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前沿

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受到社会运动和社会思潮的影响，公众政治、公民权利和黑人权利运动、反战、学生运动、消费主义、女性主义等都被政治经济学援引吸纳，进行跨学科、跨主题的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也日益关注阶级、性别、种族的互相建构，关注社会运动和霸权、社会机构和社会行为的关系，公民权和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对传播产业改革的推进，自由传播的诉求，以及民主的政策制定和隐私保护。

2.4.1 种族与传播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美国公民权和黑人权利运动启发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开展传播活动与种族关系的研究。吉特林关注电视中的种族问题，证明电视节目对现实世界的看法，表达了白人中产阶级对黑人和黄种人下层阶级的态度，但并不知道黑人的感受和体验，反之亦然。莫斯可也认为从全球视野来看，种族是国际劳动分工形成的一个中心力量。甘迪则开辟了种族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新领域，他的《传播与种族》一书提供了一个综合地理解种族和民族在媒体演变中的位置的学术路径，主张以吉登斯的结构概念理解社会现实，认为大众媒介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资本主义市场逻辑的影响，导致了种族和民族的刻板成见在大众媒介中被生产、流通和维持，并抵制改变，影响了权力的分配和社会结构（Gandy, 1998）。他借用行为科学、政治经济学和当代文化研究的解释路径，提供了一个种族和民族领域内发展批判理论的研究日程，主张进行传播与种族的研究应该理解种族在社会阶级结构中的位置，应该对影响生产、流通和接受过程的因素进行考察，理解种族与传播以及其他社会机构的关系，进而改变传播与种族的关系。

2.4.2 女性主义与传播政治经济学

女性主义运动和思潮对全球政治经济的批判和对全球父权制的挑战，动摇了自古以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男性统治的社会实践和信仰。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也将政治经济学与女性主义结合，研究在发达的信息技术和全球劳动分工背景下，女性工作者在信息和传播工业中的双重压力，关注集团中的家庭和性别、女性与媒介的关系等。

米韩是致力于女性主义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代表学者。她从女性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视野考察电视和电影背后的权力和控制，提供了对性别、权力和媒体联系方式的启发性审视。她认为社会等级建立在性别特权和经济地位基础上，所有的媒介结构、机构、过程和表达都是被金钱和性别所塑造的。她关注性别和金钱的特权对媒介的渗透，关注传播工业中女性的工作机会、工作模式、政策讨论、法律制定，涉及了父权制等级制度和资本主义本身，提供了一个从个人的、经验的、制度的和结构的视角理解传播，解释性别和金钱是如何被巧妙和复杂地嵌入我们个人日常生活的路径（Meehan&Riordan, 2001）。米韩还对受众商品论进行了完善，认为信息和受众都没有被交换，只是作了分级（ratings）（Meehan, 1993），广告商和网络需要的是消费者的测量。她认为媒介对两个市场有结构性依赖，一个是受众商品市场，一个是分级市场，同时指出分级市场的结构受男性控制。

2.4.3 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民族志（ethnography）

在传播研究中，有传播学者主张将传播学与民族志结合，用田野调查等人类学方法，研究某一特定文化群体或种族的传播行为。在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中，彭达库（Pendakur, 1993）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关注宰制、依附和跨国关系，而没有关注国家内不同的文化群体对信息的接收和理解。他主张将民族志研究融入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关注不同的种族和文化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所受到的传播技术的冲击、所做出的反应和改变，以及控制和对抗问题。他以印度的一个小乡村的变化进行民族志式的个案研究，分析了商业电视的引入以及大的制度变迁如何影响农村生活，同时引起人们认知地图的微观变化。他希望将民族志与政治经济学结合，以抽象和具体的形式去解释社会现象，对社会变革做出贡献。

2.4.4 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论中国媒介

中国的媒介体制和媒介发展也引起了西方传播学者关注。作为对主流传播学的悖反和寻求传播体制的替代性方式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必然关注中国媒介制度这个西方传播学者眼中的异类。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斯麦兹就曾在20世纪70年代年到过中国，并对中国的媒介制度和媒介政策给予诸多赞许，同时他也提醒我们在采用外国技术发展时需要谨慎，西方的电视广播和学术研究都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中国应该利用技术服务于自身的利益，而不是毫不批判地采纳含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电视科技。他也对中国开始出现的商业化现象提出警告，主张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应该进行文化过滤。

丹·席勒专门探讨了中国信息产业和世界经济的公开性问题。他认为中国媒介内容与硬件工业和广告商正在建立跨国的联系，并在拓展和重组国内的市场。同时中国的媒介和信息工业正在经历转型，正在逐步地重新融入跨国化的资本主义中，他认为传播和信息工业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主要部门，但不是美国权力的威胁，或许能给全球生产过剩的危机提供一个解救的途径。

加拿大华人传播学者赵月枝是专注于中国传播产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并将传播政治经济学带入中国的启蒙性学者。她关注中国党派新闻业的结构和特征、市场力量对媒介机构和实践的影响、中国新闻改革的路径、中国特色的媒介商业化历程、商业化媒介的模式和内容，以及伴随的腐败和堕落。她尤其关注意识形态力量和市场力量对中国媒介行业的双重影响，以及媒介在中国民主化历程中的角色。她指出中国的媒介工业不再是铁板一块的宣传机器，而是经历着快速转型的复合体，体制内不同的部分从不同的方向进行斗争（Zhao, 1998）。近年来她关注中国媒介市场中日益国际化的资本主义对媒介和传播工业的影响、中国媒介行业的一系列市场和社会变革、商业化对意识形态和审查的影响、新闻的日益娱乐化、国内私有资本和文化工业的兴起、媒介对法治和社会公正的提倡，以及全球化、跨国资本和民族主义的影响。赵月枝分析了互联网出现后媒介和传播的内在悖论（Zhao, 2008），一方面是公民新闻学的兴起，另一方面是广告商和政治的压力。政治与媒介之间的复杂性加剧，并不仅仅是国家控制那么简单。她也关注中国在信息社会中工业工人与知识工人的劳动分工和劳动的商品化，分析工人与传播机构、技术和知识工人的关系，政治、经济、文化精英对传播方式的垄断，以及传播劳动者的斗争，呼吁中国工人通过传播渠道组织起来，合理表达诉求，强化他们在社会决策和发展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