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日本对天津经济统制的确立

第一节 日本在天津殖民统治的建立

一 天津市伪政权的成立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打响了第一枪，开始全面侵华战争。7月28日，日军占领北平，30日占领天津；日军主力部队在平津附近集结后，企图速战速决，占领全中国。日军沿着京包、京汉和津浦铁路发动进攻，到11月上旬的3个多月时间侵占了河北、绥远、察哈尔、热河、山西以及山东省部分地区，12月集结在山东德州的日军占领济南、泰安、济宁等地；日本海军于1938年1月10日占领青岛。至此，华北尽入日寇之手，成为日军在最短时间内侵占面积最大的地域。

日军在大举南侵的同时，在华北搜罗亲日分子，炮制傀儡政权。日军攻陷北平后，日军特务机关便组成由老牌汉奸江朝宗为会长的“北平市地方维持会”。“天津市地方维持会”是由日本中国驻屯军一手策划的。卢沟桥事变后，中国驻屯军特务机关头目茂川秀和少佐在天津积极物色人选，筹划成立伪组织。7月25日茂川秀和鼓动亲日派张弧出面，召集高凌霨、钮传善、刘玉书、沈同午、孙润宇等十余人在方若家中谋划伪政权的成立；27日茂川又在其特务机关所在地茂川公馆召见高凌霨，详细研究了有关成立伪天津市治安维持会各项具体事宜，在筹划伪政权人事问题时，高凌霨向茂川建议，天津是一个大商埠，如果成立组织，还应多邀请天津的各方人士参加。茂川等大致确定了高凌霨等伪天津市治安维持会委员人选。经过茂川周密的部署，并征得中国驻屯军特务机关同意后，7月28日伪治安维持会组成：高凌霨为委员长，王竹林、王晓岩、刘玉书、孙润宇、沈同午、钮传善、邸玉堂、赵聘卿、方若、刘绍琨十人为委员。7月31日，即日军占领天津的第二天，茂川宣布了中国驻屯军特务机关的决定：伪天津市治安维持会设委员长和十名委员，委员兼任维持会各部门负责人。委员长是高凌霨、秘书长刘绍琨、总务局局长孙润宇、社会局局长钮传善、公安局局长刘玉书、财政局局长张志澂、商品检验局局长吴季光、长芦盐务管理局局长王竹林、教育局局长沈同午、卫生局局长侯毓汶、高等法院院长方若。8月1日，在中国驻屯军特务机关的监督和主持下，伪天津市治安维持会正式成立。这是日本侵略军在华北占领区最早扶植建立的傀儡组织之一。

伪天津市治安维持会虽然是过渡性政权，但其成员基本是后来伪政权的班底，其中有旧北洋政府官僚政客，很多都与日本有一定关系。比如高凌霨是直系军阀曹锟的红人，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农商总长、税务督办等职；钮传善是清末的公费留日生，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孙润宇在日本法政大学学习，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后任天津市政府秘书长；刘玉书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曾是直系军阀孙传芳的参谋长；沈同午也是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曾是直系军阀孙传芳的师长。一部分人是天津的绅商，如王竹林曾任北洋政府盐务督办、当时的天津市商会会长，赵聘卿是恒源纱厂经理、天津市商会会董，邸玉堂是五金同业公会会长、天津市商会会董，王凤鸣是天津市银钱业公会会长、天津商会会董。还有一部分人是旧市政府的官员，如张志澂曾任天津市财政局局长；侯毓汶从日本千叶医专学校毕业，曾任北洋政府时期医官；刘绍琨为留日学生，中国青年党天津市负责人；方若虽是旧官僚、文人和收藏家，但自义和团运动时就为日军效力，以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馆为后台主办了《京津日日新闻》，并借此创办了房地产公司。由此可见，伪治安维持会大部分成员与日本军政当局关系密切，且有一半以上的人有留日的背景，方若和刘绍琨当时就被人称为汉奸、特务。伪天津市治安维持会的核心人物就是这些旧军阀官僚和亲日分子。一般工作人员有很多是原来市政府的职员，伪天津市治安维持会一成立，就通告原来的天津市政府各机关人员限期到原单位报到，“到8月9日为止，已报到者计前市府134人，财政局68人，社会局56人，公安局80人（警察除外），前市府及三局共计338人，占到原单位的79%强”。

虽然伪天津市治安维持会是由中国人组成的，但其完全是被日军特务机关控制的，不仅高层人员皆为日本特务机关收买的亲日派，而且其一切活动和施政方针均须经过日军特务机关认可后方能实行；该会的大部分会议是由日本特务机关长主持召开，会议议题由日本特务机关提出，施政情况也要随时向日本特务机关汇报。伪天津市治安维持会成立时，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以“赈济”名义捐赠该会10万元，并允许其“染指过去专供中国中央政府使用的重要财源”。除日本驻屯军特务机关长直接督导伪天津市治安维持会外，日本驻屯军还向该会各部门派出顾问、辅佐官和工作人员等日籍人员，通过这些日本顾问等指挥和监控伪治安维持会。

伪天津市治安维持会遵照日军意旨，临时代行天津市政府的职权，在协助日军维持社会治安、镇压抗日活动等方面发挥作用。比如该治安维持会公安局发出布告，“严禁商民不得私藏枪支”“隐匿不报者一经查出，从重惩办”；并多次与日本宪兵一起联合突击检查，收缴民间武器军火。伪天津市治安维持会还特别强调“注意防匪”“查访反动”。该治安维持会公安局的报告称：本市租界林立，中外杂处，时有共党及反动分子潜图不轨，殊足妨害治安，因此，“严饬各分局队属特别注意严查，随时密报，以资防范”。很明显，伪天津市治安维持会是把镇压共产党、其他抗日组织和民众的抗日活动作为其治安工作的重点。为了维系各机关部门的运转，伪天津市治安维持会在日军支持下很快接管了市财税系统，并颁布《安定金融办法》七条，规定了严格的限制提款措施，试图在抑制物价上涨、稳定混乱的金融秩序、管制等方面强化殖民统治。伪天津市治安维持会的成立及施政，为华北沦陷区其他地方伪治安维持会的建立提供了示范，并为日本建立伪政权奠定了重要基础。

日本中国驻屯军建立的伪天津市治安维持会仅仅是过渡性的，其目的还是建立完全独立于南京政府的政权。1937年8月14日，日本关东军制定的《对时局处理大纲》称，“以五省自治为最终目标，先将河北及山东二省（将来也包括山西）组成一个政权。另将察（哈尔）南，晋北合并建立一个政权。前者设于北平，后者设于张家口”。两政权内各配日本顾问“进行幕后指导”。8月31日中国驻屯军扩编为华北方面军后，增设特务部，任命原驻华大使馆武官喜多诚一郎少将为特务部部长；其特务部的主要任务是，“对日军作战的后方地区（包括冀东）执行各有关政务事项，统辖指导中国方面的机关，为使发送地区成为实现日满华合作共荣的基础而进行各项工作”，并准备“在华北建立政权”。9月6日该军参谋长指示喜多特务部长，“关于建立华北政权的准备，暂建立政务执行机关，以统治现在及将来的军队占领区的中国方面各机关，且尽量使之成为将来华北政权的基础”。而喜多诚一郎在筹划组织华北伪政权时公然主张，要建立的华北政权，将“取代南京政府的中央政府，使之在日军势力范围内的地区普及其政令”，而不是地方政权。这种主张，得到日本军部和关东军的大力支持，于是特务部四处物色亲日汉奸，积极炮制伪政权。

9月13日，日本华北方面军特务部以北平、天津两地治安维持会为基础，成立“平津治安维持联合会”。10月12日伪北平治安维持会召开常委会，决定将北平改称为“北京”。同时，特务部部长喜多则积极在平津地区网罗汉奸分子，组织伪政权班底，派根本博大佐到香港诱说王克敏重返北平，负责筹组伪政府。王克敏是老牌亲日分子，曾任北京政府内务部总长、财政部总长，以及冀察政委会委员兼经济委员会主席等职，他于12月7日到达北京后，即与在京津的亲日分子紧锣密鼓地组织伪政权。1937年12月14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京中南海宣布成立，首都设在北京。该临时政府管辖范围，随着日军占领地的扩大，逐渐由京津扩展到河北、热河、山东及山西、河南、察哈尔等省的部分地区。该政府下设3个特别市和4个省，即北京、天津、青岛市和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省；特别市设市长，各省设省长；省之下设道、县两级地方伪政权。日本是想以此代替中央政府，所以对临时政府的控制，不像在伪满那样直接由日本人任职，而是派遣顾问，“在制定政策大纲方面由日本顾问进行内部指导”；其顾问的任命，则完全由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决定，不必请示日本政府，也没有通常外交上的征求意见，所以其实质是日军直接控制下的傀儡政权。

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京津两市的治安维持会、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相继取消，成立伪特别市公署等。12月17日伪天津特别市公署成立，办公地址在今河北区中山公园，高凌霨为伪河北省省长兼天津特别市市长。1938年1月17日，潘毓桂任伪天津特别市市长，高凌霨仍为伪河北省省长。伪天津特别市公署为了进一步与日本勾结和安置其党羽，1938年初对机构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成立了外事处，并将公安局改称为警察局；又于3月间将社会局、教育局、卫生局、工务局均改为处，合署办公，所有行文由天津特别市公署直接办理；9月间又将电政监理处改组为公用处，并将原有的一科、二科、三科改组为总务科、文书科、人事科、经理科四科，文书科增设了调查统计股。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于南京宣布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北京的伪临时政府取消，其原班人马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王克敏仍为该会委员长，受日本华北方面军和日本兴亚院华北联络部的指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下有内务、财务、治安、教育总署，并增设实业、建设总署。其管辖范围为3个特别市和河北、山东、山西省以及河南、江苏北部的部分县，下设道、市、县各级公署；但实际上日伪军兵力有限，占领区与抗日根据地犬牙交错，变化不定，其所能控制的范围多只限于城市和交通干线，即“点”和“线”，各级政权大多是“政令”不出城门。1940年，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后，伪天津特别市公署便由伪华北政务委员会领导，同时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对其政府机构做了局部的调整和变动。1943年11月15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依据《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决定将天津特别市公署改名为“天津特别市政府”，天津特别市政府又增设了经济局，以推行经济统制和经济封锁。

伪天津市政府下设9个区，将原来的德租界、俄租界等另设为3个特别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1941年12月，日军占领英租界；1942年3月，日军将天津英租界“交还”给伪政权；1943年3月，伪天津市公署将3个特别区改称为第十、十一、十二区，接管的天津特别行政区（英租界）更名为兴亚第二区，接管的日租界改称兴亚第一区；6月5日，天津法租界交还中国，伪天津市公署将该区改成兴亚第三区；9月10日，伪天津市公署协同日军，强行接管意大利专管租界，改称特管区。1944年4月1日，伪政府决定开始实行新区划：将原有的12个区及兴亚一、二、三区重新划分为八个区，并依此编组保甲，仍保留一个特别区（旧日租界）。

二 日本在华北的经济统制机构和天津地位的变化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驻屯军扩编为华北方面军，是侵占华北的主力部队，也是处理华北占领区政治、经济等一切事务的最高指挥机构。该军特务部的主要任务是，一方面筹建伪政权以保护日军后方的治安；另一方面继续充当统治华北经济的策划者、主持者和指挥者。9月6日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给喜多的指示中，把华北的经济统治列为特务部的职责，即“关于交通、经济等的建设，应注意与作战用兵方面的关系，及国防资源的获得，努力促使日满资本的流入”。的确，华北军特务部实际上是日本统制华北经济的指挥所，它积极组织各方人力，制定和修改方针政策和计划，筹建各个会社，加紧恢复华北的交通和生产，尽快落实各项计划。从特务部的机构设置也可看出，统治华北经济是其重要工作之一。该部仅设总务课负责政务工作，而经济方面则设了3个课，即交通、通信邮政、建设课，课长均为日军大佐或中佐；特务部成员，除了原来的中国驻屯军、军部、政府的专门从事经济事务的军官和职员外，还将有多年殖民统治经验的满铁的人员列为嘱托，共同策划和管理华北的经济。

1938年12月16日，日本政府为了协调军政各方的对华工作，设置兴亚院，掌管对华事务。兴亚院以首相为总裁，外、藏、陆、海省四相为副总裁，处理除外交之外的中国政治、经济及文化事务。该院在北京、张家口各设华北联络部和蒙疆联络部，对两个伪政权实行分而治之，取消了华北方面军特务部和关东军张家口特务部，但是特务部的原班人马都转入联络部，喜多诚一郎成为华北联络部长官，关东军特务部部长酒井隆成为蒙疆联络部长官，各联络部的课长和成员也都是原特务部的现职军官。兴亚院联络部官制也有明文规定，各联络部长官及派出所所长“对与军事和警备有关的事项，应分别受各该地区的陆军和海军的最高指挥官指挥”。这表明了日本推行的是军政一体的军国主义统治机制。同样，在华日军也不会放弃手中的权力。1939年8月27日兴亚院总务长官来到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商讨统治华北的方策。军方认为，“根据目前的经验，现情形下设联络部以面对政府、地方机关和军队各领域的方式是适当的”。但是他又强调，“华北的治安是第一位的，其政治工作今后仍然以武力为背景才能够达到目的；经济建设也有必要加强华北在综合日满华的意义上的总动员态势。要绝对加强日方的指导机关，特别需要军部的一元化，以这种一元化领导顺利而彻底地掌握运用各种机会”。“华北现在情形下，为了政治特别是经济工作，有必要绝对加强兴亚院联络部的人力方面，特别是作为日元圈内的华北，要进行更强有力的指导。”军方就是要求兴亚院时时刻刻依靠军部的力量，加强对华北政治经济的统治。

1941年末，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战场扩及东南亚。为了保证战争物资的供应和调运，加强对中国以及东南亚占领区的殖民统治，达到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野心，日本政府决定撤销兴亚院、拓务省等机构，设立总理亚洲殖民事务的最高机构——大东亚省，下设总务、“满洲”事务、中国事务、南方事务四局，任务是动员殖民地区全部的人力和物力，统一调配各地的生产和运输，为战争服务。原兴亚院华北联络部和蒙疆联络部，由设在该地的大使馆取而代之，而大使馆的成员仍然是联络部的原有成员，可谓是“换汤不换药”。

纵观七七事变后的八年，日本在华北的政治经济统治机构曾三次易名，但其人员没有太多的变化，始终是华北方面军特务部和关东军特务部的班底，这表明在战争状态下军队的绝对权威性，也反映了日本在华北实行的是“军政合一”并有着强烈法西斯军国主义色彩的殖民统治。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鉴于北京的地位，将许多政治统治机关都设在北京，如兴亚院华北联络部、大使馆，且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也在北京，所以一些日本创办或者是中日合办的大型公司、会社的总部也设立在北京，如统辖华北经济侵略的国策会社——华北开发会社以及华北交通、华北运输、华北电业、华北电信电话、华北石炭贩卖、华北矾土矿业、华北重石矿业、北支产金等会社和公司。以华北电信电话会社为例，1937年7月下旬，在天津的日军请伪满的满洲电电会社紧急向华北派遣人员，满洲电电会社随即派遣300名社员在天津组成华北特派员本部，8月10日改称天津通信总局，10月13日更名为京津通信总局。1938年1月1日，日本递信省派来要员，要改组为华北电政总局，总局从天津移到日本侵华的政治中心——北京，为设立华北电电会社做准备，1938年华北电电会社在北京成立。因此，1937年后，对华北经济掠夺和统制的大本营移到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