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农民工就业的高流动性：工作持续时间短与换工频率高

本研究的重点之一在于考察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特别是工作的持续时间。结果表明，农民工频繁变换工作的情况十分普遍，即呈现“短工化”特征，并在近年来有增强趋势。当然，在农民工群体内部，因年龄、性别、学历、技能等自身特征不同，“短工化”趋势也存在一定差异。一般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性高于老一代农民工，年龄越小，“短工化”趋势也就越明显。同时，“短工化”趋势还存在性别差异——女性农民工的流动性更高。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并未缓解“短工化”趋势。农民工“短工化”就业趋势的表现形式在不同行业和用工单位中略有差异。在有一定技术含量的行业和工种中，农民工的流动率略低。就用工单位所有制而言，非国有企业流动率较高。

（一）农民工就业呈现“短工化”，高流动趋势近年来日渐增强

农民工工作持续时间短。由于农民工变换工作频繁，且受电话调查方式限制，本次调查主要收集了受访农民工的第一份工作、接受访问时的上份工作和当前工作的信息（只有一份或两份工作的被访者只填写当前或当前与上份工作的情况）。根据这些信息，可以计算出第一份工作、上份工作和每份工作的平均持续时间。这些数据可以直观地反映出农民工的工作稳定性。图1呈现了受访农民工上述三种工作的持续时间。

农民工就业呈现“短工化”的趋势，表现出较高的流动性，农民工就业市场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从调查结果来看，当前，农民工第一份工作持续时间、上份工作持续时间以及每份工作的平均持续工作时间都不长，大约2年（图1）。另外，对原始调查数据的分析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这一点，即农民工总体换工频率高，65.9%有过换工经历，平均换工次数（包含没有换工经历者）为1.63次。

具体来看，近年来，“短工化”趋势日益明显。按工作开始年份进行分析，2000～2011年受访农民工的第一份工作持续时间、上份工作持续时间、平均每份工作持续时间的具体情况见图2。三项指标都显示出一个非常明确的趋势，即工作开始年份愈靠后，农民工就业“短工化”趋势愈发明显。

首先，初次就业时间越靠后，第一份工作的持续时间就越短。2000年初次就业的农民工第一份工作平均持续时间为4.06年，而2008年年初次就业的农民工第一份工作平均持续时间则下降到1.47年。虽然在某些年份第一份工作的平均时间略有起伏，但总体而言下降趋势仍比较明显。

其次，农民工初次就业时间越靠后，每份工作的平均持续时间就越是显示出相对稳定的下降趋势。2000年起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持续3.80年，而2008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只持续了1.40年。

最后，随着上份工作开始年份后推，上份工作的持续时间呈现急剧的下降趋势。2004年开始上份工作的农民工，工作平均持续时间大约为4.30年。而2008年开始上份工作的农民工，该工作只持续了2.23年。也就是说，后者与前者相比，该工作的持续时间缩减了将近一半。

事件史分析（Event History Analysis）的一个优势在于可以处理“删失”（right-censored）的问题。使用Kaplan-Meier非参数方法对“上份工作”及“当前工作”（右删失）持续进行分析（图3），结果也表明，随着时间的增加，农民工工作持续的生存概率（survival probability）迅速下降。从结果来看，农民工工作持续时间平均为4.97年（由于分布呈严重的右偏，平均值受右侧极端值影响较大）。从实际分布来看，25%的人在0.67年内发生了流动，50%的人在1.75年内发生了流动（中位值）。

（二）农民工自身年龄、性别、学历、技能等特征对“短工化”就业趋势有影响

1．年轻农民工“短工化”特点突出，高流动性存在代际差异

农民工年龄越小，“短工化”就业趋势就越是明显。一般而言，初次就业时间靠后，意味着年龄小。为控制年龄的影响，本研究将被访者按照出生年份分为“1987年之后出生”和“1987年及之前出生”两组，分别考察其上份工作开始时间与该工作持续时间的关系（图4）。结果表明，两组样本的趋势与总体趋势一致，即上份工作开始年份越靠后，该工作的持续时间越短。然而，与同时开始上份工作的“1987年及之前出生”的农民工相比，“1987年后出生”的农民工该工作的平均持续时间更短。这一结果体现出“短工化”趋势在不同年龄群体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低年龄组农民工群体“短工化”趋势更为明显。

在对出生年份和工作持续时间的详细考察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年轻农民工“短工化”趋势强的特点。从第一份工作持续时间、上份工作持续时间、每份工作平均持续时间三个指标来看，出生年份越靠后，农民工就业的“短工化”趋势越强。尽管这些指标在某些年份出现了一些波动，但总体上三个指标都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图5）。具体来看，与1981年出生的农民工相比，1991年出生的农民工第一份、上一份和每份工作的平均持续时间分别由3.19年减少至0.98年、2.47年减少至0.99年、2.68年减少至0.93年，换言之，1991年出生的农民工，这三份工作的持续时间都不足1年。由此可知，“短工化”趋势随着年龄减小而增强。

新生代农民工“短工化”趋势强。本研究还分组比较了19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与1980年前出生的老一代农民工的就业状况（图6）。通过比较两代农民工的第一份工作的持续时间、上一份工作的持续时间和每份工作的平均持续时间，可以发现，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一份工作上的持续时间已大为缩短。也就是说，新生代农民工的“短工化”趋势更为明显。从三个指标中的任何一个来看，老一代农民工的工作持续时间都是新生代农民工的2倍以上。

2. “短工化”存在性别差异，女性农民工流动率更高

本次调查还发现，农民工就业的“短工化”趋势在男女之间存在差异（图7）。女性农民工第一份、上份和平均每份工作的持续时间都比男性要短（至少要短0.74年，约9个月）。由此可以判断，与男性相比，女性农民工更多地从事临时性的、不稳定的工作。

相应地，女性农民工的换工频率也比男性高（表1）。女性平均每年从事1.63份工作，而男性每年从事1.07份工作。但女性农民工中有换工经历的比例和平均换工次数要少于男性。进一步的数据分析发现，这主要是由目前尚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女性农民工外出务工时间比男性平均短2.4年、年龄也小3岁左右所致。女性农民工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因家庭等原因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这表明女性农民工只有在年龄不大、未婚未育时才能在劳动力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这其实也是一种形式的“短工”。

3．劳动力素质提高不能带来稳定就业，难以缓解“短工化”趋势

受过大专教育的农民工流动性更强。人们一般把教育程度当作评价劳动力素质的维度之一。那么教育程度的提高是否有助农民工的稳定就业，改善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不稳定的就业状况？调查数据显示，目前状况不容乐观。从第一份工作持续时间、上一份工作持续时间和平均每份工作持续时间三个指标来看，受过中等教育与只受过义务教育（甚至没有完成义务教育）的农民工的工作持续时间并没有显著差异。而接受过大专教育的农民工，与比他们受教育程度低的两组农民工相比，表现出更明显的“短工化”趋势（图8）。

对不同学历农民工的换工频率进行进一步分析（表2）发现：尽管看起来，学历越高，有换工经历者所占比重越低，换工次数也越少，但这是由学历越高的农民工外出务工时间越短所致。

虽然在相对较短的务工年限里，学历较高的农民工总换工次数不多，但是他们的年工作份数要高于低学历者。也就是说，高学历的农民工在一年内的换工频率要高于低学历的农民工。此外，数据分析还显示，目前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农民工，平均年龄越低，学历越高。这表明近年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农民工中，高学历人群的比例有所提高。随着高学历农民工占总体比例的逐渐提高，这一部分人的不稳定就业，对农民工总体就业状况的影响也将增大。

职业技能提高不能缓解“短工化”趋势。除了受教育程度以外，职业技能水平也是评价劳动力素质的重要指标。本次调查通过询问农民工“有没有获得过国家承认的职业资格证书/技术等级证书”来衡量其职业技能。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图9），拥有职业资格证书的农民工的工作持续时间只是略高于没有职业资格证书的农民工，并且这种差异表现得也不显著（在第一份、上份和平均每份工作的差异比较中，P值分别为0.192、0.070、0.437）。相应地，从换工频率来看，拥有职业技能证书的农民工的换工频率也只是略低于无职业技能证书者。拥有职业资格/技术等级证书的农民工年平均工作份数为1.22份，比无证书者约低0.15份。但这种差别在数据分析中也不是特别显著（P =0.249）。根据这些指标不难看出，农民工技能的提高并不能有效地缓解其就业“短工化”的趋势。

根据Kaplan-Meier非参数方法输出结果（图10），除了文化程度，不同性别、以出生年份1987年区分的不同群组之间，（上一份工作及当前工作）开始年份以2008年为界，工作持续的生存函数（survival function）都存在差异。根据log-rank检验结果，这些方面的差异均显著（P值均小于0.0001）。这表明，与对照组相比，女性、新生代、上一份工作在2008年后开始的农民工等群组的“短工化”趋势更明显。

（三）农民工所从事工作的工种、行业、所有制性质对“短工化”趋势有所影响

1．工种和行业“短工化”趋势的差异受技能影响，也受到性别角色形塑

低技术工种的“短工化”趋势强。本次调查将农民工的工种按行业、技术性和管理层级三个维度分为14个大类。从调查结果来看（图11），低技术含量工种的“短工化”趋势强于技术性较强的工种。中低层管理人员、司机、技工这几个技术性较强或需要较多经验的工种的工作持续时间长于2年。流水线生产工、销售业务员、其他生产工、服务员等低技术含量的工种则明显表现出“短工化”的趋势，工作持续时间少于2年。不过文员是个例外，其技术水平并不低，工作持续时间却非常短，平均不到一年半。因此如果考虑各工种的性别因素，可以发现在司机、技工这些技术工种中，男性占绝对主导地位（比例均超过80%，中低层管理人员的男女比例相当）。而在持续时间短的工种中，除了“其他生产工”，另外4个工种的主要从业人员都是女性（流水线生产工的女性所占比例为57%，其余三个工种女性都占70%以上）。由此可见，农民工掌握某些技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供工作的稳定性，但技能带来的可能优势在相当程度上被先赋的性别角色所抵消，这有两层含义：一是男性相对于女性更多地被社会期望扮演有挑战性的角色，他们较多地进入到有些技术含量的岗位中；二是即使同样拥有技能，女性的工作也不如男性那样稳定。

“短工化”趋势存在行业差异。本次调查重点考察了农民工从业比较集中的一些行业，并对一些性质相近的行业进行合并。数据分析表明（图12），农民工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纺织皮革品制造业、其他制造业等几类行业中的工作持续时间超过了2年。与农民工持续工作时间低于2年的电子电器制造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其他社会服务业等行业相比，持续工作时间长的行业有一定的技能要求。此外，对行业和性别进行交叉分析，可以发现工作持续时间较长行业的从业人员大多主要为男性（除纺织皮革品制造行业外，其他三个行业男性都占了2/3以上），而女性分布比较多的行业恰是工作持续时间较短的行业（批发零售、其他社会服务业中女性所占比例超过3/4）。因此，不同行业“短工化”趋势的差异进一步体现了女性农民工高流动率的就业特点。

2．国有用工单位就业相对稳定，非国有用工单位流动率高

本研究还考察了用工单位性质对农民工工作稳定性的影响（图13）。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农民工在党政事业单位及国有、集体企业工作相对稳定，工作持续时间最长，为2.491年。而在非国有企业中，农民工工作持续时间按长短排列为港台、外资、私营企业。此外，上份工作为“个体户/自雇者”的持续时间最短。

（四）小结

当前我国农民工就业呈现“短工化”趋势，表现为工作持续时间短、工作流动性高。这一趋势表现在近年来农民工的工作持续时间总体缩短。就该群体内部而言，年龄较小的农民工、女性农民工变换工作的频率较高。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并不能缓解“短工化”的趋势，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民工的流动性反而更强。

就工作性质而言，表面上看，在技术含量较低的行业和工种中，农民工的流动率较高，但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只有某些特定技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民工工作的稳定性，而且，技能带来的帮助相当程度上被先赋的性别角色形塑。在非国有用工单位就业的农民工“短工化”的趋势强于非国有用工单位。这种就业“短工化”不仅在工作持续时间和换工频率上有所表现，而且对农民工的待业行为也有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