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山地国家与谷地国家

在此，我想简单勾勒出山地（hills）和谷地（valleys）的主要区别。在东南亚，总体来看，“山地—谷地”的二分法吻合了国家与非国家所在的地理空间，即所有的王国都建立在谷地，而无国家的人群（除了少数聚居在红树林和湿地的人群）大部分居住在山地。当然，这并不是一种地理决定论。倘若我讲述的是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政权建设过程，那么地理形态或许应该做相应的调整。例如在安第斯山区，大部分冲积平地的海拔为6000～7000英尺，在那里，文明在山上，野蛮人反而在山下。

一言以蔽之，东南亚地区的谷地是国家所在地，其社会等级呈现平民、精英、王族等种种形态，结构井然有序，社会层层向地主、国王上贡。最重要的是，谷地是水稻的种植地；而山地的大部分地区是刀耕火种：山地居民砍倒树木、焚烧出空地然后耕种，地块每隔一到两年就会更换，居民也会随地块的更换而迁移。后者几乎就是赞米亚了，这里不存在能延续统治的国家，历史上偶尔出现过的小国也都转瞬即逝，鲜有长期存续的。相比于谷地居民，山地居民更具平等性，妇女的地位也更高。另外，山地居民和谷地居民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山地居民信奉的某种宗教也总是和谷地居民信奉的宗教相异。如果谷地居民是佛教徒，山地居民常常就是基督徒。

山地居民的种族有着异乎寻常的复杂性和多变性。这对人类学家来说颇有吸引力，却让普查员十分崩溃。在缅甸1931年的人口普查中，首席普查官在谈论遭遇的困难时说：“这些地区的居民变换语言就像我们换衣服一样寻常，他们每个人都可以说两三种，甚至四种语言。因此，以他们的语言为基础来判定他们的种族是毫无意义的。”

还有一个自相矛盾的事实是，从长远的历史来看，人们是在山地居民和谷地居民之间来回切换身份的。山地居民可能从山上下来，到达谷地，被文明所同化，开始种植水稻，成为佛教徒，慢慢变成谷地居民——这显然是关于野蛮人如何文明化的叙事；同时，也会有谷地居民离开谷地，来到山上，以躲避赋税、战争或一个正在毁灭的国家等。而且，即便没有被卷入战争，谷地居民也可能离开，因为他们种植的单一作物很容易歉收；另外，谷地是谷物和家畜的聚集地，容易招致传染病，常有瘟疫和虫害，所以一般不见得宜居。但这种从谷地到山地的迁移很少有人注意和了解，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东南亚地区视谷地为文明之处，视山地为野蛮之所，人们怎么可能离开文明而奔向野蛮呢？如果你认为山地居民是我们活着的祖先，是发现水稻和佛教之前的我们，那么从谷地到山地的迁移就变得尤其不可理喻。再次回到拉铁摩尔的论述：“中国修建长城既是为了抵御外族入侵，也是为了防备自己的纳税人逃离。”也就是说，要是没有长城，居民可能会迁移到没有赋税的地方，以另外的方式生存下来。而早期的中国王朝正是用这种手段让其子民留在谷地，乖乖缴税，乖乖服役，以供国家驱使。

尽管在谷地和山地之间存在双向迁移，但大多数东南亚人民只会注意到山地居民和谷地居民的差异，从而认为他们是彼此截然不同的群体。所以这种区分并不是外来的，而是亚洲本土的言论。我想引述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一书第二章中很有趣的一段话：“山上是远离文明的另一个世界，文明是城市、低地的产物。（山地的）历史就是没有历史，它处在伟大文明浪潮的边缘。即便是能够在平原地区延伸最长远、最持续的文明，也无法垂直移动，无法克服哪怕是几百米高的障碍。”另一位南亚历史学家保罗·惠特利（Paul Wheatley）的观点和布罗代尔一样，他写道：“纵梵音清远，难及500米之高处。”当谈到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Berber）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也说：“阿拉伯人能征服的只是平坦的土地。一旦碰到山地峭壁，他们就无能为力了，他们难以征服生活在崎岖地貌的人群。”研究越南的一位伟大历史学家保罗·穆斯（Paul Mus）也说：“国王的文明征服之旅止步于山脚。”这里的山脚是指越南中部群山出现的地方。

因此，很多历史文献认为，山地、荒漠等非国家聚居地存在的意义就是构成国家功能性的对立面或对应点。这些文献中最有说服力的是关于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之间关系的表述。柏柏尔人居住在阿拉伯地区，处于无政府状态。这里我想引述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阿特拉斯山的圣人》一书的内容。他在书中谈到的一种部落制度，可能与东南亚地区很相关。他写道：“这些部落居民（柏柏尔人，大部分是游牧民）知道他们有可能被一个更为中央集权的国家吞并，所以，他们一直有意拒绝或激烈反抗着这种可能性。阿特拉斯山高地的部落就是这样，在现代国家出现之前，他们是异类，但他们执意如此。‘边缘的’部落制度是一种存在于非部落社会边缘的部落社会。其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臣服的痛苦促使人们从政治统治中抽身而出，而他们相对均衡的力量以及山地和荒漠的特点使这种脱离成为可能。这种部落制度在政治上是边缘化的，它知道自己不要什么。”从这种意义上说，部落制度开始于统治权和税收结束的地方。

我想指出，文明并不是不能上山，但人们上山是为了躲避国家及其所代表的文明。虽然我说的是人类，但大家也可以为非人类的物种构建一个关于赞米亚的论述。例如，美国黑熊曾一度生活在谷地和草原，后来为了躲避猎人而全部跑到了山上；很多只能在一些保留地（Refugia）找到的植物也是如此，由于欧洲农业还没有在这些保留地推广开来，它们才得以继续存活下去。

在中国的唐、元、明、清以及后来的太平天国时期，不断有人成群结队地逃离国家，来到保留地或碎裂带；二战期间，也有人逃离冲突地区，进入东南亚的山地；甚至到“大跃进”时期，还有人想要进入赞米亚，以躲开集体化和大跃进。因此，这种逃离谷地国家政权建设过程的行为，同时逃离了税收、征兵以及单一作物过于密集和病虫害等引起的饥荒。缅甸掸山（Shan Hills）的许多居民，讲述了他们在八九百年前如何为了躲开缅甸军而跑上掸山的故事。他们一直都不认为自己是野蛮人，而只不过是政治难民，是山上的民族。再如，孟、苗、缅和瑶族的祖先在1200～1500年前原本生活在长江下游的平原地区，汉族王朝扩张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逐渐成为汉人，另外一些人则迁移到上游的水域，也就是我所说的保留地或碎裂带。

我认为最有可能说服大家的一个模式就是哥萨克人的形成。哥萨克人可能是今天人们公认的俄国最具有延续性的人群，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他们其实是逃离俄罗斯和欧洲统治而远赴边疆的农奴，并自称为哥萨克人。也就是说，一开始他们就不是同一个民族，只不过都是逃奴而已。当他们来到盆地时，就称自己是下哥萨克人；当他们到了亚速海，就说自己是亚速哥萨克人；当他们最终来到边疆并转变了生存方式之后，哥萨克人已经有了16个分支。他们采用了马背上的鞑靼人的习惯，例如他们有向族人开放的共同财产，他们也大量放牧，等等。就这样，哥萨克人成了一个群体。所以，如果大家从历史的角度去考察种族融合的漫长过程，将能较好地了解东南亚地区很多山地民族的形成。

现在来说一下国家和非国家聚集地的人口状况。泰国有一句谚语，“蔬菜放进筐，人群进芒场（muang）”。“芒”是指小镇或城邦。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正如蔬菜要放进筐子一样，人群要集中起来进入城邦。所以，治国术的秘密就在于会聚人群并组建国家。东南亚和中国早期治国术的关键，均在于将人力资源和农业生产集中在一处。这也是早期的中国王朝禁止刀耕火种的原因，因为刀耕火种会让人们分散居住，他们的产品也将不利于被占有。

试想，倘若你是路易十四的宰相——让-巴蒂斯特·科尔贝（Jean-Baptiste Colbert），你需要在前现代条件下为国王而不是臣民设计一个理想王国，那你也会希望将人力和物资都集中在一个半径很小的区域内。这个半径可能不会超过200公里，因为用牛运送谷物不能超过200～300公里，否则牛本身就会吃光所运送的谷物。中国谚语也说，“千里不贩粟”。除此之外，你还会发明出需要灌溉系统的水稻，因为水稻是国家梦想中的作物。稻田的优势何在？首先，水稻是一种长在地面上的作物，并且能在同一时间内成熟。如果收税官或军队要拿走你的稻谷，他们只需要在水稻成熟的时候过来就行了，当然更好的办法是等你收割、脱粒、放入粮仓之后再来拿走所有的稻谷；如果他们厌恶你，也只需过来一把火烧掉稻子，那么，你要不就搬走，要不就挨饿。其次，稻谷的储存和运输都很方便，单位重量或体积的价值比较高。从这方面来说，稻米要优于小麦和黑麦。甚至可以说，没有哪一种作物能像水稻那样适宜于将人和粮食集中到一个很小的区域——这也是古代中国王朝如此成功的原因。

在东南亚，有水稻种植的地方，往往会有一个国家。水稻种植面积大，就能形成大国；水稻种植面积小，就能形成小国。换言之，水稻是国家政权建设的必要条件。不过，在这方面，东南亚所面临的问题与中国及印度所面临的问题大不相同。1600年，东南亚地区每平方公里大约有5人，而在当时的中国和印度，每平方公里有30～37人。所以，在中印两国，国家可以通过控制土地来控制人口，因为土地是稀缺的；而在东南亚，人们能够而且确实逃往了广阔的边界，所以东南亚的王国很难把人们控制在中心地带。因此，泰国和缅甸等国有谚语说，“农夫找地主易，而地主找农夫难”“居有众多仆从，则门大开而无惧；仆从若少，则闭门为妥”，其意思都是要留住臣民，不让他们离开。

我想再讲讲关于国家力量的地理学，这也是山地或沼泽会存在差异的原因。通常来讲，水是一个连接物，能将人们从社会上、文化上、语言上连接起来，它在这方面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为过。例如，在蒸汽机发明之前，即使是从英国南安普敦坐船去南非，也要比坐马车从伦敦到爱丁堡快。而且，船还能比马车装载更多的东西。再举一个例子，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拉萨之后，面临着食物短缺，而要将粮食运到拉萨，肯定不能通过陆路。所以政府将3000吨大米运上船，从景栋（Keng Tung）经由海路送到加尔各答，再通过火车经孟加拉送达锡金，然后用1.8万匹马和骡子将粮食运到拉萨。所以，即便是在1951年的条件下，水运仍然要比陆路运输便捷上千倍。

所以，要想了解传统东南亚地区及其国家权力，我们需要的不是根据实际距离按比例测绘的地图，而是一些非常规的地图，即从中可以知道从地点A到地点B需要走几天路、坐几天船的地图。例如，虽然某个地方可能有300英里远，但可以通过水路到达，而另一处要走20～30英里崎岖不平的山路，前者无疑要比后者容易到达得多。另外，如果我们对真正的接触与交换、贸易、文化影响和语言融合感兴趣，我们也需要这种类型的地图。对东南亚人或南欧人来说，他们显然清楚东南亚海域的马来群岛是以水相连的，人们可以毫无困难地在马六甲和占碑（Jambi）、巨港（Palembang）之间往返；希腊各地也是依水相连，而非崎岖不平的山路。而且，所有东南亚谷地王国都沿可通航的水域和海域而建：在伊洛瓦底江沿岸有蒲甘、阿瓦和曼德勒；沿锡当河有东吁、勃固；在湄南河沿岸，有大城和曼谷；在湄公河的支流洞里萨河附近，有吴哥；越南的红河三角洲坐落着越南的古代文明。怒江是这个规则的一个例外。怒江又称丹伦江或萨尔温江，从峡谷喷涌而出，流入缅甸，但它没有多少冲积平原，附近也没有大城市，因为这条河的大部分河段不能通航，只在上游的几百英里内可以航行。可见，在这些能够通航的河流和海域之外，政府并没有成功地把自己的权力之手延伸到崇山峻岭之中。因此，我们需要这样一张地图——它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水运的便利如何克服了群山、沼泽或水泊的层层险阻，大大缩短了平地上两点之间的距离。

在此，我想重点说明一下国家权力在遭遇艰难的地貌（如沼泽、红树林、水泊等）时如何戛然而止。请大家想象一下，我手中有一个水平拿着的实景板，板上是东南亚地图，这幅图上所有的山都是凸起的。再想象一下，地图上有很多小洞，洞中装满了红墨水，一个洞就代表一个古代东南亚王国。如果把这幅地图向左、向右、向前或向后倾斜1～2度，红墨水就会顺着地图流淌。在这些王国首都附近的平原地区，墨水会流得很顺畅；如果再倾斜2～3度，就能很好地看清这些国家能够成功地将其权力投射到哪些区域；如果国家想要将权力投射到山脚或者更为崎岖不平的地貌，就需要更大幅度地倾斜这幅地图。因此，这幅地图倾斜的程度反映了国家将权力投射到这些区域的难易程度。当然，东南亚王国之所以不能成功地将权力延伸到山地，还缘于其气候的季节性。当雨季来临时，人们去不了任何地方，此时国家权力的范围会收缩至首都周围相当近的区域；而旱季来临时，国家才会扩张它的全部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