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渊源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传播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的交叉学科，其形成和发展受到了近现代各种思潮的影响，其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来源。

（1）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路径。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对社会（权力）关系与传播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的相互构建的研究（Mosco, 1996:25），其思想最初来源于18世纪英国道德哲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同时受到20世纪以凡勃仑（Thorstein Veblen）、布拉第（Robert Brady）、科斯（Ronald Coase）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派的影响。尤其是布拉第的反法西斯经济和文化分析实践（D. Schiller, 1999）,《每月评论》派政治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判断，凯恩斯对国家干预的探讨，拉斯基（Harold Laski）和熊彼特对市场非中立和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认识，都影响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媒介市场和国家规制的论断。

（2）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旨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持的怀疑和批判态度是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自始至终的理论姿态。马克思对劳动人民利益的重视，对劳动和剩余价值的分析，直接被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运用于对资本主义传播工业性质的剖析。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宰制理论和霍克海默对批判理论和传统理论的区分，本雅明、阿多诺对资本主义文化修辞的论述，以及“文化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尤其是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被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运用于对现代资本主义传播霸权的分析。而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分析和批判，以及吉登斯的建构理论和对社会复杂性的认识都给予传播政治经济学以理论动力。

（3）加拿大多伦多学派的技术批判。以因尼斯、麦克卢汉为代表的多伦多学派，对技术在历史发展和传播过程中作用的分析，直接开启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技术的批判。因尼斯对传播系统和技术的历史学、社会学分析，以及对媒介技术偏向的论断，影响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技术的认识；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和媒介“冷热”论，影响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媒介存在和运行方式的思考；波茨曼（Neil Postman）对新技术的局限性和人道的关注开启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个人权利的关注。

（4）北美传播学经验研究。李普曼对舆论学的研究和关于刻板印象和“制造共识”的论述，以及以传播学四大先驱为代表的传统经验传播研究者的传播效果研究，都被政治经济学者所继承。杜威等教育家对建立非营利和非商业媒介的呼吁，以及哈钦斯委员会对媒介责任的呼声则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坚持传播工业的公共责任和公共控制一脉相承。米尔斯（C. Wright Mills）对美国文化重商主义的喧嚣和去政治化走向以及权力精英的保守趋势的论断，都启发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美国传播和文化工业的批判。

（5）信息社会理论。如果说传播学的理论基础是“老三论”，那么传播政治经济学则受到了“新三论”尤其是信息理论的影响。贝尔（Daniel Bell）对后工业社会中信息的分析，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对互联网发展趋势的预测，影响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信息、信息技术和信息社会的认识。

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产生、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各种社会运动和社会思潮的影响，同时对不断变化的历史语境做出回应、判断和反思。战后的反法西斯理论，20世纪50年代的反共浪潮、六七十年代的学生运动和越南战争，以及公民权、黑人权利运动和女权主义运动，都激发了他们对社会运动与媒介关系的考察。70年代反帝反殖民族解放运动对世界经济文化不平等形成挑战，他们积极参与了世界信息和传播新秩序的理论探索和实践。80年代，英美新自由主义政策以及由此引发的媒介并购浪潮，进一步引起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媒介垄断和寡占的批判。90年代后，民用互联网的兴起和媒介融合、聚合的发展，以及美国传播工业管制的解除都加剧了他们对传播领域公共利益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