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繁衍

斯麦兹和席勒的开拓性工作影响并吸引了一批学者走上政治经济学的道路，同时，他们培养的一批学生，也继承了他们的衣钵，使传播政治经济学得以繁衍、延伸、深化。历史语境的变迁，信息和传播工业的发展，使第二代学者不能再像第一代学者那样关注传播工业的方方面面，他们更多的是选择从不同的维度对传播工业进行分析，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衍生出许多分支。

2.3.1 电影政治经济学

二战刺激了美国电影工业的发展，也沉重打击了欧洲的电影工业市场。战后，作为最有利可图的行业，电影业在美国迅速发展，并很快向世界扩展，好莱坞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不仅受到经济利益的驱使，而且有政治和文化的动机。作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载体，电影由于其特殊的形式，更加容易为人所接受，也更具隐蔽性，但这并没有阻碍政治经济学者对美国电影工业的认识，他们对电影工业的批判分析形成了电影政治经济学。

斯麦兹的学生古贝克（Thomas Guback）选取了美国传播工业中的重要分支——电影工业进行集中分析，专注于电影的商品化，以及资本分配的变化对劳动的影响。他从国际视野探索了美国电影业在战后的发展历程，揭示了美国公司在世界电影市场的金融利害关系。与斯麦兹一脉相承的是，他也认为电影不仅是一个商品，也是一个传播工具，呈现了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是反对左翼声音的宣传工具（Guback, 1969: 23）。他提醒开放政策是危险的，这是美国输出电影和意识形态的借口，影响了其他国家电影工业政策和结构，以及电影的生产、内容和营销，最终影响电影工业的自治和发展。

古贝克的学生瓦斯科（Wasko）则继承了他的电影政治经济学研究，专注于电影行业和好莱坞工业的分析。她分析了美国金融机构在电影工业发展中的角色，指出电影工业一直与金融集团有持续和紧密的关系，金融机构通过贷款、集资、咨询等服务，制约和形成电影工业与电影公司的结构和行为，包括基本的集团政策、执行官人选、公司的商业路线，甚至运行和策略。她关注新科技对好莱坞的影响和日益增长的国际声像工业的整合，批判美国电影工业目前的结构和政策，指出电影的利润是好莱坞电影主要的驱动力和指导原则，好莱坞的每一个关系都被政治经济权力所界定，而且最为露骨和明显。她还通过文本、话语和受众分析，将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结合起来，对迪士尼作为文化、社会和全球现象进行批判，称迪士尼工业为“幻象的制造”（manufacture of fantasy）者，认为迪士尼生产和消费都是根据集团的话语，通过严格的管理和劳动实践，以及技巧和技术的同质化，推销了一个有意控制的幻象、图像和愉悦的图景（Wasko, 2003）。

斯麦兹的学生彭达库（Pendakur）继承了斯麦兹的媒介依附理论，结合新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了加拿大电影工业对美国的依附和美国电影工业对加拿大电影的霸权。他指出资本的需要和人民——个人、受众和艺术家——的需要之间的根本矛盾决定了加拿大电影工业的性质和历程（Pendakur, 1990: 30），对自由贸易下加拿大的文化自治表示了深深的忧虑。他主张加拿大应该建立独立于美国的电影工业，政府应该制定保护性的政策维护国内市场和加拿大的文化。他还分析了印度宝莱坞工业的组织和结构，讨论了印度电影生产、发行、放映和新技术的影响，以及政府审查和资助、消费和流行、叙述策略和电影院的关系，对印度电影的经济、文化、社会和美学特征做了综合考察（Pendakur, 2003）。

古贝克、瓦斯科、彭达库等电影政治经济学者都关注电影工业和资本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对电影生产和流通背后的政治经济权力有深刻的认识，对貌似繁荣的好莱坞电影工业提出深刻的疑问。

2.3.2 新闻（媒介）的政治经济学

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美国学界和业界对新闻媒介的批评就从未间断（D. Schiller, 1996）。但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新闻媒介背后的政治经济权力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与斯麦兹、席勒对整个媒介产业和电子传播工业粗线条的分析不同，一批新闻工作者和社会学者在经历了多年的新闻实践后，进入学术领域，更多地采取实证研究方法，结合自身经验批判新闻报道和新闻媒介背后的政治经济权力控制。

社会学家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是较早对新闻运作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学者。他通过参与观察研究，分析新闻生产的复杂过程和官僚控制系统，证明在收集、打包和发布新闻和信息的过程中存在大量的组织规划和前加工。他同时梳理了客观性、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客观性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观，大多数的价值观或观念都是无意识地进入新闻。媒体业面临着商业压力（广告商）、政治压力（政府和利益集团）和同行压力，以及审查和自我审查的压力，强迫记者去改变新闻，进行妥协、回避（Gans, 1979: 249）。

如果说甘斯作为社会学家对新闻媒体进行冷静观察的话，吉特林（Todd Gitlin）则以一个参与者的身份对媒介与社会运动的关系进行了深刻反思。他是左派、右派策略和修辞的杰出批判者，尤其关注美国政治党派在维护意识形态过程中如何形成同盟，孤立和压制社会运动。吉特林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范式性的榜样，关注媒介和社会力量在政治斗争中的相互建构。他借用葛兰西的霸权概念，认为媒介系统和整体上的文化工业是意识形态流通的核心系统，形成和限定公众的假设、态度和情绪，进行公共文化空间的控制。他采用盖伊·塔奇曼（Gaye Tuchman）的框架理论，认为新闻媒介受到外部政治经济压力，通过隐晦的媒介框架处理符号，组织话语，接受意识形态过滤，进行新闻的日常管理，服务于政治和经济精英的需要（Gitlin, 1980: 10）。他考察了黄金时段节目形成和放映的模式，认为电视的主要顾客是广告商，而非受众，媒介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存在内在的政治考量。电视网络受一些潜规则和价值观的影响，节目被不断剪辑去符合商业的逻辑。竞争并不一定产生充分的多样性，而是导致了聚合、垄断和寡占以及文化的同质化（Gitlin, 1983: 327）。在抨击黄金时段政治的同时，他延伸到对整个国家的政治和文化批判，指责里根政府的右转倾向和对市场的盲目乐观，认为市场诉求的原则都在支持资本主义的理论逻辑，并开始在大学领域和公共话语中散布企业的解除管制观念。他对里根政府上台后右转倾向的认识和对解除管制趋势的预测都被先后证实。

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兴起，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英美国家盛行，媒介垄断和聚合进一步加剧，引起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的警惕。如果说甘斯和吉特林都是从媒介内容尤其是新闻的角度切入发掘媒体背后的政治经济控制，那么巴格迪基恩（Ben Bagdikian）和阿特休尔（J. Herbert Altschull）则分别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分析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下的媒介工业。

巴格迪基恩批判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下迅速发展的媒介聚合潮流，认为随着并购的加剧，越来越多的媒介集团被越来越少的人所控制，对媒介的宰制日益加强，这些集团设定了国家的议程。他认为现代科技和社会组织已经加剧了信息中心化控制的问题，以前公民公共政策讨论消失了，弱小的声音在减弱，多样性在消失。他解构了新闻专业主义，认为这只是一个内置的偏见（builtin biases）去服务于媒介所有者的商业和政治利益，而不是保护公共利益。由于客观性，平淡无味变成了新闻运作标准，社会敏感材料被控制，新闻媒介已经失去了作为民主机制的基础（Bagdikian, 1983: 209）。

阿特休尔主要从政治角度分析了新闻媒介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他批判了新闻界独立的神话，认为新闻媒体是权力的代理，不是一个独立的机构，新闻管理是一种社会控制的形式。新闻界更多的是按照广告商的需要来运作，而不是公众的需要。他也解构了客观性的原则，认为客观性原则只是用来帮助资本主义权力维持社会秩序，抵制变革。公众对客观性原则的信任让统治者的统治更加简单，并帮助维护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新闻界是鼓吹手，而演奏的曲调出自那些支付吹笛手费用的雇主（Altschull, 1984: 254）。

赫尔曼（Edward Herman）和乔姆斯基（Chomsky）的研究独树一帜，在学理和论证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赫尔曼运用公共物品理论和微观经济学分析，提供了对媒介市场的批判评估，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乔姆斯基对主流学术的批判阅读和对经典美国民主传统的充分理解，对理性主义的执着，以及对制造社会变革的开放心态和实用主义思想，都深深影响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他们以局外人的身份冷静地思考了传播工业的运作，借用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共识制造”的概念，提出了著名的“宣传模式”，解释了美国新闻媒体报道公共事务中的亲精英和反民主偏见，认为美国的大众媒体是一个有效和强大的意识形态机构，承担着宣传功能，在宣传模式上使用了五种过滤方式，即媒介所有权、广告、政府信息源、抨击和反共意识形态，并解释了为什么不同的媒体对待相同的故事的态度会有极大的差别：主要依赖它们与美国精英的利益关系。他们认为新闻媒体的宣传活动总是与精英利益紧密合拍，制定和安排特权阶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议程，统治着社会和国家（Herman &Chomsky, 1988: 298）。

麦克切斯尼是媒介政治经济学最为激进的代表。作为一个对美国媒介制度和产业的激烈批评者，他主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美国媒介与民主的关系，提出了“媒体-民主悖论”。他论证媒体远远不是一个民主和自由的基石，而是变成了美国甚至全世界反民主的重要力量。他指出营利的、高度集中的、广告支持的集团媒体系统与一个民主社会的传播需求之间的矛盾，认为集团媒体巨头越富有、越强大，参与民主的前景就越渺茫。他揭示了诸多媒体的神话，认为美国正处于“新闻终结”的时代，压倒性的商业主义侵蚀了整个新闻行业（McChesney, 1999: 52）。麦克切斯尼尤其反对新自由主义媒介政策，认为最大化市场和最小化非市场机构的政策是集团媒体激增的主要因素，保护了富有者和强大的少数人、投资者、集团管理者和广告商。他反对美国的解除管制政策，认为媒介聚合和解除管制导致公共讨论的消失以及公共服务的迅速衰退。解除管制以促进竞争只是一种调整公共关系的策略，用以掩盖资本主义的本质，最终的结果是垄断和寡占。

与其他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只破不立不同，麦克切斯尼呼吁对媒介系统进行结构性改革，挑战集团媒体权力，促进民主化传播。他尤其强调应该形成一个美国左派。他认为资本主义天生都是与民主的核心教条相冲突的。美国巨大的媒介改革的唯一希望就是出现一个强大的左翼政治运动，将媒介改革纳入政治议程，去创造真正的民主和自治条件（McChesney, 1999: 283）。他呼吁通过广泛的讨论，让公众决定经济模式，将传播的控制权从华尔街和麦迪逊大道手中抢夺过来，交给公民，建立非营利和非商业的公共媒介，反映大多数人的意愿和诉求，加强对商业广播的规制，维护公共利益。

麦克切斯尼始终关注美国大众传播工业的问题和危机、新闻业的堕落、媒介政策制定与民主的关系、集团媒体与公共领域的冲突等，体现了始终如一的激进姿态。

2.3.3 信息政治经济学

在奠基人斯麦兹和席勒的视野中，信息、信息技术和信息社会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无法回避的主题。在他们之后，有一批学者将专注于信息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并发扬光大。

甘迪（Osca Gandy）是一位较早运用政治经济学路径来分析信息和信息产业的学者，他的研究跨越了多个主题，包括隐私权、信息技术、媒介框架、教育补贴等。他对议程设置理论提出了怀疑和挑战，认为议程设置背后是政治经济权力对知识和信息的控制。他关注美国知识和信息公共物品转化成私人财产的趋势，提出了“信息赞助”（information subsides）的概念，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信息市场面临短缺和过剩，信息源通过直接和间接的信息补贴，对价格进行操纵，熟练地操纵了大众媒介或其他信息渠道。信息被利用者用来实现控制的目标，保持系统的平衡和有序，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信息流通的加快和信息技术成本的下降只会加大穷人和富人之间的信息和权力鸿沟（Gandy, 1982: 187）。

甘迪借用了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提出了“全景分类”（panoptic sort）的概念，描述统治阶级对信息资源和人民的控制。他将全景分类定义为一种高科技的、控制论的分类，个人和组织根据其假定的经济和政治价值观被分类（Gandy, 1993: 1）。统治阶级通过确认、评估、测量、计算、采集、记录、加工、共享个人和组织的信息，实现对个人的控制。甘迪认为这其实是一个规训监视系统，分布广泛，而且不断在扩大和制度化。个人在更强大的他者的注视下活动，隐私权和自治权受到侵害。他认为全景分类是一个反民主的控制系统，扩大了知识和信息鸿沟，导致公众理解水平的下降。

赫伯特·席勒之子丹·席勒是信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人物。他继承了其父的批判旨趣和研究取向，延伸其父关于信息产业和信息科技的批判，成为信息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他关注信息系统的结构和信息商品化的过程，分析信息科技和文化领域的转型，以及信息生产、传输、消费的政治经济控制，认为信息本身是被社会机构及其所在的关系网络所界定和建构的，信息已经成为跨越所有经济领域的一个日益重要的生产要素，增加了资本主义的积累（D. Schiller, 2007: 23）。我们正生活在信息化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的转型中，信息技术不会将我们带入一个个人自由的时代，带来的却是复杂的宰制和不平等的延伸。

2.3.4 互联网政治经济学

20世纪下半叶互联网的发展是传播行业最重要的特征，尤其是最后的十年，互联网的发展对传媒产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一批学者开始关注互联网作为媒介的意义，尤其是作为传播工具和民主手段的意涵。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看待互联网的前途秉承了他们一贯的批判作风，与对信息技术的批判和对信息社会的悲观论断一样，他们对互联网充满失望。

丹·席勒较早对互联网进行了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他指出组成虚拟空间的网络最初是受政府机构、军事承包商、教育机构的委托而创造的，互联网的出现与自由市场力量没有任何关系，而与冷战的军事工业复合体有紧密联系，这是一个持续的政治选择过程。这些网络开始主要服务于集团使用者，而非个人，互联网开始了通往数字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转变，促进数字资本主义背景下资本的流通和再分配，加剧了社会的僵化、不平等、威权和宰制（D. Schiller, 1999: 203）。他也对互联网对公共服务设施的影响忧心忡忡，担心随着商业化浪潮的席卷，高等学习工业网络化和图书馆的电子化严重损害了互联网的科学和教育功能，长久以来教育与商业的区别开始淡化，一个职业驱动的学习工业开始出现。他尤其关注劳动力在传播中的角色，认为学术劳动力正在回避核心的教程和艺术，引起了教工和教工工会的担忧。

麦克切斯尼也探讨了互联网能否让我们自由的问题。他批判了那种认为互联网以及更广义上的数字传播网络能解放我们、让我们自由的论调。他认为媒介技术的乌托邦概念，都被经验证明没能推翻现存的媒介、文化和知识的垄断，并未开启更加平等和公平的社会秩序的大门。互联网只是集团商业媒体的一套新装（McChesney, 1999: 121）。他尤其反对互联网的私有化，批判政府解除早期虚拟空间商业化的禁令。他承认互联网将是巨大的社会变迁的一部分，但表示没有尼葛洛庞帝乐观，他认为互联网市场存在微软的垄断、浏览器的垄断和路由器的垄断，并没有开启传播市场中的竞争，互联网缺失一个竞争性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