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乡村能动性与乡村转型的案例

（一）新西兰昆斯敦

第一个例子是新西兰的昆斯敦（Queenstown）。昆斯敦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山区小镇，一直是新西兰人的旅游胜地。冬天，人们来这里滑雪；夏天，人们在此散步和冲浪。但过去几年，昆斯敦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外国游客比例从1965年的20%上升到2007年的61%。如今，到访新西兰的游客中，超过1/3会前往昆斯敦。以2007年为例，住宿于昆斯敦小镇的外国游客达到97.5万人，而镇上居民仅有2万人。国际旅游业的发展使昆斯敦成了一个高度全球化的地方，也成为“全球四大领先山区度假胜地”联盟成员之一。国际旅游业对小镇的经济贡献非常巨大，仅2004年外国游客在小镇的消费就达3.45亿美元，小镇过半的劳动力从事旅游业工作。另外，小镇的本地公司也利用全球化的理念从中获利。例如，“人间净土”（Untouched World）是镇上的一家本地服装公司，在其商店的橱窗里有这样一句标语：“不论是在新西兰户外，还是在纽约或米兰的市中心，我们独特的风格都能让您优雅自如。”正是这一理念使昆斯敦成为一个全球性舞台。另外，为追求舒适生活而移民到此的现象也在增加。过去10年里，这一地区10% ～25%的地产被国际投资者购买，外国人拥有的资产比例从2001年的4.5%上升到2004年的20%。但是绝大多数地产交易不是购买已有的房屋，而是购买土地兴建房屋。一位当地的地产经纪人说：“昆斯敦和周边地区实际已经成了全球的游乐场，吸引了世界各国的兴趣，我们的买家可以成立一个联合国了。”

全球性地产投资使这一地区开始兴建大量的新房屋。这引发了很多争议，因为房屋建筑会影响自然景观。不过，房屋建筑虽然由国际投资推动，但往往由当地人完成。许多地产开发是由当地投资者和企业家促成的，也得到极具新自由主义倾向的当地政府的支持，建筑条例的限制也因此被解除。在当地人看来，这是对农业衰落的一种回应——新西兰政府解除了对农业的管制，也取消了对新西兰农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支持，使得很多农场身陷困境，所以当地人试图利用全球化来重建他们的农业经济。正如地方政府所辩称的那样，“农业处于萧条期，收入减少，资产缩水，要存活下来就意味着要考虑卖掉农场的一部分。但谁会来买呢？当然是那些想过农村生活的人！这就是农场主唯一的逃生口或避难所”。

当然，这也给当地社区带来负面影响。那些迁移至此并购置地产的人是被小镇优美的风景和宜居的环境所吸引，而地产开发的扩张却破坏了这里的乡村风貌。一些为了舒适环境已经迁来的富有移民（有些是极为富有的国际影视明星）成了反对发展的领军人物，他们想要捍卫自己对乡村“田园诗”景观的投资。萨姆·尼尔（Sam Neill）也谈到这一点，他认为昆斯敦具有全球范围内的独特性，我们必须对它加以保护。但是，那些赞成土地开发的人则有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已有的外来移民只想自己从昆斯敦受益，却把机会之门向其他人关闭。正如当地官员形容的那样，“他们（已有的外来移民）把门一关，吊桥一拉，把农民挡在外面，自己在村里过着精英的生活”，而“我们不想成为南太平洋的阿斯彭（Aspen），不希望昆斯敦成为一个外来大富翁的聚居区”。

在昆斯敦这个例子中，全球旅游业与外来移民改变了村镇，全球范围内人口与资本的流动推动了乡村转型，给社区注入了大量资本，并带来了高度的发展。同时，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将房地产视为从全球化中获利的好机会，认为不能为了少数富翁移民而让小镇关上发展的大门。因此，围绕着“全球化”这一议题，出现了很多地方性的谈判。

（二）澳大利亚农民

第二个例子来自我和昆士兰大学的琳达·切希尔（Lynda Cheshire）教授所做的合作研究。我们合作的文章也即将发表。澳大利亚的农业一直是出口导向型的，其农业传统是将农产品出口到英国。但随着1972年英国加入欧共体，这条路径被逐渐关闭。20世纪80～90年代，为了让农业更有效地适应全球市场，澳大利亚在新自由主义原则的指导下进行了农业重组，即解除对农业的管制，取消针对农民的农业补贴，解散帮助农民进行农产品销售的营销委员会。这些改革虽然有助于农业企业的发展，却使成千上万的小农户因此而破产。然而，也有少数家庭农场主在此过程中建立了自己的国际业务。这些农场主有的在全球范围内直接销售农产品，参加促销性展览或国际贸易展；有的参加了国际网络和商会；有的与海外公司合资建立了企业；有的甚至向海外农场进行投资；有的在自己的农场中吸收了海外资本；有的往返于各个国家参加培训，考察不同地区以寻找国际市场，或者进入农业大学进行正式学习；有的在国际范围内购买咨询服务或聘用专业性的劳动力。通过不同方式，这些农场主进入了国际市场，直接参与到全球经济之中。在这里，我给大家举几个比较突出的农场主的例子。

（1）保罗·布朗（Paul Brown）：塔斯马尼亚（Tasmania）的水果种植者。他曾经种植苹果，苹果市场衰落之后，改种日本甜樱桃。他的产品直接销往日本东京的顶级饭店。这也意味着他要定期前往日本与客户进行商谈、开拓市场。他甚至与日本农民进行交流和合作，承诺不与他们竞争。在他的甜樱桃销售10年之后，日本本土市场才开始供应甜樱桃。

（2）马尔科姆·尚德（Malcolm Shand）：世界上种植小麦规模最大者，也是澳大利亚第一个绕过政府小麦委员会直接销售小麦的农民。他出口的小麦用于制作面条和意大利面，并销往日本、韩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地。他本人也定期前往巴西、阿根廷、乌克兰和俄罗斯等国洽谈业务。

（3）黛安娜·詹姆斯（Diana James）：有机农场主合作社社长。她向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美国、英国和欧洲等地出售有机牛肉和羊肉。她将澳大利亚的农民带到日本和中国香港拜访消费者，也将顾客吸引到澳大利亚内陆地区。这种交流关系一直在延续。

（4）布赖恩·斯科特（Brian Scott）：他参与国际市场的方式，依托于他全球性的社会网络和国际身份背景，在这一点上和其他农场主有些不同。作为维多利亚地区的番茄种植者、世界番茄协会主席，他通过自己的社会网络建立起经营关系，例如在乌克兰投资番茄种植农场，还当上了埃塞俄比亚农业合作社的顾问。

（5）珍妮弗·道森（Jennifer Dawson）：她在澳大利亚西部经营家庭农场，将活牛出口到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活体动物出口一直存在很多争议。为了解这一情况并解决相应的问题，她频繁地出国考察，以了解动物活体出口市场与动物福利。例如，她曾前往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去了解出口到那里的动物是被如何对待和怎样屠宰的。她一共到过16个国家，飞行超过100次，各种旅行长达12个月。

在这些例子中，所有农场主都拥有一种全球化的生活方式，他们是跨国商人、合作社的管理者、国际律师或者高级专业电脑工程师，但他们仍然把自己视为农民。正如一位养殖禽类的农民本·帕森斯（Ben Parsons）所说，“年轻时，去追女孩儿或出去玩时，说自己是农民时，我总感觉很尴尬。但现在我很自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荣耀的职业，我们不该避之唯恐不及。所以，过海关时，我本可以在表格中填上商人或其他职业，但我总是填农民”。这是一种新近出现的现象，农民正在成为跨国商人，他们创建自己的全球网络，成为再生产全球化过程中的行动者，并为他们生活的农村社区和雇佣工人所在的社区带来益处。

（三）法国拉尔扎克

第三个例子是法国的拉尔扎克（Larzac）地区。大约10年前，这个地方陷入了欧盟和美国的贸易战争之中。当时，欧盟拒绝进口美国含激素的牛肉。作为报复，美国对欧洲的一些产品征收双倍关税，其中包括拉尔扎克地区农民生产的罗克福奶酪（Roquefort Cheese），从而直接威胁到当地的出口贸易。为此，若泽·博韦（Jose Bove）领导“小农联盟”（Confederation Paysanne）中的一些农民采取了抗议行动。博韦曾经是一位环保活动家，为了抗议一个军事基地而来到拉尔扎克，之后在这里创建了“小农联盟”。抗议者拆除了当地的麦当劳餐厅。对此，博韦解释说，“麦当劳里的食品是用农业企业生产的原料制成的工业食品（如尽可能廉价的肉类，全世界的麦当劳餐厅使用的是同一种土豆和三到四种沙拉）。这是一个妄图称霸全球的跨国企业，一切都被其标准化了。这些因素显示麦当劳可以成为我们反抗全球化的目标，所以，我们决定拆除米约（Millau）正在修建的麦当劳餐厅”。

毫无意外，后来他们被捕了。但他们把庭审变成了一个更大、更复杂的辩论舞台，因为博韦召集的庭审见证者不仅包括当地居民，还有北美的工人领袖、菲律宾和印度的农民领袖、美国的环保活动家和消费者活动家。这次庭审让这些人会聚到法国，向人们宣讲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大型公司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它变成了一场对全球化进行批判和反抗的审判。这个乡村小镇的农民，借助全球网络和媒体来挑战麦当劳这样的全球经济体。他们以一种独特的行为方式改变了全球化，将拉尔扎克变成了一个反全球化运动的中心。这个法国小镇也因此成为反全球化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