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现象学》内容提要
卡夫卡是20世纪初生活在布拉格的一位犹太裔德语作家。他一生创作的数量并不多，而且生前发表的作品也很少。他去世后，其遗作才为友人整理出版，开始流行，受到世人广泛关注，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的声誉与日俱增。他不仅被认为是西方现代主义的经典作家，西方学界为此产生了专门的“卡夫卡学”，而且在当今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中，卡夫卡的创作仍然一再获得高度评价，其潜在的思想和艺术价值至今仍在不断地获得重新的发掘和认识。“卡夫卡现象学”以文化研究的方法，把卡夫卡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从与之相关联的各种文化事物的联系中，特别是对20世纪西方世界围绕着“卡夫卡”所产生的诸多文学和文化现象，进行广泛的考察和研究，以揭示“卡夫卡神话”得以形成的内外机制，并达到对卡夫卡文学所蕴含的深刻的文化价值的重新认知。
卡夫卡文学之所以具有持久的魅力，首先在于他的作品的复杂多义性，而这根源于卡夫卡独特的思想品格。作为“一个典型的西方犹太人”，卡夫卡尽管从小开始就系统地接受了西方的文化教育，深受西方现代文化理性的熏陶，这不仅培育了他叛逆（父亲）的思想，也训练了他以西方语言（德语）写作的习惯，但是他躯体里流淌的是传统的犹太文化的血，他最基本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特别是他的原罪观，都是根源于犹太民族的宗教文化和生活理性。表面上看，卡夫卡的生活与创作都已经非常西方化，他也由衷地敬慕一些西方的思想家和文学大师，实质上他的情感和思维方式却一直粘连着犹太属性，乃至于他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理性也具有沉默的特性。西方现代理性与犹太文化传统是两种本质上反差极大的文化因素，它们共存于卡夫卡身上，相互间必然会构成内在矛盾的张力，进而形成了卡夫卡思想性格（包括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特有的悖谬性，并且直接影响着他一生的文学创作。卡夫卡一生始终能够保持这样悖谬的思想性格，既是由于他终生都未离开过布拉格，因为这座特殊的中欧城市天然地具有一种“悖谬”的文化精神，可以呵护卡夫卡思想性格的悖谬性；同时也得益于他与自己父亲那种纠缠不清的复杂关系，因为卡夫卡与父亲间的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悖谬关系，不仅孕育了他的“父亲情结”，也帮助他的悖谬性格得以不断地磨炼和维系；而作为他最根本的生存方式的文学写作，既直接表现了他矛盾的思想性格，客观上也起到了维护或固化他这种悖谬思想性格的作用。
一般认为，卡夫卡的文学，包括他的创作和整个生活，都形象而生动地展现了西方20世纪影响最大的存在主义思潮的基本特征，实质上卡夫卡的文学与存在主义思想之间具有根本的差异性。尽管卡夫卡是从丹麦神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那里接受了“恐惧”的概念，然而，在克尔凯郭尔那里，“恐惧”只是达到上帝信仰的宗教境界，进而获得人的存在的一个必需的前提条件，而卡夫卡的“恐惧”则直接意味着人的存在本身；尽管卡夫卡与德国思想家尼采一样，都偏爱于“孤独”的生存方式，从而都能够从一种另类的视角，达到对于人的存在的清晰认知，但是与尼采“超人”的视角不同，卡夫卡主要是从“未完成”的人（弱者）的角度出发，故而更能够切近人的存在的真相；尽管卡夫卡对于“存在”概念的解读路径，与存在主义思想大师、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很相似，但他是将“存在”等同于人的生活全部，而并没有像海德格尔那样，非要从中标划出“存在”与“非-存在”的界限；尽管法国存在主义思想家萨特的自由论与卡夫卡的自由观都散发出一种“原罪”的气息，但是萨特的“自由”概念最终依然未能彻底摆脱启蒙主义范畴，并时而会绽放出理想的光彩，而卡夫卡的“自由”则始终都与人的现实生活处境息息相关，且总是显得沉重而无奈。尽管两者之间存在着这一系列如此悬殊的差异性，然而人们还是坚持认为，存在主义思想家们用尽了各种措辞却仍然难以表述清楚的“存在”，却在卡夫卡文学中获得了最为精湛而生动的体现。
卡夫卡作品中对人们文学影响最为显著的思想内容之一，就是他在自己的小说里集中描绘了现实社会中各类弱势群体的生活形态。卡夫卡在他的小说作品中，非常生动地描写了一系列“弱者”的形象。他在长篇小说《美国》中所描写的主人公卡尔·罗斯曼是一个典型的“被放逐的人”，小说通过对主人公几度被迫或自我放逐的描写，不仅揭示了“自由”与“放逐”的本质联系，更形象地展现了西方现代人尴尬的生存困境；卡夫卡在他的三部著名短篇小说中，通过对三个怀有深刻“父亲情结”的儿子心甘情愿地接受父亲惩罚的过程的描写，尖锐地揭示出现代人其实都是“被剥夺了继承权的儿子”的生存真相；通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卡夫卡在《地洞》中所描写的那个作为“地下人后代”的鼠类动物，其实正是现实生活中无数的生活于惊恐状态之中的弱势群体的真实写照；卡夫卡在著名的长篇小说《诉讼》和《城堡》中所描写的两个同名为“K”的主人公，尽管他们生存的方式与追逐的目标各不相同，但实质上他们都属于“永远等待审判的被告”，即永远不可能真实地掌握自己的生活命运；卡夫卡创作中有不少作品都是动物主题，其主角或是动物，或是变形的人，这些形象其实都是“未完成的人”，他们都以一种异样的形态展示了现代人真实的生活状况。卡夫卡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方式，生动地绘制了一幅概括现代人生存状态的“弱者”生存图。
卡夫卡小说思想内容上获得巨大成功的另一方面，就是他对现代社会中的威权政治和官僚政治等社会现象进行了生动的描绘，异常犀利地揭露了现代社会政治现实的荒诞本质，而且他的作品客观上也具有某种政治预言性。卡夫卡一生的小说创作中始终存在着一个既对儿子拥有绝对权威，又叠合着上帝影像的“父亲”形象，由此表达了作家对于人类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威权政治现象的概括与展示：威权政治产生于父权制文化，现在已经蔓延渗透到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并且已浸润于每个人的骨髓之中。卡夫卡小说中父亲形象存在形态的日趋隐匿和虚化，表现了卡夫卡从自己的个人生存体验中所获得的对于威权政治文化的独特理解。《在流放地》是卡夫卡的一个很独特的小说，它通过关于现代人生存状况“难受性”体验的形象表现，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政治预言功能：既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预言，又是关于后来发生在许多国家的极权主义政治的预言，同时也是对于当代国际政治生活中所出现的一些不受任何制约的强权政治现象的预言。卡夫卡作品中所出现的“办公室形象”，其实是一个极妙的关于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官僚政治的图形学，卡夫卡结合自己办公室工作的生活体验，深刻地领悟了现代社会官僚政治所具有的人类学的文化实质，即它其实是一种在现代技术理性统制下的现代人普遍的生存状态；并且强调指出，现代人的生活实质上可以被形象地描述为是一种接受与反抗“办公室化”的悖谬的过程。所以卡夫卡也就能够在自己的三部长篇小说中，赋予了极为无诗意的“办公室”以一种极为诗意的形象。
米兰·昆德拉认为，卡夫卡文学具有“美学革命的彻底性”。卡夫卡的小说尽管描写细节具有严酷的真实性，然而它却不是“再现”的现实主义文学，同时它与表现主义文学也有本质的差异。卡夫卡从自身的非文学化文学观出发，创作了一种“变形”的文学。米兰·昆德拉把欧洲近现代小说史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段，以卡夫卡为代表的一批中欧小说家开创的现代小说发展的“第三时”，其根本特征在卡夫卡小说中主要表现为：在内容主题上直接表现了对“人类存在”的伟大质询；在小说艺术上则充分地体现了小说文化最根本的“自由”精神。尽管都属于“第三时”小说的范畴，深受卡夫卡影响的昆德拉的小说发展出了“复调的对照”的艺术，而卡夫卡小说在艺术上最显著的特征是他做到了“梦与真实的混合”。如果说，昆德拉充分地发挥了小说艺术“智慧”的本质，从而成功地创作出一系列探索型的小说，那么卡夫卡则看到了小说家其实要比常人更弱小，所以他强调小说创作在于表达小说家“恐惧”的生存体验。卡夫卡所创作的是一种体验型小说。卡夫卡与昆德拉小说美学观的差异，根源于他们对于人的存在具有不同的理解。然而，尽管卡夫卡的小说以“恐惧”为其典型的美学特征，昆德拉小说则表现出“智慧”的特点，但是他们确实同属于“第三时”的小说，他们的小说各自迥异的美学品格，共同演绎了现代小说文化最根本的自由品质。
就其自身的艺术特征而言，卡夫卡小说美学的“变形”，主要体现为他所采用的是一种另类的话语方式，从而在小说中构造起一种另类的审美语境。卡夫卡所创作的重要小说，几乎都采用了一种“抛入式”的开头，常常以一种平淡无奇的语调叙述了一个灾难性事变，从而把主人公与读者一道抛入一种非常的审美语境中。他在叙事中运用了一种空间化的叙事时间，即把叙事人的叙事时间、人物正在经历的故事时间、与读者看作品的阅读时间，以一种相近的节奏同步推进，从而诱使读者感受到一种现场性的空间感；同时他又以一种复合式的叙事视角，把叙事人与人物自身这两种矢向根本悖反的视角混合在一起，从而营造出一种梦魇感的氛围。卡夫卡小说的叙事语式则是主观与客观相混杂的，既让作为旁观者的叙事人视角的叙述饱含情感色彩，又让人物自身视角的叙述更多地采用虚拟语态，从而表现出客观化倾向。如此主客观错置的叙事语式，与空间化的叙事时间和复合式的叙事视角交织为一体，必然构成了一种“变形的”话语方式，而这显然根源于卡夫卡独有的那种“滑动反论式”的审美思维方式。
卡夫卡小说艺术“变形”的美学特征，还表现为其作品大多采用了一种超寓言的拟寓言结构。卡夫卡酷爱寓言艺术，深谙寓言艺术的精髓，在一生的创作生涯里，他不仅经常写作一些小寓言故事，还有意无意地把寓言艺术的一些基本元素融入其小说创作中，所以他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常常会表现出寓言般的类型化和符号化特征，小说的故事结构大多显得既单一又单纯，他经常遵奉寓言艺术真实、朴实和忠实的写作原则来描绘小说形象。卡夫卡小说因此呈现明显的寓言化特征。他早期创作的小说，主要采用了一种拟寓言的艺术结构；第二个时期他所创作的小说，则经常在整体拟寓言的故事框架中，又直接嵌入一个既是自足性的，又与整个小说相照应的寓言小故事；卡夫卡最后阶段创作的小说，不仅其表层的故事形象层面就是以寓言的形态出现的，且故事中的每个小单元本身也可以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小寓言。卡夫卡中后期小说中存在的多个寓言单元之间形成的是一种互相照应又互相阐释、互相对又互相消解的复杂关系，这便从根本上取缔了其作为寓言作品之根本特征的形而上的寓意指向性功能，从而使卡夫卡小说的拟寓言结构达到对于寓言艺术的超越，进而成为一种“无”意味的形式：它们本身并不再指向某种特定的寓意，却使得整个小说本身客观上成了关于现代人生存状况的最大的“寓言”。
卡夫卡尽管被公认为是现代主义文学的经典作家，然而他却深受一些后现代经典作家的青睐，而且他与日俱增的影响也大大地超越了文学范畴，已经成了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一个时尚的话题。犹太裔德国作家本雅明很早就看出卡夫卡文学的重要价值，他在卡夫卡十周年祭的时候所写的《卡夫卡》一文，认为应当以一种“撒播”式的方式，才能够解读卡夫卡作品的深刻寓意，因为卡夫卡文学所绘制的是一种“椭圆”形的世界图像，其中所采用的是一种双重性的聚焦视点：卡夫卡所描写的是现代人的生存体验，却运用了犹太民族传统的神秘体验方式来进行细节描写。所以在现代读者眼里，大家所熟悉的生活现象都已经发生变形，卡夫卡的作品也因此产生了独特的寓言功能。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思想家阿多诺提出的“否定辩证法”颇有后现代意味，他从“非同一性”思想出发，高度评价了卡夫卡所运用的严格地忠实于文本客观性的“斟字酌句”的书写法则，认为它导致卡夫卡文本客观上产生了一种否定性功能，其效应足以与后现代的解构主义相媲美。法国著名的从事欲望政治哲学研究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德勒兹曾专门写作了《卡夫卡：走向少数族文学》一书，来阐述卡夫卡文学客观上所具有的革命性的后现代思想价值。他认为卡夫卡的创作代表了一种与高度辖域化（体制化）的主流语言相抵触的少数族的弱势群体的声音，因为卡夫卡总是以社会中的弱者或边缘人为主角，并且竭力地倾听、放大他们的声音。这是一种具有游牧性质的少数族文学，可以对现代国家机器高强度、高密度的社会化编码来进行一种抵消性的解域化。作为少数族文学的典范，卡夫卡小说在艺术上具有一种“块茎学”的美学特征：其结构形态是“块茎”状的，其书写手法是描绘性的，其存在形态具有“断裂”的特征，其创作行为属于体验型的。法国解构主义思想家德里达也非常敬重卡夫卡，他认为卡夫卡作品之所以难以理解，是因为作家运用了一种“省略”的手法，即卡夫卡在作品中总是“漫不经心”地添加一些具有离题或插笔特征的文学元素，“既推进之，又撤回之”，从而导致读者审美思维的断路，阻止了读者轻易地亲近它，使人强烈地感受到卡夫卡文本的不可读性。而当人们在“本源和谱系动力学”的驱动下，为了进入卡夫卡文学世界而不得不重新调整思维模式的时候，卡夫卡文学实际上也就（对统制着读者心理结构的主流文化）产生了解构的效应。德里达由此充分地肯定了卡夫卡文学所具有的解构的文化功能。其实卡夫卡并不曾想要进行后现代式的解构，他只是在不断地“省略”或消解自己所写下的文本，包括他的临终遗嘱，就是对自己一生的“大文本”进行了彻底的省略或消解。这纯粹是一种“自我性解构”。它不仅为人们阅读卡夫卡文本开放出无限的阐释空间，而且对于现行的体制性文化的解构，显然是要比后现代的解构主义更具有颠覆性。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威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