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研究方法
人情是研究主题，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是基本的研究路径，公共性与私人性是分析框架，建构理解农村人情现象区域差异的总体框架是研究目的。在研究方法上，笔者试图借用社会人类学中关于比较研究的成果，以及贺雪峰以村庄社会结构为视角进行区域差异研究的成果。
（一）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在社会人类学中的运用较为成熟。莫斯的名著《礼物》运用了比较研究方法，莫斯虽然提及了比较研究，但是他并没有对这种研究方法进行阐释。从《礼物》中对于比较研究的运用来看，比较研究无疑成为《礼物》的关键研究方法。莫斯将多个原始社会的民族志资料比较后发现，这些不同民族志文本中的共同性，就是礼物的流动，进而莫斯仍旧运用这些资料对这个重大发现进行阐释和研究。莫斯对比较研究的运用给予我们两点启发：第一，莫斯通过不同社会体系的比较发现了相似性，这个相似性成为研究的突破口，而这个突破口显然只有在相互比较的过程中才易于发现。第二，莫斯对于自己“严谨的比较方法”的阐释是，一方面研究要限定范围，另一方面要保持各个不同社会的完整性，使得每一社会在整个研究体系中都各有立足点。显然，比较研究是以完整的民族志为基础的，在不同民族志作品中抽象出来的研究体系一方面要有解释力，另一方面也要给每个民族志定位。
许烺光的《宗族·种姓·俱乐部》与摩尔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是比较研究的出色作品，在方法论方面给予我们重大启示。两者的比较研究与莫斯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注重异质性，而后者则注重相似性。事实上，不管是异质性还是相似性，都是比较研究的突破口。许烺光的作品更加注重比较研究的异质性。他的比较研究的核心命题是“民族性”，即比较中国、印度和美国的民族性，以发现各自民族的核心特征。许烺光认为比较研究具有重大意义，这是因为比较研究虽然不能提供“精确的衡量尺度”，却能建构一个“相对的衡量尺度”，这对于社会科学中的质性研究尤其有用。摩尔在中心议题之下梳理了三条历史线索，即资产阶级革命、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三条线索的经验分析中，摩尔紧紧围绕自己的核心命题进行分析整理，这种分析一方面使得各条线索都丰满客观，另一方面又把这些不同的线索整合到核心命题中。可以说，摩尔的研究把相似性和异质性结合得非常完美。
费孝通《乡土中国》的理论建构也是以比较研究作为基本的方法论。具体来说，费孝通比较的主体是中国传统社会与西方现代社会，或者说是现代与传统在城乡之间的影射。书中有许多关于这种比较之后的理论建构。刘世定（2007）系统地总结了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进行的理论建构，这些建构是以“比较”的面目出现的。与《乡土中国》研究方法相似的还有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2005），该书也是将中国和西方作为两个不同的社会文本进行阐释，他提出了如家庭—团体、伦理（社会）本位—个体本位、私德—公德、道德—宗教、向里用力—向外用力、治世—治道等概念，该书也是以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和比较为基本的研究方法的。
以上的比较研究实例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本研究对比较研究的运用注意到了以下诸方面。
第一，比较的“衡量尺度”。
社会科学研究社会现象，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因为社会现象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不可测量的，并不能做到完全的“科学性”，但可以不断接近科学性。正如许烺光（1990）所说，比较研究虽然不能提供“精确的衡量尺度”，但能建构一个“相对的衡量尺度”。有参照才有定位，社会事实和社会现象只有在相互之间的比较中才能定位和定性。比如，农村社会的人情往来中都有规矩，不同村庄的规矩是不同的，遵从规矩的程度也是不同的；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完全的规矩和完全的不规矩，只能说这个村庄的人情往来相对来说更加有规矩，而那个村庄的规矩则相对较少或者少有约束力。但是为了使问题明朗和表述方便，研究者往往会把以上的区别说成“有规矩”和“没规矩”。比较研究的各个研究主体就是参照标准，这个标准可以为社会现象表现出来的某些特征定性。
第二，比较的“相似性”与“异质性”。
比较研究既可以比较相同的地方也可以比较相异的地方，这便是比较研究在学术上能够保持活力的原因所在。研究者总有一定的生活背景和经验知识，当社会现象成为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场景时，社会现象的研究价值就很难被发掘。而如果比较不同的经验现象，研究者就会对研究对象保持敏锐力，对“习以为常”的现象进行反思。社会现象在不同情境和不同时空的条件下，总有差别和相似之处，人对于与自身经验相符的社会现象视而不见，可是对于那些与自身社会经验和既有的知识结构不符的事实往往会非常敏感，对于那些在不同时空条件下保持相同特性的社会现象也会好奇。“差异”和“相同”就成为研究者进行研究的突破口，是研究的起点。以比较的视角进入研究，以往的经验现象和现有的经验现象都能被激活而被重新排列组合，研究者的视野越宽广，理论创新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而学术成果也可以在这个意义上形成积累。
第三，比较研究的社区研究基础。
比较研究有一定的基础，这便是对于单个研究单位的充分理解。老一辈学者吴文藻、费孝通等人以单个村庄为单位进行的社区研究是传承结构功能主义的范例，这些研究就是个案研究。个案研究能够全面详尽地了解研究对象，此类研究类似于民族志，目的是在一个特定的社区中把各种现象之间的功能主义关联表述出来，以理解和解释单个社区的特性。
关于个案研究的一个经典方法论命题是，如何走出个案，即个案研究的代表性问题。围绕此问题，学术界有各种探讨。
费孝通（1996）对于此问题的解决方案是“类型比较”，即在社区研究的基础上建构关于某个主题的类型，以求接近整体。卢晖临和李雪（2007）的方案是“扩展个案研究”，旨在建立微观社会学的宏观立场，“它试图立足宏观分析微观，通过微观反观宏观，并在实践中处处凸显理论的功能”。朱晓阳（2003）的方案是“延伸个案”，即探讨特定个案在历史长河中的发展，“将延伸性个案视作一种个人或集体行动的条件信息。这种条件信息以及其他历史时间下的结构性和或然性条件的交汇影响特定行为者行动，从而影响村落社区建设之现实”。谭同学（2009）的方案是“类型比较视野下的深度个案”，即在社区研究的基础上加上两个关键词：深度个案、类型比较的视野。
与以上的方案相对应，比较研究中的社区研究基础呈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社区研究是全面的民族志，虽然有主题但是比较笼统，比如许烺光研究的个案是三个不同国家的民族性；另一方面，社区研究是以某个明确的问题意识为导向的，比如摩尔在个案研究中的问题意识是，在农业社会过渡到现代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土地贵族和农民阶级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摩尔在不同个案中的研究都是为了解决这个核心的问题。两个方面的社区研究都是以深度个案为基础的，有所区别的是研究主题。许烺光关于民族性的研究主题显然过于庞大，因为民族性的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许烺光在方法上会面临这样的质疑：民族性特征表现为多个方面，在强调某些方面特征的时候是不是有可能忽略了其他方面更重要的特征？这个质疑不无道理，因为民族性这个主题过于复杂。而摩尔的研究则较少遭遇这样的质疑，这是因为摩尔的问题意识非常明确，即在各个个案中解决的都是同样的问题，所指明确，比较自然严密、有力。
摩尔研究给予我们的启发是，比较研究的社区研究基础要以某个具体的论题作为核心问题意识，不求全面但求深刻和系统，并且要在同一层次上进行比较。比如要进行中国农村人情的研究，在人情论题上的各个侧面都可以操作化为比较研究：人情在各个区域的组织形态、表达方式、表演方式，以及知客的结构性位置、农民的为人处世等，把人情的各个层面分解进行比较研究，但是人情本身是浑然一体的，各个层面的比较研究要服务于人情作为一个系统论题的研究。显然，个案中对于人情的系统研究就是比较研究的基础，这样，比较中的“同”与“异”都能服务于关于人情的系统研究。
第四，比较研究的核心命题与解释体系建构。
比较研究只是研究方法，它最终要服务于学术研究。比较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回应研究者的核心研究命题，建构一套有效的解释体系，从而进行理论建构。研究者在进行比较研究的时候要注意，比较本身并不是目的，通过比较理解和解释社会现象、建构解释模型和理论体系才是目的。
第五，比较研究的优点和难点。
比较研究的优点是，研究者能够以现象之间的“差异”和“相似”作为突破口而很快地切入问题，并且在寻求差异和相似的过程中探讨社会现象的运作机制。比较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研究者作为生活世界的主体而对研究现象进行遮蔽。比较研究注重同类现象之间的异同，使得同类现象的研究更加丰满。比较研究建立的解释体系更加全面、更加具有解释力，因为比较研究可以最大限度地挖掘社会现象，给研究者提供参照系统。比较研究有两个难点，一个是如何进行比较研究下的个案研究，对于这一难点笔者的建议是选择明确的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另一个难点是如何把比较研究的结果组织成结构完整和意义完善的解释体系，笔者对此的建议是把个案研究的议题分解为不同层面的问题，然后在不同层面的具体问题上进行比较研究，这样，议题就比较容易保持完整。
（二）以村庄社会结构为视角的区域比较研究
如果说比较研究是抽象的方法论，那么区域比较研究就是契合本土实践的方法论。本书的研究充分运用了以村庄社会结构为视角的区域比较研究方法。
中国是一个区域差异极大的国家，并且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现象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这种特征决定了从学术上全面认识中国是非常困难的，关键在于如何从个案（社区）上升到区域，如何从区域推导出整体。事实上，关于中国村庄的个案（社区）研究非常丰富，深刻而且全面。这些研究或者是对个案进行深度解剖，或者是对问题追踪溯源。遗憾的是，超脱于个案层面和社区层面的研究却不多见，对中国农村整体的认识无法很好地从学术上呈现出来。本研究所运用的区域比较研究就试图回应以上问题。
村庄社会结构是研究农村社会的基本视角，贺雪峰（2012）认为它是理解不同地区村庄相似性和差异性的基础，以此为基础可以建构区域村庄类型的理论假设。具体来说，不同区域的村庄社会结构受到自然环境、人口流动、与国家政权距离等因素的影响巨大，进而体现在村庄内部的社会关系模式和自己人认同方面，而社会关系模式和自己人认同则是村庄社会结构呈现出的核心样态，在此基础上，村庄可分为三类：团结型村庄、分裂型村庄、分散型村庄。村庄社会结构在实践中是一个统一的体系，自然环境、人口流动、与国家政权距离、社会关系状态、自己人认同等各层面的要素投影在村庄中，形成了实践意义上的村庄社会结构。团结型村庄中，血缘关系主导，在熟人社会的范围内农民有着紧密的自己人认同；分裂型村庄中，血缘和地缘关系混合，农民在“小亲族”的范围有着亲密的自己人认同；分散型村庄中，地缘关系主导，在熟人社会的范围内农民有着松散的自己人认同。因为其统一性与系统性，村庄社会结构作为一个中层概念成为研究农村社会问题的基本视角和基本的方法论。
在本研究中，村庄社会结构的作用如下。
第一，它是研究人情问题的基本视角。熟人社会中的人情与陌生人社会中的人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其中的关键区别在于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在结构和性质上的不同。熟人社会的人情与其社会性质紧密相关，有一定的规定与客观规律，承担着相应的社会功能；而陌生人社会的人情则不受社会结构的影响，没有规定。村庄社会结构是一个表达熟人社会性质的中层概念，因此，作为一个学术命题，它也成为理解熟人社会人情问题的基本视角。
第二，它是研究人情秩序命题的切入点。将以村庄社会结构作为基本的切入点就是把其作为基本的研究立场，以村庄社会结构为一个核心变量来解释各种农村社会现象。从具体的层面讲，村庄社会结构可以操作化为不同的类型和不同的表现方式，并且连接着各种具体的村庄社会形态；从抽象的层面讲，村庄社会结构是建构不同类型模式的基本视角，通过将社会现象归纳和归类而成为契合本土文化的社会解释变量。人情是村庄形态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村庄社会结构就是研究的切入点。
第三，它还是进行不同类型人情比较研究的中层概念。从个案研究到类型比较，再到区域研究，村庄社会结构将其连接起来，在经验层面，把人情命题从一个社区问题上升为区域问题，进而上升为中国问题。作为一个中层概念，村庄社会结构的研究视角有利于进行比较研究和解释中国的区域社会现象。
村庄社会结构研究是进行区域比较研究的基础。村庄社会结构是影响众多村庄社会现象的核心变量，也是进行学术分析最为方便的基本视角。笔者认为，村庄社会结构的以下四个特点决定了其在区域比较研究中的重要位置：第一，村庄社会结构反映农村基本的社会关系状态，而在中国的村庄中，社会关系状态是核心；第二，由于社会关系状态不同，各个层面的政治、经济社会现象也不同，村庄社会结构在村庄中具有扩散性；第三，村庄社会结构与中国的历史进程和文化实践相关，在特定条件下具有同质性，而这一特点往往以区域差异体现出来；第四，村庄社会结构是历史进程和文化实践在现实中的投影，不同层面的要素相互重构，形成较为明晰的线索，研究者可以较为方便地进行抽象和归类总结。
具体来说，以村庄社会结构为视角的区域比较研究，就是将村庄社会结构作为区域社会现象研究的基础，笔者通过村庄社会结构的异同来解释不同层面的区域社会现象，来建构社会现象的区域模型。当然，以村庄社会结构为视角的区域比较研究以深度的个案（社区）研究为基础。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以村庄社会结构为基本视角，进行类型归纳和类型比较，建构解释区域政治社会诸现象的基本架构，并以此来完成对中国整体性和差异性的认识，这是本研究所运用的具体方法。
（三）田野工作与资料来源
笔者从2006年的暑假开始第一次进行农村社会调查，至今已进行社会调查22多次，累计驻村调查超过330天，足迹遍布全国8个省。笔者在多数情况下与同伴共同驻村10～30天，全面了解村庄社会的各方面情况，在整体理解中探讨某个主题的经验表述逻辑。在前18次的调查中，笔者所进行的都是全方位的“村治模式”调查，而后4次的调查则是关于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主题的专题调查。然而，正是前面多次的全面调查，使得笔者娴熟地掌握了社会调查的技巧，并获得进行某项社会研究的路径，也为后面的专题调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笔者对人情和熟人社会研究的关注要早于专题社会调查，下面是笔者进行的与人情和熟人社会有关的社会调查。按照学术惯例，本书已将部分地名和人名做了技术处理。
1.2008年9月27日～10月12日，湖北省京山县孙桥镇梭罗河村调查（与郭亮、王玲、朱善杰共同驻村）。
2.2008年12月30日～1月12日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聚合村调查（与贺雪峰老师共同驻村）。
3.2009年7月13日～8月3日，辽宁省凤城市赛马镇福兴村调查（与董磊明老师、陈锋、朱兴家、刘锐、吕盼博共同驻村）。
4.2009年9月26日～10月12日，浙江省奉化市西坞街道税务场村调查（与刘燕舞、桂华、王德福共同驻村）。
5.2009年11月20日～12月2日，河南省周口市扶沟县崔桥镇一村调查（单独驻村，张世勇、赵晓峰、桂华、林辉煌同行）。
6.2010年1月10日～25日，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沈集镇向岗村调查（与桂华共同驻村）。
7.2010年3月11日～24日，湖北省大冶市保安镇农科村专题调查（与赵晓峰共同驻村）。
8.2010年3月29日～4月22日，辽宁省凤城市赛马镇福兴村专题调查（单独驻村）。
9.2010年6月5日～20日，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坂木镇松冈村专题调查（单独驻村）。
10.2010年7月10日～30日，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朱里镇河滩镇西傅村专题调查（与董磊明老师、夏柱智、冯川、管珊、陶自祥、李雪婷共同驻村）。
在以上10次农村调研中，后4次进行的是博士学位论文专题调研。然而，在进行博士学位论文构思和写作的时候，为了表述的方便，笔者把最后3次调研的村庄作为博士论文的主要分析对象。笔者要进行的是关于人情的区域比较研究，后3次调查地点的基本情况如下。
福兴村位于辽东半岛的凤城市赛马镇，地域面积22平方公里，现有人口1541人，360余户，7个村民小组。福兴村地处山区，耕地较少，共1575亩，人均1亩左右，土质不好，每年土地上的产出只是玉米。福兴村有山林面积2.3万亩，2007年林权改革之前，福兴村的大部分山林已经被村委会以招标的方式发包出去了。当地人习惯以“沟里”称呼山沟之中的村庄，福兴村在新中国成立前被称为“喜鹊沟”，有一条从东南延伸出来的峡谷。当地人称自然聚居在一起的自然村落为“堡”或者“屯”，从1组到7组，分别有自己不同的名称。1组是费家堡，2组是刘家堡，3组是曹家堡，4、5组是前堡，6组是后堡，7组又是一条向南延伸的沟，被称为“庙沟”。1、2、3组的名称是以最早在此地定居人家的姓氏命名的，现在除了3组有较多曹姓村民之外，1、2组几乎已经没有费姓和刘姓村民了。4、5、6、7组一直以来都是杂姓聚居，所以这几组是以地理位置的特征命名的。整个村庄历史较短，大部分村民是一个多世纪前从山东迁来的，最大的家族曹家有8代村民，也就是有200年左右的历史。福兴村的流动性也较强，因为煤炭资源丰富，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很多来本地打工的外地人长期居住本地，也有以其他各种名义迁居于此的，还有不少人流出迁居黑龙江。赛马镇是凤城市经济条件较好的乡镇，而福兴村又是赛马镇条件较好的村之一。福兴村有煤炭和山林资源，这些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养活了村民，在福兴村经济政治的舞台上发挥着核心作用。
松冈村位于赣南山区，隶属于坂木镇。2005年时坂木镇响应上级号召合村并组，把原来的松冈村、河西村、高陂村合并为一个行政村——松冈村，人口多达4000人。随后，在进行新农村建设的时候，松冈村又被分为5个社区。因为人口众多，笔者对松冈村的研究只集中在其中的承坑社区。承坑社区现有人口1000人左右，包括4个自然村：承坑、小河屋、咸水湖、石桥下。这4个自然村的村民全部是刘姓，这体现了当地典型的村落分布结构：农民同姓聚居，如果家族大了就会另外寻找一个地方繁衍并形成一个新的村落。目前，承坑社区的4个自然村中，承坑人口200人，小河屋450人，咸水湖200人，石桥下150人。其中，承坑、小河屋以及附近的赖坑，这3个自然村是血缘关系最近的。据刘氏族谱记载，小河屋和承坑村民目前的在世者是143～149世，3个自然村在10代之上是同一个祖宗。而咸水湖是另外一个独立的刘姓支脉，据说咸水湖的在世者是180多世，而石桥下是从附近的自然村小坑分出来的，目前在世者是170多世。刘氏的祖先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汉高祖刘邦。完备的宗族组织是承坑社区一带典型的村落组织方式。
西傅村是山东潍坊地区的一个行政村，位于河滩镇以南约1.5公里处。该村在当地是中等规模，有107户，共383口人，更小的邻村南傅村虽然与西傅村是同一个祖先传下来的两个房支之一，但只有70多户，270多口人。西傅村没有村民小组长，只有3名村干部，分别是书记兼主任、会计与妇女主任，分别出自3个不同的大家族。西傅村有4个家族，但是也有老一辈村民视该村仅有3个家族，原因在于第4个家族尽管也姓傅，但村里正宗的傅姓村民认为，他们是不正宗的，属于“管家的后代”。这个“插曲”在傅家族谱上也有记载，第4个家族的人口在族谱上记为“付”以示子孙后代。除傅姓之外，西傅村还有5户马姓和刘姓杂姓户。西傅村有800多亩土地，人均2亩多一点，还有200多亩是荒地，全部在2003年以每亩每年20元左右的承包费发包出去。
之所以选择以上三个地点作为本研究的表述对象，笔者有以下的考虑。
第一，笔者要进行的是以村庄社会结构为基本视角的人情区域比较研究，研究对象要尽可能地涵盖中国农村的区域特征，又要有可操作性。笔者依据贺雪峰（2009b）对于南方农村、中部农村和北方农村的划分，分别选取了宗族主导的团结型村庄（赣南松冈村）、小亲族主导的分裂型村庄（鲁东西傅村）和原子化的分散型村庄（辽东福兴村）进行研究。
第二，虽然以3个村庄为主要的表述对象，但是笔者在其他村庄的调查经验都可以成为本研究的组成部分。通过以上3个村庄建构的关于人情的区域模型具有解释力，同样适用于其他地区。事实上，这3个村庄的经验虽然具有典型性，但是在某些具体方面也并不能涵括人情研究的所有论题。所以，本书中，3个村庄的经验是论述主体，间或有其他农村的经验作为补充。
以上3个村庄的资料主要是通过深度访谈所得，纸质资料主要是从各地农村收集到的礼单。但是，在各地收集到的礼单并不均衡，这有现实原因：在辽东的福兴村，农民都习惯在自家办事的时候制作正式的礼单，并且按照礼单的记录还礼；福兴村农民的随礼记录非常多，这也是因为农民有记礼单的习惯。而在赣南的松冈村和鲁东的西傅村，农民并不习惯记礼单，大多数农民的理由是自家办事时送礼的人是固定的，他们早已经记住了，根本不需要专门的礼单记录。于是，笔者在福兴村收集到的礼单就比较全面，而在别的村庄中收集到的礼单相对较少，对于相似主题的理解则主要依靠访谈资料。
（四）基本概念与表述框架
本研究有5个关键概念。
熟人社会。熟人社会是农民日常生活的基本单元，在一般情况下，自然村的范围就是一个熟人社会。熟人社会具有相对明确的自然地理、群体和心理认同的边界，是农民在社会和文化上的生活场合。农民的生活特征可以在熟人社会中得到整体性的体现。
人情。根据杨华（2008a）的界定，农村社会中的人情分为仪式性人情和日常性人情，仪式性人情是农民在人生大事时举办的仪式和待客活动，而日常性人情则是农民在日常生活中具有人情意味的互助、合作行为。本书对于人情的界定取其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事实层面，即仪式和互助行为等，第二个层面是行为层面，即把人情作为农民行为的模式来探讨，第三个层面是观念层面，即农民讲究人情，具有人情的意识和思维。仪式是指可以积聚和表现人情的各种仪式活动，或者以举办酒席待客为主的仪式，比如结婚、丧事、过寿、建房、考学等。随礼是指在别人家里有事办酒席的时候送一些礼物或者礼金，在北方大部分地区叫作随礼，有的可以细分为赶礼和回礼，在湖北等地叫作赶情或送情，即赶人情。知客是指农民办理各种事项时的支持者，他们有两个基本的任务，一是主持仪式，因为他们对当地的礼俗非常熟悉，另一个是帮助主人招待客人。在不同的地区对知客有不同的称呼，比如东北地区称为“待客的”，湖北有些地方称“知宾先生”，河南有些地区称“支事”，山东的一些地区叫作“总管”或者“喊架的”。人情异化是指当前部分地域的人情偏离了其基本内涵，突破了传统伦理道德的限制，出现了一些典型的怪异现象，农民感到人情已成为一种生活负担。人情很少或者不再发挥其社会正功能，其社会性质也发生变异，人情的价值含义逐渐消失，具体体现在人情的祛魅化、功利化和工具化上。
公共性。在熟人社会中，公共性意味着整体上有一个统一而有力的价值规范，这种价值规范能够在农民的人情行为中持续发挥作用，成为指导农民人情行为的各种规矩和礼俗，这种秩序能够不断再生产。公共性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村庄传统，另一个是作为共同体的熟人社会。
私人性。在熟人社会中公共性的规范和价值体系解体，不再发挥作用，农民按照个人意愿来行动，按照私人偏好和兴趣爱好，以及自己的情感倾向与理性算计来进行各种人情行为，遵循个人效益最大化和感情满足等私人性的目标。私人性并不必然意味着农民相互之间遵从理性算计的逻辑，个人的情感和个人的理想与目标，甚至是个人规定的“道德”都会成为私人性的表现形式。
为人处世。在村庄语境中，为人处世即“做人”和“做事”，是个人运用人际技巧、智慧，以达到做事和做人的目标。通常情况下，做成事情、获得别人好的评价、占据道德上的高位是农民做人的目标。为人处世是个人社会性的体现，是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模式。为人处世连接的是个体与社会，因为个人通过为人处世与他人发生关联，为人处世也能产生一定的社会效应。
本书的表述框架如下。
第一章是导论部分，提出本研究的问题意识，进行既有文献的梳理，建构人情研究的分析框架和研究目标，介绍研究方法和田野调查情况。
第二章介绍熟人社会的组织与结构。按照社会关系状态，熟人社会分为三种基本形态：血缘关系主导、地缘关系主导、血缘和地缘关系的混合。熟人社会中农民的行动逻辑基础是自己人认同，因此可以构建一个“自己人认同—熟人社会”的认知模型。
第三章是以人物关系为标准来探讨人情的构成。仪式性人情中的人物关系由四个基本组成部分构成：主人、客人、帮工、知客。主人是指办理仪式性人情的主体；客人是仪式性人情的参与者，通常情况下有邻居、亲戚、朋友等，即农民人情关系的组成要素；帮工是在仪式性人情中帮助主人办理事务之人，多是由附近的邻居和亲属组成，帮工的主要任务是从事一些与仪式性人情有关的劳动；知客是有着办理仪式性人情系统专业知识之人，起着协调整合、分工组织、引导指挥的重要作用。
第四章是以事物关系为标准来探讨人情的构成。仪式性人情可以分为仪式、酒席、礼物交换等部分，其中，仪式是核心，酒席和礼物交换则依附于仪式。不同类型的村庄中，仪式表现不同，遵循的准则和处理的核心问题也不同。仪式具有不同层次的意涵，即功能性、社会性和价值性，仪式的三个层面在农民生活中共同发挥作用。
第五章介绍人情往来的规则与机制。人情的构成是表面现象，其背后的核心命题是农民之间的社会关系状态，人情往来就是处理社会关系。本章论述了三种规则体系，即人情往来的参与规则、平衡规则和新陈代谢规则，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人情往来的社会机制。
第六章介绍人情与熟人社会。人情现象扩展到熟人社会中，成为一种微妙的社会运作。为人处世在村庄中不仅是人生哲学问题，还是具有结构性特征、有规可循的问题。本章以为人处世为核心，以外来户、村庄权威、村庄边缘人为对象来探讨人情与熟人社会之间的关联。
第七章论述人情异化的逻辑。人情异化有三方面的表现，即祛魅化、功利化和工具化。熟人社会的组织和结构是理解人情异化现象的基础，而公共性向私人性的转变则是促发人情异化发生的社会机制。
第八章是结论。本研究有四个基本的结论。第一，人情是有区域差异的，人情在不同的区域类型中是不同的。团结型村庄的人情是依附性的集体意志，分裂型村庄的人情则起着沟通人际关系的作用，分散型村庄的人情是建构性的个人表意。第二，人情异化的逻辑是公共性的衰落和私人性的增长。第三，人情秩序的建构是熟人社会的核心，起着分化与整合、协调平衡的作用。第四，熟人社会借助人情与人情秩序而得以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