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世纪后期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零星接触

谈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我们要把历史回溯到19世纪70年代。当时，中国的洋务派人士开始睁眼看世界，一些洋务派思想家在介绍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政治思想、重大政治活动的同时，零零星星地提到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提供了早期基础和文化铺垫。

中国早期改良主义代表人物王韬在欧洲期间，亲自经历和耳闻目睹了巴黎公社运动的情况，对运动发生和进展的情况做了比较详细的记述。他和张宗良合作在香港的《华字日报》、《中外新报》等报纸上，最先报道了巴黎公社运动的有关情况。1873年8月，王韬将这些报道加以补充，汇编成14卷本的《普法战纪》，由中华印务总局出版。巴黎公社运动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大事件，同马克思主义有着一定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曾对运动给予了极大关注。所以，王韬对巴黎公社的介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先导作用，让中国知识界较早地了解到了同马克思主义相关的一些重大事件。对此，黄楠森先生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曾经说道：“巴黎公社的斗争被介绍到中国，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入起了先导作用。”

王韬之后，中国早期的外交家李凤苞也介绍了一些欧洲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相关情况。他在《使德日记》中涉及了德国、俄国、法国工人运动的情况，用直译的方式把一些同马克思主义相关的词语翻译到中国知识界。他把共产主义翻译为“廓密尼士”，将社会民主党翻译为“莎舍尔德玛噶里”，他曾经记述道：“莎舍尔德玛噶里”，各国皆有，在俄国叫作“尼赫力士”，在法国叫作“廓密尼士”。这些译名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际依然在学界流行，可见李凤苞的介绍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洋务派当时很重视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同时也把当时西方的社会科学和重大政治事件介绍到中国思想界。洋务派旗下的江南制造局，当时编写了《西国近事汇编》，此刊在当时影响是比较大的。梁启超在《读西学书法》中就提到了这个刊物并给予了很高评价：“欲知各国近今情况，则制造局所译《西国近事汇编》最可读。”自1873年至1882年初，该刊逐周汇述西方各国的重要时事，其中经常记载欧美各国的工人运动及社会民主党人的相关活动，对俄国、德国、英国、西班牙等欧洲工人运动做过不少报道。在报道欧洲工人运动的时候，开始将共产主义学说引入中国文化当中。他们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概念，把社会主义译述为“主欧罗巴大同”、“贫富适均”、“贫富均材之说”；将共产主义翻译为“廓密尼士”、“康密尼”，共产主义者翻译为“康密尼人”，将共产党翻译为“康密尼党”。

以上事实表明，中国洋务派和早期改良主义者已经开始在某种程度上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内容，在中国文化界引入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党等名词，客观上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空间流传，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影响的早期文献，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奠定了一定的文化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追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历史背景时，可以从19世纪70年代谈起。

当然，不能过分地夸大这些早期介绍的影响。一方面，这些记述和介绍都是不自觉的、附带性的，尤其是对社会主义运动和思想的介绍是极其简单和初步的，而且不准确、很不系统；作者们在介绍这些活动和思想时，没有表达作者的立场和倾向，更没有把这些思想和行动引入中国的主观动机。另一方面，这些文字的实际影响也是有限的，中国思想界没有太多人关注到这些零星介绍，更遑论社会大众的接受了，所以说这些早期的做法还谈不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更无从说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如果过高地评价它们的影响是不恰当的。黄见德在《西方哲学东渐史》中认为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介绍，“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康有为的《大同书》和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中，都可以发现这种影响的痕迹。特别是康有为的《大同书》，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不过是传统大同思想与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结合的产物”。这种评价如果用在马克思主义传播方面，显然是不合适的。

19世纪末期，中国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环境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维新派人士开始比较多地接触西方文化思想，一些西方政治文化著作被翻译到中国。中国人在翻译欧洲学者的著作中，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以及社会主义学说，他们或者是简单提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或者是简单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某些理论观点，而这些翻译出来的文字，大都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特别是“大同社会”、“均贫富”等观念来表达，因此，从一开始就把马克思主义做了曲解。

1896年9月27日，维新派主办的报纸《时务报》第6册，从日本的《国民新报》翻译了一则《社会党开万国大会》的报道，对该年7月31日在伦敦召开的社会党大会做了报道。报道对大会所讨论的“公立学校”、童工不能上夜班、各国废除常备兵等事情做了反映。对比一下康有为《大同书》中关于学校、幼儿园等的论述，似乎同这些报道有相关之处。可见，当时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有些思想和措施对于中国的维新运动是有一定影响的。

1898年，胡颐谷将英国人克卡朴的《社会主义史》翻译成中文，以《泰西民法志》为名在上海广学会出版。书中专门有一章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思想。书中曾经写道：马克思是社会主义史中最著名和最具势力的人物，他和他的同心朋友恩格斯都被大家承认为“科学的和革命的”社会主义派首领。克卡朴的《社会主义史》对于中国人接触马克思主义有着特殊的意义，胡颐谷的译本虽然在中国传播力度不大，但是后来李季在1920年翻译的《社会主义史》译本却在中国传播很广，影响了包括毛泽东等人在内的一大批中国早期共产主义分子。

1899年，李提摩太节译了英国社会学家纪德的《社会的进化》一书的部分章节，其中个别地方提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1899年2月至5月，《万国公报》连续刊登了蔡尔康根据李提摩太节译章节所写成的《大同学》一文的前4章。同年5月，广学会出版了此书的单行本，共10章内容。在这本书中，多次提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称马克思是“百工领袖”，讲求“安民新学”，并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内容做过一些介绍。

该书第3章《相争相进之理》讲道：

今世之争，恐将有更甚于古者，此非凭空揣测之词也。试稽近世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客偲（即马克思——引者注），主于资本者也。……

在马克思之后，又讲到了亨利·乔治、贝拉米等人的学说。第8章《今世养民策》写道：

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思。（即恩格斯——引者注）……若辈立言大旨，非欲助世人更得新法，高于历代之法也，亦非借民力以教民新法也，惟欲除贫富相争之法。此法果除，觉百姓自无困难，自然福祉日臻。人之闻其言者，大半觉相争之法，实为民祸之原。若辈所言，无可辩驳。

文中专门有一段阐述恩格斯观点的话：

恩格思有言，贫民联合以制富人，是人之能自别禽兽，而不任人簸弄也。且从今以后，使富家不得不以人类待之也。民之贫者，富家不得再制其死命也。此言也，讲目下之情形，实属不刊之名论。

上述这些节译的内容，初步涉及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观点，其中不乏褒扬之词（当然，这些评价并不是中国人自己的观点，因此还不能说是中国人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解和评价）。从文化积累和知识介绍角度来说，这些译介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引入是有一定意义的，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影响的早期文献。

但是，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的是，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来看，存在着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第一，原本可靠性问题。这些节译的著作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或者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而是西方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这些西方原著本身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思想的介绍就是不完整和不准确的，中国人从这些著作中不可能获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完整准确的介绍。

第二，概念准确性问题。翻译者在进行文本的语言转换时，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均贫富”、“安民养民”等观念来译述马克思主义概念，在语言转换之时就已经曲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原意，所以不仅不能正确翻译马克思，而且也容易给后来人理解马克思主义造成一些先在的障碍。

第三，译者自觉性问题。翻译者们只是在无意中摘译了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内容，而不是要主动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思想文化领域，运用到中国的社会实践当中，因此，不能算是真正自觉地传播马克思主义。

第四，语言解释力问题。这些译文用的都是文言文，本身就不具有大众传播的功能，社会大众根本不可能看到这些相关的书刊资料，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效应。

第五，译者目的性问题。尤其是李提摩太翻译英国社会学家纪德的《社会的进化》一书的主观目的，不在于引介马克思主义学说，而在于进行基督教的传教，他把转译的内容服务于他的传教目的，用于论证基督教救世的合理性，因而在说到马克思观点时做了曲解，最终认为只有教会的方法才能够拯救世界，才能够解决当时存在的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