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小结

最后，对今天的讲座做一个小结。乡村地区并非孤立于全球化之外，而是正在被全球化改变。不同的全球化过程对不同地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这带来一种全球乡村的新格局。对我们来说，关键是要理解正在发生的这一谈判、对抗和控制过程，并且在乡村发展战略中做出有效的回应。全球化的结果不是预先确定的，行动者能够利用自己的能动性对全球化进程加以干预和影响。这并不是说全球化一定会带来积极的结果，也不是说我们永远不会成为全球化的受害者；我所要强调的是，我们需要努力发现全球化给乡村转型带来的有利条件，努力消除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至少要确保全球性网络对乡村社会的积极效应——这就是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所要寻找的机遇。

 

主持人：全球化或许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它对文化、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因此，全球化是当代极具争议的议题。在现实中，全球化进程似乎是不可阻挡的。针对全球化进程，目前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两个观点与立场对立鲜明的群体，一是拥抱全球化，一是痛斥全球化。他们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又都有其自我支撑的理论框架和叙事逻辑。在此情况下，社会科学研究者应该如何面对这一社会现实？作为从事农村、农业和农民研究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全球化确实对农村、农业和农民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负面影响）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面对？

迈克尔·伍兹教授的这一演讲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些许启发。我们应该直面难以阻挡的全球化现实，既要阐释和揭示全球化对乡村的多维度冲击和破坏，也要充分认识乡村的能动性。乡村不可能孤立于全球化之外，一定会被全球化改变。我们需要记录和解释正在发生的“全球”与“地方”、“城市”与“乡村”的互动过程，尤其是相互的形塑和被形塑过程。其结果一定不是任何一方的彻底消亡或被彻底取代，而是既具杂合性也具各自特色的新形式。对于乡村来说，这种新形式或许就是伍兹教授所言的“全球乡村”。

 

问：为什么您研究中所用到的案例都来自发达国家？

答：之所以列举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农民的例子，是因为我的实地研究是在那里开展的，当然我们也必须去理解和借鉴发展中国家农民的经历和经验。我想要强调的是，尽管并非所有的乡村都能从全球化中受益，甚至很多乡村受到的恰恰是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对全球化进程中的乡村持一种绝望的观点，而应该在这种处境下努力找寻乡村的希望，思考我们能做什么，如何对乡村人口赋权，使他们做出有效的应对。

问：我认为在分析乡村社会的全球化过程时，考虑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权力是非常重要的。您觉得在不对等的权力结构下，小农如何应对全球化过程？

答：我希望避免用“好”和“坏”来对全球化进行归纳和评价，因为这无助于认识全球化，还会加强全球化的政治意涵。我们需要看清全球化的运作机制以及它所带来的机会和产生的威胁。在全球化过程中，权力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拥有权力的群体决定了全球化的走向，但权力并不是均衡的，例如跨国公司对全球化和发展政策的形成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这种不均衡的权力也决定了一部分人能从全球化中受益，而更多的人则承受了全球化的代价。我们确实需要去思考这种不均衡的权力对小规模农户所产生的影响。例如，当大型跨国公司进入农村社区、夺走农民的土地时，这些小农户经历了什么？他们有什么样的渠道和机会进行抗争？所有这些构成了全球化的“微观过程”。此外，在全球化过程中，我们也要关注受益者的层面和范围。例如，受益者是南半球的发展中国家还是北半球的发达国家，是普通农民还是富有的、更高阶层的群体？通常，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位高权重的群体在全球化过程中受益，这也就引出了大家提到的小农问题。在中国、南美和非洲等很多国家和地区，我们会发现很多小农和村庄无力应对全球化。我们在研究全球化问题的过程中，也许能够找到一些机会和途径去帮助他们，例如通过培育社区领导者的克里斯玛（Charisma）精神等。

问：在讲座中，您提到乡村能动性和政策的变化，但对乡村转型讲述不多。您能就乡村转型再进行一些解释吗？

答：在我列举的例子中，新西兰昆斯敦从一个大型的农业社区转变成由旅游业和其他活动主导的社区，成为新西兰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它的人口数量也迅速增长，从5000人增加到2万人。而拉尔扎克这个社区更多的是希望保持原有的农业传统，其所体现的转型意味相对较弱。但无论是昆斯敦还是拉尔扎克，我所说的“转型”是指这些社区不再是之前那个未经变化的社区。以拉尔扎克为例，在抗议事件发生之前，它并没有国际知名度，而现在它成了反全球化的中心和标志，也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们到此参观。因此，这种“转型”可能表现在人口、景观、社会等各个方面，我们要从一个更广义的角度去理解。

问：您所提到的那些先锋农民大多是富裕的农场主。您认为他们具备了怎样的特征才使其成为全球性农场主，他们在发展过程中的动力又是什么？

答：我们研究中访谈的农民只有20位，这只是澳大利亚农民中很小的一部分。之所以研究他们，确实是由于他们的优秀与卓越。与很多企业家一样，他们精力充沛、头脑灵活、具有企业家精神，这正是成功的农村发展先锋应该具备的特征。而他们的故事中更为关键和有趣的一点是，他们原本可以放弃农业而搬到城市生活，但他们却选择继续保留农场，从事农业。我想他们如此选择正是出于对农业和身为农民的自豪。

问：从您的讲座中可以看出，人口迁移现在已经变得相对简单。可能对法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这些发达国家的农民来说，情况确实如此，但对发展中国家的农民也是如此吗？

答：某些国籍的人口在迁移和流动方面的确具有更多便利，但全球化的发展对人口迁移也有显著的影响，它使人们有可能拥有更快捷的交通方式，能够走得更远，能更好地维持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另外，一些发达国家还在外国移民问题上存在冲突，如在美国、欧洲等地，一些乡村因此成为当地人与非法移民相碰撞的场域。所以，我们也要认识到人口迁移现象中存在的巨大分化，认识到迁移在地理分布上的不均衡。

问：您在讲座中提到全球化重新界定了乡村社会所处的“关系”，那我们如何在这种新的“关系”视角下思考乡村社会？

答：对这个问题，我的基本观点是，我们不可能对什么是“乡村”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通常，我们将农业作为乡村的核心，但也有很多农村地区是以矿业或林业为中心的，故而以产业来划分乡村也不够清晰。所以，我认为应该把“乡村”理解成一系列更广阔的关系以一种独特方式结合的产物。也正是这种结合，形成了乡村的现实。这种关系的结合也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形成的，因为全球化没有完全改变这些关系，它们中的一部分仍然在起作用。此外，是否存在对“乡村”的全球性认知，以及这种全球性认知是否与本土认知相冲突？这可能是值得我们继续深入研究的另一个有趣的问题。

迈克尔·伍兹（英国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教授、地理与地球科学研究所所长）毕业于英国威尔士大学兰彼得学院，并在布里斯托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96年到英国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地理与地球科学研究所工作，2007年任该所代理所长，2008年任所长。他在农村地理学与社会学、政治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及社会地理学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兴趣，尤其关注农村变迁的政治与动力。其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全球乡村”的兴起与全球化背景下农村地区的重构、农村政治、农村与城市背景下的社区治理与权力关系、农村社区及区域的社会经济重构。他出版了《乡村》《农村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导论》等一系列教材，专著《乡村性论争：英国农村的政治》，以及编著《新劳动力的乡村：1997年以来的不列颠农村政策》等。他是国际知名期刊《农村研究》的主编和《人文地理对话》《欧洲乡村》的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