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无政府的山地王国：赞米亚

赞米亚（Zomia）是由荷兰人类学家威廉·范申德尔（Willem van Schendel）创造的一个新词。该词与印度语“Mizoram”（米佐拉姆邦）是同一个词根：“Mi”的意思是人民，“Zo”是指远离中心的边陲或内陆地区。所以，范申德尔用“Zomia”来指代东南亚大陆和中国、印度、孟加拉国等国边疆山地区域延展出的近250万平方公里的广阔高地，其中包括越南北部、柬埔寨的一角、老挝全境、泰国北部、缅甸北部，以及中国云南、贵州、广西和四川的部分地区等。这片区域远离它所穿过国家的主要人口中心及经济活动中心，横跨在8个民族国家与诸多宗教传统和宇宙观的结合带上。粗略地计算，赞米亚仅少数民族人口就有800万～1000万人。赞米亚有趣的生态多样性及其与国家的关系，使它成了一个全新的研究对象。

我把赞米亚看作跨越国界的阿巴拉契亚（Appalachia），是世界上最大的尚未被民族国家彻底正式吞并的地区。或许这些自我管理的人存留于世已时日无多，但回溯不远的过往，他们曾占世界全部人口的大多数。谷地国家将这些人当成我们活的祖先，即发现水稻、创立佛教和建立文明之前的我们；相反，我却认为这些山地居民是由逃民和逃奴组成的。在过去的两千年里（我所谈到的历史跨度是两千年，这点很重要），他们为了躲避谷地国家的奴役和诸如税赋、徭役、疾病和战争等种种压迫和风险而逃亡在外。所以，这些人几乎全部的生计都是精心选择的策略，其社会组织、意识形态甚至没有文字的状态都无一例外是为了远离国家的统治。他们分散在崎岖起伏的地带，他们的流动性、耕作习惯、血缘结构、易变的族群归属、对预言中千年领袖的推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避免被国家收编，以及防止在其内部产生国家。他们中大多数人想要逃离的国家就是已经成形的汉族王朝。很多山地的传说影射了这段逃亡的历史。1500年之前的材料还有些推测成分，但从之后的记录可清晰地看到明朝和清朝对山地居民的频繁围剿，以及19世纪中期中国西南地区规模空前的起义高潮——这些战火使上百万人成为难民。

这种看待历史的方法比较新奇，因为在关于“国家政权建设”（state-making）的海量古今文献中，鲜有人关注刻意的、反向的无国家性（statelessness）历史或者关于逃离国家的人的历史。然而，要理解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就离不开这段无政府者的历史。这种观点将世界上所有逃离强制性国家建设及劳役体系的群体统归到一起，如吉普赛人（Gypsies）、哥萨克人（Cossack）、从新世界的西班牙定居点和菲律宾逃出来的多语言混杂部落、逃奴社区、沼泽地带的阿拉伯人、西南非洲的游牧民族等。这张单子还可以继续罗列下去。从历史上看，这些人往往消失在“碎裂带”（shatter zone）或者难民区。碎裂带是一个在拉美和北美地区使用的词语，是指一个人们经常逃亡至此，以寻求庇护的地理区域。这些人可能来自不同种族、不同文化和不同语言背景，因此碎裂带是种族、宗教、语言和文化都极为复杂的区域。在今天的亚马逊流域和18世纪北美湖区许多印第安人部落最终落脚的地方，都可以发现这些碎裂带。

我的观点也许会扭转关于“原始主义”（primitivism）已被广为接受的认识。游牧、采集、轮耕以及神圣的血缘关系都属于二次调整，是人们主动的、刻意而为的“自我野蛮化”行动，是长期以来的政治选择。如果大家接受这个观点，那么中华文明对生番（raw barbarians）和熟番（cooked barbarians）的区分就会被彻底颠覆。从历史上看，中国西南地区的生番和熟番之间在文化上并无差异，只是在政治上有所区别，即他们所从属的统治结构相异，因为生番还没有被并入国家的版图，不在皇帝的辖制之内。所以，那些住在山上的克钦族人（Kachin）与英属地区的克钦族一样，只是因为他们所属的管理结构不同而被当作了野蛮人。可以说，野蛮开始于主权和税收结束的地方，它是一个政治边界的概念。当然，这一论断不适用于1900年以后的东南亚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在1945年之后，它在东南亚就完全不适用了。稍后我会解释为什么。