不容，窜于伦敦。会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各国工人之首领均会集于伦敦，名曰“万国工人总会”。……麦克司自为参事会长，总理全体。

在提到黎白克内脱（即李卜克内西——引者注）时说：

黎白克内脱，即革命党新闻主笔麦克司之门弟子也。

文章还使用了中文“共产党”的概念。这是迄今见到的“共产党”中文概念的最早使用。

1902年4月，村井知至著、罗大维译的《社会主义》一书由上海的广智书局出版。书中对马克思的学说做了较详细说明，对社会主义理论、剩余价值理论等都做了比较正确的阐述，对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也进行了介绍，并翻译了马克思的部分原文。

谈到社会主义理论，文中写道：“独此社会主义者计图社会之根本的革新。其说一本实行，恰如快刀断麻，直截了当。问题尽释，真足为救济社会之完策！”“社会主义，为私有资本制度之反对。”“社会主义本来之目的，在变革现今之资本制度，即打破现今贫富之阶级也。”

书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对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罪恶行径予以揭露和批判。

现今社会之问题，虽占多数，要起于贫富二阶级之悬隔而已。贫富悬隔，乃生社会之冲突，屡生惨毒之祸乱。而贫富之所以悬隔，实基于私有资本。固必废革此制度，而为公有资本之制度。

至十九世纪初，机器发明，蒸汽机得应用于工业界，遂来一大变革。自是资本家与劳动者分，而贫富之悬隔乃甚。种种之社会问题，从此生矣。……于是乎有资本者，建大工厂，养尊处优，坐至巨利。劳动者乃日困苦于此工厂中，日为资本家生利，而莫或分之。资本家劳动者之二分阶级，划然以定而有资本者终不过少数。以有资本故，乃占威权于多数者之上，挥其权能，肆行压制，莫或御之。劳动者既无主张其权利之力，惟唯唯迎资本家意。劳动之事务时间工资等，一切为资本家所定。抗之则不免沉沦饿莩之悲境，其状实奴隶不若也。其余利益（剩余价值——引者注）莫不为资本家所垄断。乃资本家犹以为未足也。

书中在介绍马克思所创建的第一国际时，翻译了马克思所撰述的《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的原文：

劳动者欲脱资本家之羁绊，斯劳动者不可不自战！而欲劳动者之自战者，为使分资本家阶级制度之特权，全废灭阶级制度，得万人均等之权利，负万人共有之义务是也。我党信否？劳动者为资本家生命之源泉，专有生产的机关。若生屈从，即生社会之穷困，若精神卑屈，即生政治的服从。我党信否？劳动者欲解经济的束缚，为最重大之目的，故为百般之政治的运动，单在扶此目的。

吾党无国种之区别，惟依真理正义道德以立此主义，以期传于万国。

1903年3月，赵必振翻译出版了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社会主义学说。全书共4编16万字。书中第二编“第二期之社会主义——德意志之社会主义”中，专辟有“加陆马陆科斯（即卡尔·马克思——引者注）及其主义”一章，认为马克思是德意志社会主义的创立者，确立了德意志社会主义理论的“根底”。该章的第一节“其履历”专门介绍马克思的生平履历，比较详细介绍了马克思的一生，这是那个时候中国人所见到的最详细的马克思生平传记，虽然这个传记的某些细节不很准确，但是在当时条件下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书中写道：

加陆马陆科斯者以千八百十八年生于托利乌斯。父占普鲁西政府枢要之地位，长于名家，入贺龙大学（即波恩大学。——引者注），修法律，后再入柏林大学，委身以研究哲学，尤倾心于海科陆派。大悟人间之本性，后为急进自由派之机关，列意希野额西特新闻之主笔记者。大振笔锋，以攻击政府，且非难当时之社会制度，以唱道革命煽动之说。柏林政府特派检察官以察之，而文意婉曲，不能得其证据。然政府终恶之，千八百四十三年，乃严命禁止新闻之发刊。克加斯益与政府对抗，欲继续其攻击，愈讲究于经济上之议论，乃再移于巴黎，以研究斯学之余间。……加陆马陆科斯不容于法兰西，不得已又移居于布拉西渥斯益从事于经济上之研究，以讲究社会主义。以自己之新说，发表公论，以达劳动者之事情，乃批评布露度之《关于贫困之哲理》发刊于世，题为《自哲理上所见之贫困》。……千八百四十三年，假寓于法兰西之间，始与唱德意志社会主义者恩格尔斯相见，互相交亲，共订生死，共试其运动。……而开共产的同盟会，以组织一团体。千八百四十七年，乃起草其宣言书，公刊之，为国际的劳动者结合同盟之端绪，以待他日社会雄飞之机，养成劳动者之势力。

……马陆科斯既得恩格尔斯为有力之同志者，各等之运动，藉其帮助者不少。恩格尔斯亦与马陆科斯相亲善，终始同其难苦，……千八百四十九年，又为普鲁西政府所放逐。恩格尔斯等共去本国而移于英国之伦敦，仍与马陆科斯往来，共其运动，至马陆科斯之死四十年，无异趣也。

……千八百五十九年，出其著述，题为《经济学之评论》者，博采群书，窗下研炼，费十余年而成，探学理之蕴奥，以讲究资本之原理，依其研究之结果，成彼一代之大著述，题为《资本论》。其著述初成，未出版之先，以千八百八十二年三月十四日，以永逝，行年六十六。

……马陆科斯者一代之伟人，长于文笔，其议论之精致，为天下所认识……彼于文明社界之内政，独具感化之功力，无论其同时代之如何人，无出其右者，其经济学感化一般人民之程度，德意志学者，亦无其比，彼于经济学之上，最精细之观察，且为确实推论家之一人，故其著《资本论》，实为社会经济上之学者之良师，亦可窥见彼之一代之性行，及其肆行云。

彼于社会之势力，绝鲜其比。其死后，讣报达于欧美各地，吊者随处开会，以慰其英魂。……马陆科斯之英名，隆于一世。故劳动者感化之力甚深，一则由其性行使然，一则其思想之激刺于人脑者亦多。

该章第二节对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给予高度评价，认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其学理皆具于《资本论》，大耸动于学界，为社会主义定立确固不拔之学说”。“马陆科斯之《资本论》为一代之大著述，为新社会主义者，发明无二之真理，为研服膺之经典。”该章大体上根据《资本论》的架构，比较详细地介绍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书中还介绍了马克思的一些主要著作如《共产主义宣言》（即《共产党宣言》）、《自哲理上所见之贫困》（即《哲学的贫困》）、《经济学之评论》（即《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恩格斯的《英国劳动社会之状态》（即《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其中，摘引了《共产党宣言》最后一段话，这可能是我国最早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文字。当时的译文是：

同盟者望无隐蔽其意见及目的，宣布吾人之公言，以贯彻吾人之目的，惟向社会之组织，而加以大改革，去治者之阶级，因此共产的革命而自警。然吾人之劳动者，于脱其束缚之外，不望别有他望，不过结合全世界之劳动者，而成一新社会耳。

在翻译日本社会主义者相关著作的同时，中国的留学生们也开始尝试根据自己的理解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尽管这些阐述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已经开启了独立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尝试。

在译著《近世政治史》中，翻译者把社会主义学说同中国古代的井田制联系起来，试图以中国文化来阐释西方学说，文中写道：

西国学者，悯贫富之不等，而为佣工者，往往受资本家之压制，遂有倡均贫富、制恒产之说，谓之社会主义，社会云者，盖谓统筹全局，非为一人一家之计也。中国古世有井田之法，即所谓社会主义。

1903年2月27日至4月27日，杜士珍在《新世界学报》第2～6期，发表了他翻译的久松义典的《近世社会主义评论》。他在“译者案”中用自己的概括指出了社会主义的宗旨：

社会主义“索西亚利士谟”者，其宗者专在废私有财产，而为社会财产、为公有财产，与仅名为社会学者不可混同。

1903年2月，邓实在《政艺通报》发表《论社会主义》一文，阐述了社会主义的目的和手段。文章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必将飞扬鼓舞于二十世纪”。但是，邓实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是一种和平主义，而不是一种暴力的革命，主张“以笔舌达之”，反对“以刀兵达之”；而且极不切于中国，中国所应采纳的是国家主义。

概括地说，20世纪初，在探索救国的过程中，在日中国留学生开始关注到社会主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关内容，翻译了有关马克思生平思想的著作，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对马克思主义做了初步解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留学生和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流传，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人中的影响。应该说，留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接触，同胡颐谷、李提摩太、蔡尔康等有所不同，留日学生在翻译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著作时，是经过选择的，认为这些思想对于改变中国的命运、实现中国的复兴是有参考和借鉴意义的，因此这种翻译和解释并不是无意的而是积极的和自觉的。对此，我们要加以肯定。

当然，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自觉传播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来看，这些留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译介也存在着诸多的不足。

第一，这个时候的马克思主义译介也好，流传也好，都是在少数知识分子、留学生中进行的，对于广大的中国社会民众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充其量只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小众化而不是大众化。

第二，留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的介绍，绝大多数都是直接从日本学者那里搬来，很少有自己的观点；他们所翻译的原著中的观点并不完整准确，从而也就不可能系统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大多数人把社会主义同进化论画等号，没有把握社会主义学说的真谛；一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同中国的大同思想、井田制等混淆起来，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意。

第三，这些翻译者都没有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没有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因此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自觉传播者；一些人根本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社会革命的，因此不可能支持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行；即便是主张社会主义的人，因为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本身就存在问题，因此也不可能真正贯彻和实行社会主义，更不要说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具体实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