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奠基

斯麦兹和席勒是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在这个领域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斯麦兹早年在美国学生运动和左派大本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受过系统的经济学教育，受到当时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布拉第的影响。后为美国政府工作，任联邦通信委员会（FCC）首席经济学家。1947年到刚刚成立的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所任教，并在不友善的学术环境内开设了世界上第一门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标志着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诞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其持左翼的批判取向，深受当时麦卡锡主义的影响。受古巴导弹危机影响，1963年他回到加拿大，将传播政治经济学带到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10年后，任西蒙·弗雷泽大学传播系教授直至去世。

斯麦兹早期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分析和批判美国电子广播结构与政策。他关注电视对人的影响和电视政策，质疑美国电视所呈现的现状，坚决反对由市场力量决定传播资源的分配（Smythe, Guback, 1993:85），强调广播频谱是公共财产，应该置于公共利益的控制之下。他批判当时流行的社会责任论是大企业公共关系项目的一部分。他批判施拉姆等人的《报刊的四种理论》是冷战学术的产物，歪曲和浪漫化了传播史。20世纪60年代，他转向务实的咨询研究，从学术和思想领域转向世界事件，专注于和平、核武器和政治决策，关注竞选过程的商业化以及美国媒介系统的宣传原理，并围绕公共广播、付费电视和电话垄断向国际社会做了报告，主张建立国际卫星传播的规制组织，协调卫星传播资源的分配和使用（Smythe, 1960a: 20）。

受众商品论是斯麦兹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一文中，他指责西方马克思主义忽视了大众传播系统中政治、经济的重要性，大多数的批判媒介研究只陈述了文化工业的文化方面。他继承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是商品化社会的概念，提出了“受众商品论”（audience as commodity），批判了传播商品是信息、消息、图像、意义、娱乐、教育的传统观念，指出大众传播的商品是受众（audiences）和阅读（readships）（Smythe, 1977）。媒介提供的优良的电视节目，只是吸引顾客登门造访的“免费午餐”，用来刺激受众的胃口，从而吸引他们参与到自己的节目、版面中来，接近和赞许广告商信息。

作为一个关心现实和具有责任感的学者，斯麦兹回到加拿大之后，更多地以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看待美国传播工业在全球的扩张，尤其关注加拿大传播工业对美国的依附，提出了媒介依附理论，指出加拿大报刊、书籍和电影工业都是美国市场的附庸，其背后的原因是加拿大经济对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依附。他批判了技术和信息自由流通的神话，认为这只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宣传术语，美国使用了它的技术和意识形态的霸权力量通过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加深了其他国家的依附（Smythe, 1981: 217）。

斯麦兹开创了第一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正式课程，使这个领域在美国有了一个立足点。他的一生都在挑战现状，不去追逐学术界的潮流和时尚。激进的左翼姿态，使他的工作不受青睐；作为一个启蒙学者，他不断跨越经济学、传播学和社会科学的界限，推动了对技术、制度、人类需要和公共政策的系统研究。他坚持将研究和知识、政策与实践联系起来，树立了将学术分析、政策研究和行为参与结合为一体的典范。他所涉猎的广泛的主题，为后来者开创了一条宽阔的道路。

席勒以更加激进的姿态将传播政治经济学发扬光大。席勒早年在大萧条时期进入高中和大学，对当时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有深刻体验。后在二战中服役，战后在德国的美国军政府工作，这也使他有机会去考察美国主宰下的国家政治经济转型。后来陆续完成研究生学业，获得纽约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任教于伊利诺伊大学，结识斯麦兹，并在斯麦兹离开后，接替了他的教职。1970年席勒任教于新成立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创建了传播系，直至去世。

与斯麦兹对美国电子传播产业的微观分析不同，席勒的研究更多是从宏观上把握战后美国传播工业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提出了媒介帝国主义理论。他指出战后美国利用国内的“军事工业传播教育复合体”维持美国现有的制度，抵制变革。同时，将美国式的传播制度推销到世界各地，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席勒将这样的单向的传播过程称为文化帝国主义，认为传播产业已经成为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工具。他质疑信息技术作为信息自由传播的基础，认为技术是一种社会建构，只会加深美国传播霸权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入侵。他批判了信息自由流通的神话，认为这个口号只是美国传播工业进行海外扩展的借口，背后的动因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全球寻找市场（H. Schiller, 1969: 146）。在更为激进的《思想管理者》中，他认为美国媒体管理者生产、加工、提炼图像和信息并主管着其流通，决定了美国人民的信仰、态度和行为，成了思想管理者。统治精英利用市场法则和直接的政治控制，通过操纵信息有意创造一个虚假的现实，对人类思想进行操纵，大众传播成为一种征服工具。他尤其对所谓反映民意的民调工业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认为民调实际上衡量和制造意见，是思想管理体系的组成部分，是为操纵民众而设计的工具（H. Schiller, 1972: 118）。

晚年席勒延伸了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集中批判信息时代的欺骗性和悖论，指出文化的宰制实际上来源于资本流通的控制和信息机器的使用，技术本身就是一种强有力的传播形式，而不仅仅是传输的渠道，传播技术的发展通常伴随着企业制度、金融网络、经济活动、技术结构和进程的设计（H. Schiller, 1989: 49），传播技术的革新使宰制加剧。他尤其批判里根政府的右转倾向，认为美国经济中私有部门的拓展和集团权力的巩固是以美国人生活质量等其他方面的下降为代价的，经济和社会活动的私有化和集团化管理，使公共服务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席勒从来没有将自己与大历史背景分离，他先后体验了大萧条、世界大战、冷战、新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他从来没有迎合行政者的偏好，这导致了他在大学里被边缘化。席勒是一个在国际范围内不知疲倦的记者、政治积极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影响了一批后辈学者（Maxwell, 2003: pref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