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早期国家的形成

我将赞米亚看作世界上最大的无国家性的保留地，那里聚集了最大数量的、正在快速消失的无国家性人群。但如果用一个长视角来回溯过往，就会发现农耕国家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有多么晚。20万年前，非洲出现了晚期智人（Homo sapiens sapiens），大约5万年前，他们才离开非洲。所以，我们的种族有20万年的历史，而离开非洲并开始定居农业的历史只有5万年。第一个记录谷物和固定田块农业的历史文献可以追溯到1.1万年前，但第一批国家是3000～5000年之后才出现的。换言之，农业的发明并没有立刻促使城邦国家出现，而是在不同的地区或长或短地滞后了很长时间。例如，在东南亚的一些小国，直到3000年前才在版图上出现了规模甚微的定居点。如果从世界人口的规模来看，他们最初的数量仅是当时总人口数里的那一点点四舍五入的误差。

所以，有定居农业而无国家的状态是有可能的。例如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上的米南加保人（Minangkabau），虽然他们从事了很长时间的农耕活动，却避免了国家政权的形成。在少数情形下，国家也可能在没有定居农业时出现，只是这样的国家几乎全都是控制了商路上某个关键地点的贸易国家。例如马来半岛的马六甲人，他们虽然没有农业和内陆，但由于控制了贸易线路上的一处关键点，所以大部分谷物可以靠海路运入国境。因此，没有定居农业而有国家的情形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只是现实中非常罕见。

在此我要强调的一点是，人类在大部分历史阶段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最初只控制了地球上很小一部分地区，而其余的区域被认为是蛮荒之地。由于蛮荒之地的人口过于分散，没有多少可掠夺的资源，也没有便捷的交通将资源运出来，因此，控制这些地区对国家而言并不划算。例如，中国的汉朝初年、印度旃陀罗笈多王朝和罗马帝国都将这些地区视为蛮荒之地。当然，这些地方可能并非空无一人，只是没有王权，或者仅有几个很弱且彼此重叠和冲抵了影响力的王权，所以大家看到的是辽阔却缺乏有效统治的大片区域。实际上，即便在欧洲也是公元1500年以后才开始出现能够控制自己臣民的强大王国。

这些早期的国家与野蛮人之间有两种关系。第一种是贸易关系。早期国家不能完全实现自给自足，从而需要野蛮人占据的不同生态区位的产品，如稀有木材、宝石、建筑材料（如藤条）、药材等。所以，早期王国与边远地区的野蛮民族一直都有贸易往来。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建立在彼此依赖和自愿基础上的互补区域，即山地人或野蛮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来选择是否与谷地国家进行交易。因此，这种贸易关系与山地的独立和自治状态是相容的。第二种是奴隶关系。早期的王国尽管形式各异，但它们都是奴隶王国。如果没有奴隶，就没有国家。例如，在过去上千年时间里，巽他陆架（Sunda Shelf）地区最重要的货物就是奴隶；而东南亚的战争也并不是为了攻城略地，而是为了掳走人口让他们种地，向他们征税、征徭役。其背后的逻辑是，要控制贫瘠之地很难，但可以将其中的人口转移出来，以便掌控劳动力和他们的劳动产品。美国则将不能直接夺走其产品和劳动的人口驱逐到种植园，以便控制和剥削他们的劳动——这便是东南亚地区人口被掳走并集中到中心地带的原因，也是北大西洋和阿拉伯地区奴隶贸易的根源。因此，贸易关系和奴隶关系是早期王国与野蛮边陲之间最重要的关系。

后来发生了两个变化。这两个变化在亚洲的一些地区发生于19世纪中期，在另外一些地区直到20世纪才出现。它们的发生也使我的论述在1900年或1945年之后就不再成立。变化之一是，在19世纪中期，民族主权的意识形态造就了强大的民族国家，这意味着国家将首次动用庞大的力量在疆域内行使权力。在此之前，边陲地区不受皇权的辖制；但对现代国家而言，不论疆界如何划定，国家的统治都会覆盖全部国土。另一个变化是，在20世纪，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人们发现边陲不再是毫无用处的僻壤，而是极富价值的宝藏。有的边疆山区蕴藏着大量的煤、铁矿石、石油、原木、铜、矾土，以及所有对航空电子工业至关重要的稀有金属；有的边疆地区拥有丰富的水资源，是水力发电的理想场所或重要的水利枢纽。因此，这些原本一钱不值的蛮荒之地突然成为民族国家获取外汇的重要经济来源，需要最大限度地开发出其价值，国家权力也因此投射到了这些广阔的、未被统治的土地。另外，现代交通技术或“突破距离的技术”——如铁路、全天候的道路、电话、电报、手机、直升机等——的发展帮助国家战胜了六七十年前无法克服的地理障碍，为国家权力的扩散打开了方便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